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策圆桌：回顾与展望“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问题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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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年07月18日　来源：活动速记　作者：　阅读：4543次

开场＋介绍两位专家：马文生副秘书长

1. 于运全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主任、研究员（10分钟）

2. 贾文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0分钟）

3.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10分钟）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吕凤鼎大使和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艾平大使提问专家、与专家进行讨论（30分钟）

马文生：欢迎各位来到第一场圆桌，本场主题是回顾与展望“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问题与策略。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我国在“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上投入非常之大，如何能够让别人和别国理解从而认同加入“一带一路”是一门学问。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在这方面研究比较深入的专家学者，于运全，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主任、研究员；贾文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还有王义桅教授。首先有请于运全主任发言。

于运全：首先祝贺义桅又一本新书出版。刚刚前面几位领导和前辈都对他的这本书进行宏观上的评价。我理解我们这个分论坛的题目，作为他的同龄人，我们经常相互切磋如何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当然就像秘书长所说，之前我们还能经常见到义桅，现在只能在媒体或者是今天这样重大的场合才能见到。

因为咱们讨论的题目“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或者说如何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从国际传播研究的角度来讲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贾老师从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是知名的专家。我们外文局一直是做对外传播实务的，原来我们是做政策研究的。“一带一路”将近五年来，从对外传播的实践上一直是一个重大的主题，通过义桅的这本书大家发现，在我们外文局举办的重大活动上他都发表了重大的演讲，包括在伦敦书展上的活动，还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对外推广和研讨会上，我们也多次请他就如何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做了一个专题的演讲。这个话题很热是显而易见的，据不完全统计，高校相关的研究院研究机构有几百家，而且它目前是国际媒体头版头条热议的重要话题。俄罗斯曾有一家媒体说，“一带一路”是国际媒体报道的重要话题，经常会出现在头版头条上。一个粗略的统计，每年国际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都是几十万篇计的。这两年国际上出的外文的关于“一带一路”的书籍，稳定在200-250本，前三年大概是100-150本。当然我们欣喜地看到，义桅在外文书籍的出版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智库也有相关的上百篇的报告出现，这都反映出“一带一路”的热度。

还有一个纬度，我们面临如何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的问题，现在讲故事，大家都在讲，从总书记到义桅，到在座的每一位都在试图讲好故事，尤其是“一带一路”的故事。当然也有很多大家都在反思的问题，最近微信里比较热的郑永年之问，就是为什么故事没有讲好，也包括“一带一路”的故事，目前有一个反思，是不是我们讲故事的调门太高了，很多时候我们没做到就把它讲出去了。

当然，“一带一路”更多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首先还是因为的确我们是靠实际行动赢得了人家的点赞，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我们对国际媒体报告做了很多量化数据的分析，今天只能展现一些侧面，在“一带一路”沿线有直接工程项目的，固然有一些项目推进的进度、成效未必如预期那么好，但是总体上还是扎扎实实为沿线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带来了就业，用王义桅这本书里说的“带来了世界的美好”，所以引起了别人的点赞、倡议。

在座很多的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家，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几十年，包括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曾经提过很多国际合作的倡议，但是没有哪个倡议像“一带一路”这样得到了广泛的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呼应或者是反响。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们也通过调查的手段做了一些测量，大家知道我们的研究中心有一个品牌项目叫中国形象全球调查报告，一带一路这三年来，从全球的认知度不到10%到去年的20%左右，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欧国家，有的地方达到40%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很多受众认为“一带一路”不论给个人、国家、还是区域的发展带来了正面积极的影响，这是我们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还有一个话题是让我讲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讲好故事，传播好、树立好国家形象，我想前提是扎扎实实将“一带一路”的项目不忘初心地做好，本来说的是一个经济合作的倡议，把这些基本面做好，企业也好，民间组织也好，像咱们察哈尔学会这样国际知名的智库也好，我们才能有很多讲故事的素材。我也同意王义桅说的，我们要在行动的基础上讲好故事，言行要一致，要强调行胜于言。这是从细读王义桅这本书得到的启发。

