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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龙 开放与包容——民族文化传播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布时间:2015年09月11日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王启龙  阅读:88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感谢会议方的邀请,我来到了美丽的广西民族大学做演讲,谢谢!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关系格局。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其他方面,尤其是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全面传播与广泛交流。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彻底结束了相互隔绝的状态。彼此之间不管喜欢与否,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发生关系,都不可能各自打扫门前雪、老死不相往来,各干各的。一句话,全球化之前,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择善而交或者独善其身;而全球化之后,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交往成为常态,交往中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成为常态。在民族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一般来说,尊重文化差异日益成为世界交往的主流意识,但是,强弱文化之间、均势文化之间的交互过程和特点是不尽相同的。

历史和现实证明:无论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在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谋求发展,就得积极主动地向对方传播本民族文化精华,与此同时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养分为我所用,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不断吐故纳新,才能为世界文化不断奉献和增添美丽的华章。否则,如果抱残守缺,正常的民族文化交流受到人为阻隔,弱势文化将会更弱,直至消失,强势文化将会失去发展优势,直至衰败。而文化的衰落,必然导致民族的衰退。反过来说,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达,带动全方位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如何把握世界大势和国际潮流,积极主动地加强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之中,并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真正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成为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这个话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今天,我们在美丽的广西民族大学校园,共同参与主题为“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第二届公共外交地校论坛”就是一个具体而有益的实践。

本人认为,在民族文化传播中,无论是族际传播还是国际传播,都必须秉持开放与包容的原则和态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在传播与交流中相互借鉴、相得益彰,才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论题其实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早已得到证实,在现实的国际政治文化交流与社会生活中已经得到印证。这应该是人类认识中有关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条基本规律。

下面我从历史的视角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分析。

从历史的视角看,开放与包容是民族文化传播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妨以历史上的藏族文化发展脉络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创造了在世界上风格独特、熠熠生辉的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内容的藏民族文化。而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辉煌,也有灰暗;既有蓬勃向上,也有停滞不前。辉煌的时候、蓬勃向上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呈现形态和发展态势是阳光的、开放的、团结的;灰暗的时候、停滞不前的时候,是涣散的、封闭的、分裂的。

在唐代中国,唐朝与吐蕃王朝之间交流频繁,当然,其中有战争的交锋、有和亲的乐章,也有频繁的交聘,其繁盛程度难以言表。这里,仅以唐蕃双方往来使节的数据而言就足以说明问题,据研究统计表明: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至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的209年间,唐蕃使节交往共290多次,其中吐蕃派往中原的使者达180多次,而唐朝派往吐蕃的使节有100多次。 可见当时吐蕃王朝对于中原唐朝,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不管是什么形式,唐与吐蕃之间的交往从未间断,彼此都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气度与对方打交道,这个动态的、充满活力的交流过程使汉、藏民族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唐代优秀文化不断输入吐蕃,并受到对方的欢迎,因此促进了吐蕃在典章制度、社会文化、农业经济、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这是多元的,而吐蕃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土,受到中原人的欢迎,比如马球、比如服饰等。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更是如此。

而在公元842年吐蕃王朝灭亡之后,一直到1271年元朝一统天下之前的数百年间,西藏地区处于四分五裂、地方世俗势力与不同宗教派别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局面,可以说,那时候藏民族文化的发展是灰暗而单色的。朗达磨(?—842)废佛之后,在部分佛教人士的努力弘传下,佛教在后弘期得以延续和发展;但是,藏族文化的其他领域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可以说,这一长达数百年的黑暗时期,使藏族人民失去了与其他民族正常交流、同步发展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藏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

当然,由萨迦班智达与阔端开创的蒙藏政治联盟,被八思巴与忽必烈发扬光大,于是,自从元代再度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之后,西藏地区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藏族文化与内地中原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从官方到民间,从宗教领域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双方交流的深入程度是空前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此后,汉藏民族文化交流的主流并没有因为朝代更迭而中断,而后的明、清都延续和继承了前朝汉藏文化交流的传统,并在过去的基础上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民国时期治藏方面虽然一度松弛,但民国中央政府始终坚持西藏的主权,并大力推动民间交往,汉藏文化交流并没有停止。而新中国成立后,从西藏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西藏可谓改天换地,西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西藏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藏族文化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新西藏的新面貌被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所认识和认知,为藏族文化未来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

一个民族是如此,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比如汉唐、比如元明,哪一个不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敞开胸怀,以最大的开放程度向全世界输送和传播灿烂的中华文明,哪一个不是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和包容异域文化?正因为如此,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才在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大清王朝中晚期,我们孤芳自赏、闭关锁国,没能与世界近代科技文明有效接轨,没能进行全面的政治、社会、经济、科技与文化改革与转型,导致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没有赶上近代科技文明时代步伐,没能及时有效转型,最后彻底落后于西方文明,以至于国力日渐衰落。最终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彻底落败。此后长达百余年里中华民族一度备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华文化在许多方面彻底落后于西方文明。

这种备受西方欺凌的屈辱历史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才宣告结束。与此同时,我们才开始在追赶西方科技文明方面修正我们的路线、调整我们的步伐,然而,要真正赶上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补课,还在拼命追赶!

