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第五届公共外交北京论坛 • 学者发声︱赵明昊：“一带一路”与特色型智库建设
原载于：由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赵明昊于第五届公共外交北京论坛发言稿整理而成，4月6日
“一带一路”是当前较热的一个话题，与公共外交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我们的智库建设也提出了相应的需求。
第一，“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超越原则、超越批评的阶段，尽管各方面对这个合作构想或者说对这个倡议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一带一路”在2015年已进入了一个实施的阶段。
第二，亚投行已经成为最近一段时间的最大焦点，这表明“一带一路”的很多事情、很多机制已经在推进。同时我们也看到，比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这样一些项目也已经在实施。这个走廊的构想，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由智库最先提出来的，逐渐升级为国家级的合作机制。
也就是说，如今“一带一路”进入实施阶段，在这样的关口上，对智库建设和交往提出来的要求是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难度了。“一带一路”不光有基础设施、货币、贸易方面的硬件的联通，同时也特别强调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这两个“通”都是软联通，这跟智库交流和智库公共外交直接相关。过去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中国经济活动向外拓展的时候，遇到的很多是商业风险、经济风险和法律环境风险，而未来一个时期，可能会较多地遇到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是文化风险。因为有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存在非常复杂的跨境民族问题，教派冲突问题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陌生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要克服或者说应对一种对于中国对外发展合作的软约束、软遏制。我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在缅甸的事情，大家关注很多。美国驻缅甸大使米德伟原来是美国最顶尖的智库之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个学者，他就非常善于接触和利用缅甸的社会力量，这两年在缅甸做的工作“风声水起”。我们中国企业承担的一些项目遇到了问题，除了我们自身的问题之外，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美国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美国人去接触、去借助缅甸当地的智库、民间组织、媒体方面确实有其优势之处。“一带一路”建设会遇到更多的软约束、软遏制的问题，看似软的东西，现在变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硬了，软环境建设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硬任务，成了一个硬骨头。所以我认为智库的工作，应着眼于建设一个有利的软环境。实际上这一点对于智库来讲，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就是智库该做的事情。
第三，“一带一路”广受关注，很多高校成立了“一带一路”的专门研究机构，但是，我们现在也许需要的不是一个求全的、包罗万象的“丝路研究院”，而是需要研究在建设过程当中具体能力模块的问题。比如企业国际化的能力，与当地社群接触和影响它们的能力。而不是大家都去研究丝绸之路，非常泛泛地去研究，应成立一些能够解决这些能力模块问题的智库。在千军万马做“一带一路”智库建设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重智库的特色型发展，一定要有自己打得响的拳头性的研究产品或是服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智库也要完成一种转型，从研究到政策倡议，然后再到行动，也就是兼具研究、倡议、行动这三方面功能的一种新型智库。我想这是下一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所需要的智库类型。
最后我想结合这些年接触的一些智库做公共外交的具体案例，讲一讲中观层面我们该怎么做。简言之，我认为要求实、求新、求声音、求人才，从这四个方面简单地讲一讲。
第一是求实，“一带一路”是在商言商的事，会遇到大量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包括企业国际化能力提升、企业怎么规避风险，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智库一定要跟发改委和商务部、跟一线的国企和民企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已经从过去以对外承包工程为主，逐渐转向绿地投资、股权投资，这会诱发你和当地社群，当地精英各个层面之间的摩擦矛盾，这些政治和社会风险都是实实在在的。智库的研究议程设置一定要求实，研究结果一定要求实，落在实字上。这里举一个日本东南亚研究所的例子，它从六十年代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深入到东南亚，当时是没有人搭理，但是几十年坚持下来，做到今天，现在可以说是响当当的智库。
第二是求新，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模式，同时也需要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比如去运用一些大数据的方式，更有针对性的去监测对象国社交网络上的关注重点，它的民意变化，同时我们把原来做的“大舆情”分析进行改造，除了梳理出对象国对“一带一路”的基本认知，还要过渡到针对具体项目，针对具体领域，针对具体人群的民意调查，是一种更有动态性的调查。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智库来讲都是新的领域。这里提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合作研究项目。
第三是求声音。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只说中国怎么好，然后就是合作做生意。要超越这个，我们要讲世界的故事，要讲一讲中国人怎么看别人所遇到的问题，中国人怎么看你这个地区的问题，怎么样能够解决。
最后是求人才。我认为，“一带一路”的智库建设和公共外面，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太缺少合格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人才。这种人才有四个标准，第一，要懂当地语言；第二，要有在地的田野调查；第三，要和当地精英阶层有关系；第四，要有相应的政策意识。在这个阶段，我们还要思考如何用好国外人才，通过什么方式接触他们，影响他们，同时也要考虑怎么样建立起人才网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和公共外交服务。这里提的例子是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的“太平洋论坛”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