他这里的文章我大致翻了一下，很多是这一两年发表过的文章，大部分我都看过了。这里面232页，我认为这是一篇研究性很强的，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的，当时我也是第一时间读过的，《西方质疑“一带一路”的三维分析》，对我们一直意见比较大的，原来是日本，后来是印度，还有一些传统的西方大国对我们的“一带一路”持有质疑，这是无可回避的，是我们讲故事必须要正面回应的。王义桅在文章里也做了分析，一个是是否执行通行的国际规则，这是欧洲人非常看重的，尤其是西欧的一些国家，对他们的现有规则进行冲击，还有就是债务危机，因为大家对国际债务有着不同的标准，还有建设的透明度，好像咱们搞了很多项目都是关起门来自己搞，有没有透明度，有没有广泛的参与度，还有质疑我们的地缘意图，我们说是国际经济问题的倡议，但是有些专家讲得很High的时候就分析它的宏观意义、长远意义，说到西方人总是在质疑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意图在里面，这都需要我们去回应。也不回避对我们有质疑或是不理解的地方，义桅在文章里做了很好的概括。

最后一分钟，虽然察哈尔学会是民间组织，韩主席是政协外委会的领导，又请了吕大使，还有艾平部长，政治性很强，讲好故事特别强调还是要扎实、深入、原汁原味学好习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的思想。各种工作会上都说习总书记是“一带一路”亲自的倡导者、亲自的策划者、亲自的推动者，有很多论述，还有很多思路是很清晰的。本身将他的思想学习好，正确原汁原味传播好，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的正确的回应，就是对中国故事的最好的一个正确注解。最重要的放在最后讲。

时间关系，我简短扼要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也希望大家进行批评指正，也欢迎有更多的讨论和交流，谢谢。

贾文山：谢谢大家，谢谢义桅的邀请。我和义桅是同事，我发现他做的东西越来越向传播学的视角了，其实他一手是研究国际关系，一手是研究传播，所以才会产生影响力。我恰恰相反，我是学传播的，但是必须要搞通国际关系，义桅研究的国际关系是超国际关系，在新的时代不单单是指是两国关系的问题。

我觉得义桅的思路以及我所了解的，包括我自己的思路，就是超国际关系，就是全球的。2008年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式全球化这个理念，听起来好像有点太张狂了，怎么会是中式全球化，但是哈佛大学Niall Ferguson教授他写了那么多著作，研究了金融权力，怎么从英式全球化转移到美式全球化，谈到中国的时候开始谈中美两国了。他曾有大量的时间是给华尔街做咨询的。据他所说，其实华尔街有一个战略，你看到美国的外交话语的时候一开始是太平洋世纪，后来马上转型成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后来慢慢转型成21世纪是美国世纪。它这个中间有一个话语的转型，到最后有重返亚洲。

所以它是不愿意放弃亚洲的，也就是说它是非常脆弱，它感觉到2018年以后全球危机到现在一直持续到特朗普上台，其实都是在延缓美式全球化的结束，中式全球化的起来，包括他的逆全球化，我认为它是逆中式全球化的。

“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大概冷了好多年，就发现“一带一路”难道不是中式全球化吗？其实恰恰是，所以刚好2015年的时候我刚好也是国家千人计划引进，也跟义桅教授交流很多，包括最近编了一本书也有他的一篇文章，在美国大学的课程要求里是必读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势应该认同，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原创的文明，和西方不同质的原创文明，有机会、有潜力推动更包容的全球化，更完整的全球化，就像义桅刚才说的，西方的全球化是不完整的，是部分的全球化，人类的文明就像是火炬的接力赛，英国它是对这个世界有贡献，但是它在起跑的时候跑到一定程度了接力赛的人到美国手里了，美国跑到一定程度就到中国的手上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也许能延缓，但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

