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丹长期缺乏发展经济的各项基本条件，并在国际上受到西方的孤立和歧视。复杂的国际政治使中苏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双方的合作范围从石油产业开始扩散到苏丹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经济利益而如此广泛地介入一个遥远非洲国家的事务中，这对新中国称得上是一个突破。也正因为如此，苏丹的发展与中苏两国合作的成功就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石油利益，还影响着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影响力的扩张。尽管今天苏丹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了国家分裂的影响，但中苏两国经济合作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仍然对今后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中国；苏丹；经济合作。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政治方向2012级博士生林中威（吴丹 摄）

前言

作为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美国《外交政策》所谓 “世界最失败国家”，苏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通过发展石油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十年之内便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的贫穷国家，成长为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个十年中，苏丹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高居北非六国之首，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一度达到了13%，其增长趋势甚至没有被２００８年所打断，这一成就也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评价。而中国作为苏丹占绝对优势的最大贸易对象和主要资金来源，其对苏丹经济发展的意义得到了举世公认，在一些新闻报道中甚至出现了苏丹的“中国模式”的说法。苏丹的成就也由此成为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全面经济合作的典范，为中国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因此，研究中苏合作推动下的苏丹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广泛的意义：其在很大程度上实践着一条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相互间合作为主的发展道路；有助于我国在新世纪继续完善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模式，扩张“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为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未来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甚至可能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 中国与苏丹经济合作概况

作为非洲最大的国家，苏丹经济长期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薄弱的基础设施，种族冲突和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导向。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苏丹在经济上进行过许多尝试，从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政策，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下的私有化与自由市场政策。遗憾的是，由于先天条件的不足和内部的不稳定，两种道路都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并且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直到九十年代，苏丹仍然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其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一度物资匮乏，外汇短缺，通货膨胀严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外债居高不下，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日后成为其经济支柱的石油产业也迟迟得不到发展。

尽管人们一直对苏丹的石油储量有较为乐观得估计，但苏丹油气资源的开发在1998年之前一直未能取得太大的成就，这一情况直到1997年前后中国石油牵头组建的国际石油投资集团加入对尼罗河油田这一苏丹最主要石油产区的开发后才得到了改观。1999年8月31日，来自这里的苏丹第一船原油从红海港进入国际市场销售，从而结束了苏丹进口原油的历史。苏丹政府因此将每年的8月28日定为“石油节”，因为苏丹不再每年花费上亿美元巨资进口石油产品[1]。至今，尼罗河油田已累计生产高质量原油1亿多吨，为苏丹经济发展贡献了数百亿美元的收入[2]，并仍然具有较大的增产潜力。中石油在负责开发这大尼罗河区域的大尼罗河石油公司中拥有40%的股份，共投资七点五亿美元，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四点五亿美元是以人民币形式在国内支付的。2000年中石油集团又联合苏丹以及马来西亚、海湾地区的其他公司共同成立了石油集团公司，负责开发另外两个区块的石油，中石油占41%的股份。以上石油区块的日产原油目前约占苏丹全部原油产量的97%。

与中国合作对苏丹石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原油开采与出口上，随着原油产量的飞速增加，苏丹建立起了包括原油加工和石化产品生产在内的相关化工产业。中方援建的喀土穆炼油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位于苏丹首都喀土穆州以北70公里处，是苏丹境内第一个现代化炼油厂，拥有世界上第一套加工高含钙、含酸原油的延迟焦化装置，2009年其产能已经达到500万吨，成为了中国石油在非洲的标志性工程和形象工程，令许多国家艳羡不已[3]。如今，苏丹生产的石油制成品油不仅满足国内供应，还出口周边国家。这样的转变即使是沙特这样的老牌石油出口国也才刚刚实现。

此外，在中国帮助下，苏丹在以石油为原料的其他化工产品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1年2月28日，中石油与苏丹能源和矿产部正式签署苏月一聚丙烯项目合同，投资2370万美元建设苏丹的第一个石油化工项目—喀土穆石油化工厂，中石油占喀土化工厂股份的95%，苏丹政府占5%。该项目全部采用中国的技术和装置[4]。该项目是苏丹第一个石油化工项目。喀土穆石油化工厂投资2370万美元，年产1万5千吨4种规格的聚丙烯原料，不仅满足苏丹本国的需求，还可向邻国出口，结束了苏丹进口聚丙烯的历史。喀土穆石油化工厂利用比邻的同样由中石油承建的喀土穆炼油厂含有丙烯的石油液化气作原料，加工生产聚丙烯树脂。聚丙烯树脂用于生产编织袋、包装薄膜、塑料绳、化纤地毯和塑料家用制品等。喀土穆石油化工厂的投产，不仅使苏丹石油工业体系趋于完整，而且将带动苏丹塑料工业的发展[5]。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石油公司已经在苏丹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在石油领域的大量投资，也带动了石油承包和技术服务企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石油工程服务队伍在苏丹建立了系统的服务体系，为走出国门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石油项目对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乃至双边政治交往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胡锦涛主席称赞中苏石油合作项目是“中苏合作的典范”。

