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十讲》主编）：传统的公共外交是外国定义的，是一国政府对外国公众来表达本国的主张，目的是让外国公众对本国友好。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都不可能不参考民意。如果外国民意对本国比较友善，外国政府就容易采取对本国较友好的政策。比如现在中日关系，双方民意都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哪一个国家采取主动让步，或者主动提出一个对对方较有利的政策，必然会遭到国民的反对。后来公共外交有一些发展，因为全球化的原因，一般普通公众，特别是企业家，深刻地感觉到本国的声誉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如果国外说中国不可信，说中国人不可信，中国产品不可信，立刻就会影响公司的贷款成本，影响到产品销售，企业家是最敏感的。
      企业家是公共外交的最重要的承担者。在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大企业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们甚至能够会见对方的总理、总统，因为他们都是投资者。他们表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声誉，从公共外交的角度，从声誉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成功与否，不只在于经济谈判，还在于跟外国社会对话。但是，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由于文化差异，他们把中国在中国国内做的一些不太恰当的事情带到了国外，就出了问题。比如说拖欠工资，又比如说对方工会说要开除人，必须跟我们商量，但企业可能就没做到，这就是社会责任。我们国家的企业家很多人认为捐款、助学就是社会责任了，其实不然。对股东保证红利，要透明；对职工发工资，提供好的工作条件，改善劳动环境；对社会，不能污染，对当地政府尊重；尊重当地的风俗，尊重人家的宗教信仰，这些都是社会责任。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地吸收了外国投资，外国人到中国来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因此中国企业家认为“我到外国去也是这样吧”。其实不然，中国企业在国外受到了很多的挫折。我们的企业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还行，但是在社会对话上就不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IT企业到了外国，但是得不到国外的认可，不放心让中国企业承担网络建设。他们认为中国的企业受政府的控制，就因为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曾经当过兵。如果我们的企业家能到电视台上去辩论，能跟工会的领袖谈一谈，这样的麻烦也许可以避免。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通过这些，我深感我们企业家要做公共外交的培训，要有这个素养，这就是这本书诞生的宏观背景。
      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企业家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给外国人的形象。企业家在谈判中是否头脑清楚？是不是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对方？是不是对合同有诚信？是不是尊重工人的劳动？我们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企业家走出去的文化素养是很重要的。这本书是在新世界出版社的大力帮助下出版的，它现在是全国畅销书第三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本书的内容符合中国企业家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