由此可见,开放与包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包容的时候,就会繁荣昌盛,封闭锁国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落后挨打。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彻底结束了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正如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可是,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所限,加上国际上某些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我们自身的失误,长期以来,至少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里,国内政治运动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文化建设长期偏废,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很少,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寥寥无几。这样一来,我们失去了好些发展机遇,本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迎头赶上的步伐被迫止步,进而加大了我们原本存在的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自我封闭的沉痛后果。

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正了过去的错误,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之后,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方位开放、包容的姿态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由此带动了我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影响。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是举世瞩目的。在此不赘。因此,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我们发现,从当代历史的视角看,答案也是一样的。那就是,民族文化要得到有效传播和发展,开放与包容是必由之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各种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所构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开放和包容。《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正是开放与包容的中国传统宇宙观之写照。中国古人认为天地最大,天高行健,地厚载物,寓意进取开放,厚德包容。正因为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开放与包容,使历经数千年发展历史的多民族汇聚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丰富、深邃弥久。

开放就要进取向上、就要志存高远,包容就要虚心学习、就要厚德包容。在民族文化传播、发展与交流中,开放与包容相辅相成,“唯因文化的包容性,开放在实践操作上才成为可能;唯因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才获得了实质性意义。人类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开放和包容的品质,就不能保持长久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从中国历史发展看,各种外来文化的进入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本色,相反却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以开放与包容的姿态,不断吐故纳新,历史上匈奴、鲜卑、契丹、辽、金、藏、蒙、满、回等众多民族的文化,与汉文化相互激荡、彼此交融,共同汇聚成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发展到今天,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同样,印度佛教、阿拉伯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也都融入了开放、包容的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正因为其开放与包容性,中国文化虽然历经磨难,但仍然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仍然具有了神奇而强大的生命力。

国际上有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常常将“中国文化”等同于“汉文化”,根据自己的话语需要做取舍和选择,显得随意而霸道,有时故意曲解主旨,混淆视听,制造不必要的误解或矛盾。这两个词在西方语言中常常是一个表达形式,英语里都是Chinese Culture。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据上述可知,中国文化并非单指汉族文化,而是指以汉文化为核心和基础,有机吸收各民族、各地域,乃至异域文化后形成的具有丰富多彩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而遗憾的是,我们有的国人也是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我认为,“中国文化”可以译为China Culture或者Chinese Culture,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比如“苗族文化”、“满族文化”可以译为Chinese Miao Culture、Chinese Man Culture等等。至于藏族方面,问题更多, Tibetan Culture既表示“藏族文化”、又表示“西藏文化”,为了对外表达准确,同样需要调适,我们用Tibetan Culture(或者Zang Culture)表示“藏族文化”,而一定要区别的话,“西藏文化”不妨直接译为“Xizang Culture”。既然青海大学、贵州大学等等可以译为Qinghai University, Guizhou University,为什么“西藏大学”不能译成Xizang University,而要用Tibet University呢?为什么西藏大学的网络域名还用www.utibet.edu.cn,而不用www.xzu.edu.cn呢?我建议,今后我们在这方面应该重新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专门的表达术语,正本清源,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在对外宣传中更清晰地表达中国文化的内涵。

这是题外话,我们还是回到开放与包容的主题上来。在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开放与包容的核心内容是“和”——和谐、和合、和美!“和”的文化意蕴首先强调彼此的“差异性”,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人与人之间如此,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也是如此。世间万物只有彼此包容、相互协调、才能共同进步,如果只是相同的事物彼此叠加,世界必定失去发展动力。《国语.郑语》里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周易大传》里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等,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对此问题的最好诠释。现实世界中,也是这个道理,不同国家和民族情况千差万别,文明模式丰富多彩,价值理念多元纷呈,因此,习近平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我们倡导开放与包容的文明观,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主席所明确倡导的“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应当包容互鉴,加强交流才能增强各不同文明的活力和动力。对此,习近平主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文明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和”绝非一团和气、绝非是非不分。“和”的文化本质。我们强调的是批判地吸收,强调的是去粗取精。人的智慧的增长在于不断地学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始终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向对方学习,但不是来者不拒,全部采纳。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强调原则,同时兼顾变通。这在实践层面同样与中国文化中儒家的中庸思想、佛教的和合思想契合。《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在讲做人做事的度,如何才能适度。开放与包容并不是无原则、无主见的传播或接收,而是秉持“中庸”智慧,适度而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是在盛赞中庸智慧是社会生活与实践中至高无上的道德,认为人的一言一行要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可见,孔子的学问修养,正是追求实践中庸所蕴含的开放与包容的品质结果。

女士们、先生们,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正是开放与包容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保证了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与完整性,这一特质使得我们自觉地、不断地虚心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以激活、丰富自身的文化创造力,保持文化不断吐故纳新、不断繁荣发展的独特魅力。在全球化进程如火如荼的今天,“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更应该自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以开放与包容的姿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虚心学习世界各国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丰富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为世界文化发展和文明进程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再造中华文明的新辉煌,使中华文化价值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交流,在对外宣传方面,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开放与包容,一方面,昂扬向上、积极进取,努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一方面要厚德包容,虚心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吐故纳新,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化。这里面需要做的功课很多,其中主要包括如何积极有效地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如何批判地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对于前者,恐怕我们的任务更重,因为在当今时代,我们的文化输出与输入的比例严重失调,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尚待加强。

要让对方了解自己,不能只靠官方简单的宣传品发放,官方所谓专家代表团出访等方式,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多种管道以对方听得懂、听得进去的方式进行交流。我个人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民间交流管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用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这样才有助于“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像察哈尔学会、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智库、学术机构,以及学养深厚、对党忠诚的专家学者,有时更方便扮演好这个角色,更能“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完成习近平主席所强调和要求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我也坚信,许许多多像察哈尔学会、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智库和学术机构,以及众多的爱国学者,将会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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