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互动环节主持人：马文生副秘书长

马文生：最后一个环节，让我们感谢第三场三位发言人。下面仍然是互动环节，有请二位，可以谈谈刚才的一些体会，然后给媒体提供一些机会。

吕凤鼎：还是给媒体多留些时间吧。

马文生：今天的会议按照计划还有20分钟的时间，媒体记者可以针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提问。

中新社：有一个问题，刚才关于中欧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是否存在共识，以及共识是什么？最近国际媒体一直在炒作中欧之间有没有共识，还有“背后捅刀子”一说，还有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美国也在挑拨中欧的关系。但中欧领导人会晤马上要在北京举行，一系列背景之下，中欧围绕“一带一路”的建设的共识受到各界的关注，请王老师来回应一下。

王义桅：中欧之间当然有共识，大西洋国家之间好像共同的安全威胁、共同的利益比较多。但现在看来，中欧在维护多边主义、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上的共识越来越多。但是反过来来讲，欧盟不是一个国家，有很多亲美，有很多反俄的，总之美国善于分而治之，利用对中国的担心做一些事情。欧盟要做一些事情支持“一带一路”是很难的。欧盟现在也有一些担心，包括规则导向、透明度、政府采购，因为中国没有加入全球政府采购协议，还有知识产权，它也担心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模式的威胁，这种担心与美国有类似之处，但是他们不支持美国的做法，例如动不动搞单边、制裁的做法。但是对于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担心，与美国是有共同之处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争取欧洲，并不是为了平衡美国，基辛格的思想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从道义上争取欧洲的支持，争取欧洲国家的支持，做些项目，但不一定叫“一带一路”，比如说丝路+1，还是做得不错的。还有就是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经过苦心经营，德国也终于转向，毕竟面临经济压力。争取欧洲，但不要简单把欧洲当成一张牌打。

梁承露：龙教授，您好。我之前看过一篇西方媒体写的文章，说巴基斯坦和新疆边境设置有重重关卡，不利于商业的流通，您如何看待或驳斥这种说法？

龙兴春：中巴边境主要是有大量的车辆往来，中国人员的控制肯定是很紧的，边境地区有十万人左右的维族人，中国出于安全的担忧肯定要控制。但上升到否定中巴关系的程度有点过了，其实巴基斯坦在打击东突势力等安全问题上，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实际上，这是一个管理问题，不是一个政治意愿问题。应该思考如何在管理上怎么提高效率，加快通关，做到既安全又方便。包括有些政府部门，服务窗口前排了很长的队，那是因为只开一个窗口。所以说，这是一个管理的问题。很多问题反应出来，可以进行改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往来增多，安全问题主要是中国企业、中国项目在巴基斯坦的安全问题，确实也要考虑对中国国内安全造成的影响，这个问题需要关注，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管理问题。

成锡忠：边境管控的松紧与安全是成正比的，安全问题越大，管得肯定很紧。中印边境也是这样，实在不行就关了，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巴基斯坦的签证更紧了，实际上对中国好，办签证需要录入各方面的信息，这样这个人进入他的境内就会受到监控，这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的安全考虑。有时候这些问题要从积极意义上去考虑，从安全的角度上卡得更紧一定是好事。但是有时候媒体炒作中巴关系，比如说反倾销，本来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有人说巴基斯坦对中国制裁了，激起了中国人对巴基斯坦的仇恨。

龙兴春：在巴基斯坦反倾销的问题上，现在国内媒体的很多报道不专业，没有咨询专家，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前段时间，金融时报发了一篇文章，有不具名的官员称，如果中国不继续提供贷款，巴基斯坦就要向国际社会公布项目细节。这篇报道出来后，很多人就在国内批评巴基斯坦的做法。事实上，如果中国不提供贷款，巴基斯坦向IMF寻求贷款，那么它肯定要向第三方提供详细的资料，这是国际操作的惯例。有些媒体报道，不调查事实情况，不咨询相关专家，完全是在看了西方媒体的报道后，被西方媒体误导，进行跟风报道，而不是根据掌握的一手资料进行报道。

吕凤鼎：一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情况搞清楚，第二个西方的媒体有意把情况给你混淆起来，造成一些混乱。国内很多的信息来源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媒体或者是自己方面的情况通报，而是直接从西方的报道就弄来了，把几件事混在一块儿，再加上国内舆论一搅合，就不知道成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出来澄清，本来没问题的，但后来弄成了大问题。

王义桅：因此，我们需要做专业的读者，专家要专业，读者也需要专业。

吕凤鼎：媒体要提高素质，我们在公共关系方面，公共外交是对外的，我们是内部的，自己的人员在国际问题的教育或者是解释上，我们要把工作做好，把我们自己国民，甚至各级政府的官员的国际知识或者是对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的知识要掌握，提高到一定层面上来，这样才能逐渐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有一些误解是绝对会出现的，一个是我们要有正确的评估和正常心态，另一方面要积极做工作，要不然社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谣言。当然有些是国际问题，但是国内的问题，那个谣言也很多，不实的东西或者是似是而非的东西都很多。

荣膺：今天这么多的媒体朋友，我觉得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媒体层面也是不太公平的，实际上更多是政府层面，他们应该好好反思。实际上，很多案例上，掌握一线最权威的信息是他们，可他们没有拿出来，种种原因吧，等到问题出来了，西方炒作了，后面再去解释已经晚了，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因为咱们是智库，反而要请媒体呼吁，多做这个工作。

第二个确实反映了我们对这个问题心态，全社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一带一路”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反思。刚才王教授讲到，他的书里讲到，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是要人家加入，还是我们要来主导呢？应该说我们的本意是很清楚的，但是推进过程中就走样了，这里也反映出很多问题，大家都要反思，全社会都要反思，王教授这本书是非常好的。