石油合作的发展也促进了双方在其他方面的合作。苏丹石油经济的发展激活了整个国民经济，同时也由于中国飞速发展带来的海外原材料和市场需求，两个国家被愈发广泛的联系在一起了。中国目前是苏丹在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投资者，除了石油、电力等大型项目的投资外,中小民企的投资也日趋活跃。到2011年，在中国驻苏丹经济商贸参赞处登记的中国民企数量80多家，分布在建筑工程、医疗服务、农业种植、食品加工、轻工、渔业捕捞、养殖、住宿餐饮等投资领域。同时，中国还是苏丹最大的贸易伙伴，购买苏丹出口的70%。到2008年，中苏之间的贸易额为119.72亿美元，是1997年的92倍。我国出口的商品包括机电设备、运输工具、工业制成品、日用品等，从苏丹进口主要是石油、芝麻等。得益于这种紧密的联系，中国企业有机会也有意愿在苏丹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设从公路、水坝、住宅到电站、电网、电信网络和医院等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仅2003年，中国企业在苏丹承接的工程总额便达17亿美元，占苏政府工程发包量的80-90%[6]。总而言之，中苏经贸合作已经发展为以石油合作为中心，其他工程建设与服务业等各行业广泛合作的良好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也向苏丹提供了大量重要的经济援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年2月访问苏丹时，同意注销苏丹欠下的8千万美元的债务，并为苏丹的基础设施提供1300万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无息贷款。另外，到2007年十月为止，中国还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了近11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7]。同时，中国也是苏丹军队重要的武器供应商，中国不仅向苏丹提供国际市场上常见的国产轻武器和坦克等重型装备，还帮助苏丹政府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就认为中国的轻武器出口自达尔富尔冲突爆发以来增长了二十五倍，并且一直是苏丹政府最大的武器供应商。

二、合作对两国发展的促进作用

1.两国合作促进苏丹发展

长期以来，外债和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困扰苏丹经济的最大问题，要解决这两大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资金投入。但是一方面薄弱的基础设施和不稳定的国内局势就抑制了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于是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依靠苏丹政府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巨额的外债，并且其中大部分是利息与逾期偿还造成的罚款（截至2009年12月31日，苏丹外债总额为357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拖欠款。从苏官方公布的债务分析结果看，其原始债务为154亿美元，借贷利息为38亿美元，逾期偿付罚款利息为165亿美元[8]），同时苏丹还背负着不小的贸易逆差，这就使得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外汇储备。作为一个农业国，尽管农业产值占到苏丹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一半，但像所有前工业社会一样，农业的产出仅仅能够养活耕种他们的农民，而不能为国家财政提供足够的收入。石油工业的发展大大缓解了这个问题。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出口收入占苏丹出口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同时苏丹政府百分之六十的收入也来自于石油产业[9]。2008年苏丹贸易额达223.8亿美元，其中原油出口1.6亿桶，金额120.7亿美元，占苏丹外贸出口总额的92.69%[10]。石油已是苏丹外贸支柱性产品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这一收入仍未解决苏丹由于外汇匮乏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但还是大大缓和了它的经济困境。首先，在财政收入方面与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石油美元的流入使得苏丹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政府的财政收入获得倍数级别的增长。从1999年第一桶石油出口，苏丹进入自国家独立以后经济发展最强劲的时期，在美国经济制裁等各种不利因素下仍多年保持8%以上的增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石油合作开展前的38美元提高至2008年约22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倍，从1999年的10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5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从334美元增加到532美元[11]，从而一举脱离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而苏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由2001年的十六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一百一十五亿美元，这就为政府的各项活动提供了资金。同时，尽管外债总额还在不断增加，但其占GDP总额的百分比确在飞速下降。其次，石油工业的发展保证了国内投资、带动了国内市场的增长，苏丹围绕石油工业的需要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发电站等等，而这些建设的需要又扩大了国内的粮食、建材和机械市场，为生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由于石油出口的需要，其港口吞吐量激增，这就为发展其物流行业提供较好的条件。再次，石油工业的发展还影响了苏丹的社会结构。正如苏丹工业部网站所指出的那样：工业的价值不仅局限于他所创造的经济效应，还体现在他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发展与改善。因为工业不仅生产商品，同时也是一种有别于农业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为了满足石油、基建和能源等行业正常运转的需要，中国公司在苏丹进行了大量的人员培训，这就提高了苏丹民众的教育程度，促进了其社会的进步。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石油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苏丹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在国内，石油收入为苏丹带来了久违的和平，资源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苏丹内战的罪魁祸首，而石油工业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情况，同时由于大多数是由产地位于苏丹的南北分界线附近，而出口这些原油又必须通过那条唯一的输油管线，这就是冲突的南北双方必须坐下来谈石油分配的问题，这一经济合作的需要即使在苏丹分裂后仍然成为了维系南北苏丹总体和平的一大支柱。在国际上，石油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苏丹孤立的状况，一个时期以来，一方面由于苏丹缺乏资源导致对各国吸引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其在外交中推行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外交政策，并且与周边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纠纷，苏丹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说是不受欢迎的，然而石油这种重要资源的发现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目前，苏丹不仅在国际事务中受到了中国的坚决支持，而且逐步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得到缓和，同时还有望成为欧佩克等国际组织的成员。正如苏丹对外关系部长穆斯塔法指出的那样，在以经济利益交流为基础的当今世界，石油出口在苏丹拓展外交空间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丹开发并向国外出口石油，是通向和平与发展以及实现同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经济合作的桥梁。石油已成为苏丹近年来成功实施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

