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家主义的回归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最近，人们感受到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方式上似乎出现了国家主义的回归，而且这种国家主义的回归尤其在中国受到很多追捧。我认为，国家主义的回归从根本上来说是来自于全球化进程本身的“双重运动”特性，这是波兰尼在他经典著作中所论述过的。也就是说，全球化进程有一个从国内政治往回拉的反作用力，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的作用更容易被强调。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出现这样的形式，好像国家能够更好地保护其疆域之内的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与规范。这对我们所讨论的外交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从外交的角度来探讨全球治理，实际上是对传统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讲外交挑战的时候，更多是行为体多元化的挑战，比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体参与到外交的活动当中，然后国家、政府受到很多挑战。但实际上在国家主义回归的背景下，外交受到的挑战（主要是）平衡来自国际的压力和国内的压力。传统外交机制、传统外交方式受到了更大的挑战。同时，这种挑战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外交变革的动力，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外交机构都在努力去适应这样新的变化，都在变革。

    第二点，我想从外交本身的属性出发，来谈中国外交对于全球治理理念的欠缺。从外交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外交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指一个国家来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手段和机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外交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或者维度，外交的目标和功能是要维护全球共同的、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和平，这是指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其实就是蔡老师刚才所说的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全球主义的维度。在我们传统的外交教科书当中，我们更多强调外交是各个国家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这肯定是对的，但是忽略了外交本身相对于其他的治国之术，包括军事、情报等与外交并列的国家的治国之术相比，外交自身的特性。在治国之术当中，外交的属性具有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治理对我们的外交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很多人虽然在讲全球治理，但他们理解的“全球治理”是“均势+多边外交”。对于多边外交，也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舞台或者是另外一个外交角力的场所。因此多边外交实践表现出来的经常是斗争的一面，在利益上争、在规则上争，但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方面表现不够。党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全球治理”，而且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些很新、很高的理念。但是以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思路来做？我觉得，在具体的路径上来说，我们更多的可能还是关注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路径和方式仍不够全面。

    第三，我想谈一下个人的认识，如何从外交研究的角度来探讨我们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思路。我认为，我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现在需要两个转向：一是从关注结构转向关注进程。我们看大量的文章和分析报告，更多的是强调现在全球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但事实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其实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结构的对比，更多的是在不同的行为体互动当中产生的新进程。所以分析在进程当中不同主体的作用、不同机制的作用，如何去研究它的动力机制，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而不仅仅去关注它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不要满足于GDP或者数量化的指标变化。

    二是需要从宏观向微观层次的转向。讨论宏观战略是绝对必要的，但我们讨论宏观战略太多，忽略了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单元、单位、行为体的研究和关注。在我们讨论全球治理的时候，即便是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除了一些大的什么G20、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领域里的很重要的平台、机制，比如说如果谈金融问题，巴塞尔协议的相关机制，这一套机制都是一个驮着一个的，或者是一个一个相互勾连的。我们对G20、对金砖国家这样一些大的、原则性的、共识性的平台比较重视，但是对很多微观层次的行为体互相怎么去联合、制定规则，对这些具体的平台研究不够、重视不够、参与不够。这是我们中国外交的研究与实践需要大力加强的方面。

    零零散散说了这些，只是就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来谈一些粗浅的体会供大家参考。

(熊炜: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