杨闯：我想补充两句话，对中俄关系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个是现在的国际形势有人主张中俄结盟，这不符合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国还是结伴不结盟的政策，因为结盟是一种冷战思维，还是应该坚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现在有一种舆论，把中俄历史上的问题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离间中俄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是为美国做嫁衣，这两种情况都值得我们注意。

观众提问：我是外交学院的学生，也是察哈尔学会的实习生，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杨老师。第一个问题，关于中美俄三边的关系，也有老师提到，美国可能会在未来联俄抗中，我觉得这不大可能，毕竟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这么铁，但是这有可能是基于两国领导人的友谊，会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导致中俄关系发生较大的变化，还是只是停留在战略层面的合作？ 第二个问题，俄罗斯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看法是怎样的？俄罗斯现在提出了欧亚经济联盟倡议，这些倡议和“一带一路”对接的可能性是怎样的？

杨闯：关于中俄关系，中俄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有两个推动因素：一个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俄罗斯面临着北约东扩，中国也面临着美国对我们的安全威胁，这是国际层面。另外两国最大的邻国相互合作，现在边境问题已经解决，从国家利益层面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从国家利益层面分析，中国和俄罗斯不会因为两国领导人的变更而发生变化，因为基本因素还是没有变化。

另外2015年普京已经提出来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的对接，俄罗斯主动提出来的，开始他是觉得“一带一路”有跟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挑战的问题，因为我们“一带一路”的进展很顺利，而俄罗斯先提出来的关税同盟，然后欧亚经济共同体，后来又提出欧亚经济联盟，这个计划很宏大，但是俄罗斯本身的实力有限，没法推动。相反，通过“一带一路”形成对接，可以带动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俄罗斯现在远东空心化非常严重，俄罗斯已经把远东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如果中国不参与远东地区的发展，普京4.0的发展计划那就很可能不会实现。谢谢！

媒体提问：我想请问高教授一个问题，相比中国而言，非洲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更为长久，过去非洲都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英法曾经用印度人作为大管家，包括尼罗河的源头在乌干达的首都，甘地的骨灰也埋放在那里。我们怎么样在前方跟印度这些公司不要因为理念上的冲突造成前方的损失？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王义桅教授，因为刚才说到柬埔寨日本援建的大屠杀纪念馆，在卢旺达也是日本援建了大屠杀纪念馆。中国援助卢旺达的项目非常多，其他国家对那里的援助都有报道，但唯独没有针对中国援助的报道。

高尚涛：实际上中国跟印度在非洲，包括在中东地区存在着两个层面，一个是你说的政府之间的竞争。“一带一路”在非洲也有项目，印度实际上跟日本人正在建立亚太地区到非洲的走廊，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找那些对中国不信任的国家，不要参与“一带一路”，而是参与他们的建设，使用他们的游戏规则。

还有一个层面，在技术层面上，与政治关系不大的合作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雇佣印度人做工作，进入我们的工作，包括进入使馆。原来中国很多使馆聘请印度人当司机，包括工程方面的合作，技术方面的合作非常多，与政治没有很大关联。

媒体追问：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习主席去之前他们也曾召开了一个印非论坛，他们也在跟中国抢非洲的市场。

高尚涛：会有一点，但是我想还是两个层面。

杨闯：不能按照国家竞争的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非洲这个地区比较落后，五十几个国家需要很多的援助，我们应该以更宽广的态度面对这个其他大国到非洲的合作。比如说外交部回应美俄关系改变，不管怎么看，两个大国如果关系改善那对世界有利。这个回答就很好，这就是大国外交的心态。所以我们看到外交关系，它是个互动，但是不完全是竞争，还有合作，如果大家都采取合作共赢的思维，那么处理多边关系或者双边关系，世界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马文生：我们讲“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如果从对世界贡献的角度讲，如果别人有更好的方案，我们也可以认同，难道说非洲市场都是中国的吗？杨老师也讲了，需要更加包容的大国心态。

王义桅：无论是我们“一带一路”做的成功，还是讲了，受到就是一种心态，我们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可以生生不息就是大包容，还有学习。像我们去讲“一带一路”，中国是学习，比如说我们工业园区学了很多新加坡的方法，并不是独创的，像高铁是中国兼收并蓄，集大成者。

日本在精细化，在非洲、东南亚做得非常真的不错，我们可以大量学习他们的做法。中国人喜欢做大项目，不善于做软联通。这些做法都是可以学习的。

这次我们去马来西亚调研，他们说中国应该成立一个公关公司，央企都没有公关人员，干活忙得要命，没有时间说，说的都是空谈误国，都是实干兴邦，但是你不谈人家就谈。所以公司本身要去说，不能什么都推到国家政府去说，公司本身就应该去，把你承接的项目说清楚，要有这样的意识。我觉得察哈尔学会将来应该和央企建立起合作关系。

从以往出访的经验来看，人家都说需要的不是清华北大高等学府，而是需要蓝翔技校，是做这样一些职业教育工作。另外从“一带一路”的基础性的工程做起，刚才讲的共同考古，我们讲的都是把你的文化如何向外推广，但这是要双向的，你老讲自己怎么去达，也不能不考虑他国的文化，也需要去达别人。我去很多地方去看，很多地方都没有考古的能力，一些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的，我们要帮助他们完成，改进他们的教科书。

马文生：本来3个小时对一次座谈会并不是很短，但是“一带一路”这个话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涉及到方方面面。今天下午各位专家教授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接下来媒体记者要把各位专家的声音发送出去，让更多的人因此而获得良好的启示。下面我宣布《王义桅讲“一带一路”故事》新书发布会暨新时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策圆桌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本文为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