金灿荣教授说了一句话，英国的工业化是一千万人，美国的工业化是一个亿，中国的工业化是十亿，也就是每一个历史的发展都是以十倍的速度发展，日本就没有做到，因为它的规模就非常有限，人口的规模、经济的规模，以及它的文明也不是原创性。中华民族有多少，我来自西安，我就非常知道西安有多少的文化古籍，不管是西安，还有宝鸡等等整个文化，这个文化是包容性的，它是三种，我们有儒道释文化，当今也有中西文化，我们现在都忘却了，我们现在属于二区三教合一，未来也许有三区三教合一，第三区是什么呢？也许到2050年会完成一个中国作为一个调节文化、中庸文化，会调节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我们是无神伦，也是包容的文化。所以我非常的坚信，这个坚信不是说跟着领导来做，而是我在2008年就提出来这样一个英文的理念，是《新时代的大中国》这本英文著作，这是目前我谈到的，包括中美贸易战争都有这样的大背景。

我在想对外传播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呢？我们一定要把理论搞清楚，理论是非常关键的，绝对不是靠我们的感情，刚才于教授谈到的研究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思想应该是要搞通，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通”字，通，为什么不用传播呢？要用通，这个“通”字概念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的成分，也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借鉴，我认为它是三种思想的创造性的结合。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一个超文化、超民族文明的概念，这里边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是和而不同的，我们现在都把它当做一个整体的概念，其实它里面有和而不同的概念。

有一个建议，我们海外有很多学者研究“一带一路”，义桅的书里面也引用过一些，我们要把他都请过来，或者我们在外面开会，在欧洲和美国，今天这个会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有的都在犹豫不决，它要看发达国家的政策，在非洲有很多都已经被西方文化殖民了，所以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作还要继续做，越抵抗越要继续做，和美国人打交道我是有经验的，对的必须要坚持，就像特朗普那样的坚持对方就怕了，就是你的底气要强，你越退它觉得你可能没底气，所以一定要坚持。当然我们还要技巧。

再一个要在理论上回应西方的质疑和批判，尤其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这些非常核心的一些批判我们一定要回应，回应什么呢？现在董建华先生曾提过中美聚焦，中美聚焦源于中美关系，我觉得我们要打造一个类似像Project Syndicate这个平台，叫做辛迪加项目，我们办“一带一路”的Project Syndicate，我相信察哈尔学会也资格、有能力建立一个英文或者是多语的政论平台。西方舆论界有什么质疑的我要去回应，还有“一带一路”要引领舆论，政论发的文章以后所有的媒体都订购，订阅以后就转载，因为舆论的东西是一个媒体的灵魂，把舆论掌握了、核心理论掌握了，一转载就可以了，纽约时报等等很多就转载Project Syndicate的东西，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中文，如果我们打造这样的高地，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媒体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媒体都转载，它还要拿钱买，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很高端。

最后一个，研究必须要科学化、学科化。我在崇阳研究院做了一个讲座，专门谈到“一带一路”一定要和美国的区域研究进行比较，美国区域研究从冷战以后到现在70多年了，它就成了国际研究知识体系了，我们“一带一路”研究不仅仅是要现实的解决国际问题，我们一定从智库走向高校，当时美国有一个高校法案，1965年就建了127家区域研究中心，像哈佛大学区域研究中心有多少，它有政府、国会的拨款，所以我呼吁咱们国家应该尽快在智库研究基础上像义桅这种书将来就可以成为教材，成为博士生、硕士生写“一带一路”论文的参考，“一带一路”是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倡议，但是它是全球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而这个案例要持续很久，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初步思考，谢谢大家！

王义桅：先说斯里兰卡这个项目，因为我这次去东南亚调研他们反复问这个问题。印度媒体老是炒作，99年，这不是香港吗？当年香港租给英国99年，背后割让的殖民地，他认为你搞同样的模式。斯里兰卡项目当然有它的特殊性，在国外也不太好讲，因为我们完全是用南海的填海造礁造出来的，成本非常高，斯里兰卡又非常穷，四十年内战，穷得叮当响，工人连脚手架都不会搭，我们全部要重新培训，建个港口一二十年都不赚钱，结果算来算去还不了这个债，只有把土地99年特许经营权租给我们才能还这个账，所以他们就炒作这个事儿。所以斯里兰卡有它一定的特殊性，那毛里求斯我们看也是99年，想晋非集团，也是使用这种模式，他们担心，但是这些国家的历史一共才99年，像我去芬兰讲的时候，他们很担心，99年能干啥，好像干很多事。