2.合作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对中国而言，中苏合作为中方带来的首要好处也体现在石油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求正在快速增加。目前，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七点八，而到2020年将升至百分之六十四点五[12]。然而限于历史原因，世界主要产油国的油矿经常掌握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手中，这就导致了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影响，也对我国的石油安全造成了威胁。参与苏丹的石油开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局面。苏丹是中石油最大的海外基地，其石油工业发展很快，而其潜在的储量又仍然极其巨大。在2009年，苏丹已成为中国的第六大石油进口国，尽管进口总量仅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百分之六左右[13]，但中石油公司在苏丹开采的石油有相当部分为自主支配的分成油品，与受油价变动和国际政治局势影响剧烈的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

此外，由于苏丹石油项目中中方是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中国企业参与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厂建设，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中国石油技术和石油承包，因此中苏石油合作还大大带动了国内石油物资装备、技术和工程承包出口，使我方获益颇丰：上游项目中方工程承包额约9亿美元(实收到3.4亿美元,其余在国内以人民币结算),可获利润1亿多美元。炼油厂承包项目金额5.3亿美元(其中5亿美元在国内以人民币支付),也可获利1亿多美元。同时，工程承包还促进了劳务输出,中方超过6000员工参与了工程施工,缓解了国内石油企业人员过剩的压力。最后，苏丹项目也是我国石油产业走向国际，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的一个重要契机：工程所需的输油管道就是由宝钢提供钢材,中油集团四家管厂在国内卷制的,这也是我国输油钢管首次打入国际市场；管理上，由于苏丹石油项目建设采用国际标准并使用国际第三方监理,这对中国企业转变观念、锻炼队伍、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施工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在苏丹施工队伍人均年产值30万美元,也达到了国际同行业水平[14]。

而中苏之间随石油合作发展变得愈发密切的经济联系还带动了中国企业在苏丹其他业务的扩张。飞速发展的经济使苏丹成为了非洲地区最为重要的承包工程市场之一，而中国与苏丹的全天候友谊又让中国企业在苏丹具有了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在水电、精炼厂和电信等业务上获得了许多合同。此外，不仅是大型国有企业在苏丹进行业务，苏丹的新兴市场也有吸引了许多中小民企进入苏丹市场，活跃在从基建到零售的各个领域。

中苏合作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苏丹在中国帮助下取得的成功为中国的国际声望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合作本身大大增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由于中国在与苏丹的交往中往往采取更为平等互利的态度，并且更为乐于与独立而稳定的苏丹合法政府合作，这就使得中国成为了苏丹军队重大技术装备的来源和国际政治中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事实上，中国也确实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为苏丹抵挡了不少压力。而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得以在苏丹得到扩张，喀土穆大学开设了中文系，双方的其它文化合作项目正在落实和推进之中，如拟在苏丹兴建的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等。

另一方面，这种成功为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国际声誉作了很好的广告。根据世行最新数据，苏丹近年来经济逐渐发展，2007其GDP已经在全球排名第65位，摆脱了贫穷国家的地位。在十年之内，苏丹从一个赤贫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迅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苏丹经济年增长率超过8%，高居北非六国之首。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3%，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利用自有资源发展工业，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样板，是一个真正的非洲穷国依靠自己资源脱贫的奇迹。在这一奇迹的影响下，中国已经与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在石油方面展开了合作。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苏丹的支持一方面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一个可靠盟友的形象，一方面也锻炼了中国作为一个深入参与国际热点地区事务的负责任大国的能力。

