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康史（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我认为城市在国家关系和国家交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东京这座城市的GDP跟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GDP差不多.同样的像韩国，还有加拿大的一些城市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有非常大的GDP可以比肩一个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是会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

打个比方，以前有一个东京的市长他既了解中国也了解日本，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购买钓鱼岛。那个时候我们的首相就着急了，他认为此举会恶化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本现在做这件事，就是把整个岛屿的归属权转移到了个人手中，这种国有化的做法激怒了中国，激怒了中国许多官员，这就是一个例子，向我们展示城市可能也是会发挥一些负面作用的，城市之间的感到没有处理好，会影响到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是东京的新市长，他到了北京见到了习主席，此举被视作中日关系回暖的一个标志。但是这位市长访问北京受到了来自东京本地政府人员的强烈抨击，他们认为这样损害了日本的权益，所以这位市长不得不向这些人道歉。上个月，上海有一位重要官员来到了东京，他带领着中国对外友好关系协会李小琳女士来到东京与重要的领导会见。在那次会见中有李小琳女士，也有我们东京的市长，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城市的一个正面的例子，表明城市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关系中是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

另外，昨天我们共同庆祝了世界城市日。东亚城市文化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具有了部长级会议。今年中国杭州、广州，还有日本的一些大城市，这些东亚大城市相互之间也举行了一些有益的交流，这些交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所谓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我希望这样的交流能够继续开花结果。上海与东京在环保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日本有1700个友好城市跟中国的友好城市建立了关系。而美国大约只有300个城市，欧洲可能还要少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中日关系现在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我还是非常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开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公共外交，开展这种公共外交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改善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像在上海举办的这次两天的会议，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有益处的。

熊 炜（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兼城市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院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我们都是怀着非常好的用意来讨论“城市外交”带来的积极的一面。但是事实上，就像我的同事说的，如果“城市外交”和国家外交整体结构如果没有配合好，有时候的确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既然我们在讨论“城市外交”，其实“城市外交”它有更深层的含义，就是维护世界的和平，加强世界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国家之间关系的促进，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忽视的“城市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和中国城市外交历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1979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前，中国的城市交往或者是友好城市，几乎所有的都是跟日本的城市。那就意味着尽管中国外交和其它国家的关系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并不影响城市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而且城市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对于国家的合作是有着一定影响的。对我们研究城市外交的学者而言，我们希望城市外交能够为国家的外交关系提供一种积极的影响，而不是消极的影响。那么，就中日关系而言，现在日本的政府在一些问题上，比如，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歧。但我觉得并不影响城市的交流。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日本的城市，应该推动城市的交流。所以东京市长访问北京谈论的主题是关于市政治理的问题，并不是两国的外交关系问题。如果东京的一些政治家认为这是超出了市长的权限，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同时，既然他从东京赶到北京，也有可能（我们也没有直接证据）日本政府给予他一定的使命，也许以此他会见了中国的领导人。这种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上，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我说，城市外交首先要它作为一个中立的手段，它可以承担政府的外交使命，执行政府的政策。当然，它也不是无限的。不像我们欧洲的朋友，因为欧洲的城市密度非常高，所以它没办法；我坐火车不小心就到你的国家了。在亚洲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城市外交可能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起草一个新的城市外交的规则、规范。我们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我们有《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但是我们没有《城市关系公约》。如果有需要，我希望能够起草一个城市外交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