三、中国与苏丹经济合作的启示

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苏丹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石油产业为突破口，通过广泛引入外国资金、技术与服务，快速全方位提高国家现代化水平的过程，其成就不仅体现在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张与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之上。这一进程离不开中国的扶持，而这一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与苏丹政治关系的发展。中国不仅与苏丹政府，同时也与南方自治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为保障我国在分裂后苏丹的经济利益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形象建设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巴希尔总统就曾多次表示：没有中国，就没有苏丹今天的石油工业，中苏石油合作为苏丹实现了和平，中苏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是发展中国家自强联合的典范。这一言论从侧面证明了中国与苏丹关系对于中国在非洲拓展其影响力的重要意义。

纵观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在与以苏丹为代表的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成功的经济合作，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中存在的两大优点：追求双方共同发展与充分尊重对方政府。以中石油集团秉承的“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理念为代表，中方在苏企业坚持在保证自身赢利的同时努力促进苏丹方面的发展与进步的方针，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帮助工地附近村庄打水井、修公路，到帮助苏丹培训工人、维修机械，进而建立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实现成品油自给，中国企业为苏丹的建设做出了超出其商业义务的努力。同时，中国政府不仅对苏丹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还在因达尔富尔问题受到国际强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有节制地利用了其对苏丹的经济影响力，体现了对苏丹政府的尊重。中方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借经济、人道主义等原因干涉苏丹内政；一些跨国公司以获取资源为唯一目标，忽略对苏丹工业经济发展的扶持，甚至不惜唆使苏丹军队动用武力驱逐油田周围居民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初步摸索出了一套以自然资源开发为切入点，带动合作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更为平等互惠、合作共赢的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出现，不仅是中方措施得当的结果，也是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使然。

第一，当前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有能力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发展。冷战结束后，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人力成本的提高，国际分工链条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断层，那些最为贫穷落后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根本无力运作从前者引进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和装备，无法支付购买前者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所需要的高额费用，而这些国家自身薄弱的教育水平以及技术基础又无法保障其依靠自身力量求得发展，这就使得部分国家甚至无法继续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沦为“失败国家”。苏丹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很长时间所面临的状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中国来说，这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给我国相对廉价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技术装备出口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拥有完整产业链条的新兴大国，中国对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从劳动力到资本；从跨国公司到个人企业的全面“走出去”有着广泛的兴趣，这为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全面共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而这种全方位的服务也恰恰是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普通公民在以苏丹为代表的一系列非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事业。较之往往在经济交往中附加政治因素的西方国家，中国人更注重通过劳动换取现实的收益，也更能体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于发展的需要。用中国人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建设非洲，首先提高了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获得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基础；其次满足了中国自身发展对于资源与市场的巨大需求；最后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降低了贫困带来恐怖主义与环境危机等全球化威胁的可能。

第二，中国的外交传统和战略定位使其倾向于与第三世界国家平等交往，从而为与后者的共同发展打下了基础。以往涉足非洲的发达国家往往或是前殖民地的宗主国，或者对后者具有压倒性的政治与经济优势，于是他们热衷于为达成自身的政治与经济目的粗暴地干涉当地政府的决策，以求谋取快速而高额的回报。这就削弱了当地政府的政策持续性，进而影响到后者的权威。而政府权威的缺失恰恰是非洲大陆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15]。而中国的独特历史与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倾向于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的行为模式。首先，中国是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后来者，其综合实力相对薄弱，客观上缺乏影响它国的国内事务的决定性手段。其次，在政治传统上中国自成立以来便一直坚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阵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最后，作为一个在文化和发展经历上都有鲜明独特性的国家，中国更能尊重各国政府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而非过分关注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时更倾向于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彼此的分歧，维护双方共同利益。这对部分在国际上较为孤立，又亟需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着独特的意义，使得他们能够更放心地选择中国，从而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张提供了空间和成功典范。

总结

中国与苏丹的密切合作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由于苏丹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在国际上争议不断。但无论如何，中国与苏丹之间的合作尽管是以石油合作作为突破口，但却绝不仅仅止步于石油合作，而是以前者为契机，中国政府与企业对苏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推动。这一模式不仅满足了中国自身的战略需要，也确确实实为苏丹人民带来了好处，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增加，发展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问题，更对我国政治经济稳定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也难免越来越引起一些国家的警惕和排挤，我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遭遇也将不断重演。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就更有必要顶住外界压力，坚持通过平等合作追求共同发展的原则，把握一切机会促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以共同全面发展的现实成就为示范，改善中国在广大发展中眼中的形象。唯有坚持独立自主、尊重对方并且互利双赢，才能形成一种符合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的，独特的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的模式；才能促进具有各自独特国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脚踏实地的发展与进步。而这才是真正有利于自身、有利于对方、最终有利于国际社会的行为，才是用于担负自己应尽国际责任的体现，这才是有时代特色的国际正义。

作者简况：

林中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政治方向2012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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