第一，这99年不是强迫他们干的，这是他们自愿的，通过谈判的方式土地抵押给我们，跟殖民主义当然不一样，殖民主义是顶着枪，你要不要他都给你，完全是治外法权，是殖民地。（我们）这是共同建设，是按照国际通用规则，所以特许经营权在国际上是存在的。

第二，我们是帮着他搞建设，是一起搞建设，又不是我们的项目。所以我觉得炒作这种事情确实是别有用心吧，担心中国有些别的的企图，军事上啊，港口上啊，军民两用啊等等，西方媒体，尤其是印度媒体。实际上，汉班托塔港应该更多可能进入人民币国际化。

我去东南亚调研最大的体会，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全是西方殖民者写的，尤其谁最后殖民就是它的历史。比如我们去菲律宾，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了，但是西班牙影响就是宗教，天主教这些东西，其他的东西后来全部被美国人给传播过去的，像菲律宾的宪法是抄美国的，自诩自己是美国的第51个州。

历史上菲律宾跟中国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千年的历史他们都忘记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记忆很单薄，它没有像中国有史记，几千年的文字记载，他们很多文字都没有，像巴基斯坦还是部落，所以最后谁给他写了历史他就觉得这就是历史，就是说几千年这个它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去在东南亚真正搞“一带一路”的话要重构它的历史，通过共同的文物考察把城墙打起来，本来全是瓷器、郑和，我们的历史，但是往往是别人写的历史。我们再调研，有一个大屠杀纪念馆，是日本捐建的，因为波尔波特当时屠杀了100多万，最后两幅画，就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大爆炸。结果发现大爆炸、大屠杀之后同情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给他钱，那这个大屠杀跟你那个大屠杀是两码事。所以他们有钱，干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讲公共外交要根本上拨乱反正必须从教材、博物馆，从编神话、编故事等一系列重新开始讲起，那么就抵消了近一百年几十年的殖民主义的后果，任重而道远，你根本没办法讲，甚至它的有些体系全是国际关系这套东西，国际关系体系，但是现在你跟他讲道可道非常道，他听不懂，那就是悖论。

风险很多，最重要的风险，书上（编者注：《王义桅讲“一带一路”故事》）没来得及讲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修路的互联互通会不会带来气候的变化，就像三峡大坝建立以后对气候、对人类的移动性有各种各样不确定性的风险，要前瞻式的拿出来分析，而这个我们现在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太好，大部分研究“一带一路”都是从历史，应该从后天看明天，而不是从昨天看明天，那个我觉得英国人做的不错。

四年前到习主席到英国帝国理工去访问的时候，他展示了一幅图，说“一带一路”会造成多少人口的流动，会产生多少公共卫生的问题，多少气候变化、能源的问题，这种前瞻式的动态讲清楚了，这才是真正研究“一带一路”未来风险的导向。

我们中国人的方式就是怎么来解决问题，现在人类面临各种问题，但是在解决问题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问题，避免像西医一样，为了治一个病有更多的病，要杀死成千上万好的细胞，所以我们要强调中医的统筹协调、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但是别的国家可能不太习惯这套东西。

听众的问题就是我关注的，下一本书要出《“一带一路”十问》，专门回应“一带一路”十大问题，国内外也共同关注，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回答，现在说一下我准备的十分钟发言。

我的发言题目是“一带一路”的中国两难，都是两难的选择。今天的“一带一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你说是源于古代丝绸之路，欧洲又说中国的新丝路，后来一看跑到非洲去了，古代丝路怎么跑非洲去了？然后又到拉丁美洲去了，然后整个变成全球，一看又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说基于历史的记忆，但又不是古代简单的复兴，复兴的是一种精神，所以古代的东西跟今天的到底什么关系，经常会遇到这个两难。

中国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我们的文明已经建造好了，而很多的像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还没有建设好，没有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以它很难理解这套东西。

第二个悖论是名与实的悖论。“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很多项目都叫“一带一路”项目，有人说没有“一带一路”我们不是照样干吗？不是照样走出去吗？照样要搞这些东西，到底哪些国家属于“一带一路”呢？原来是40几个，后来说65个，现在说90几个，签了MOU, 所以这个概念主体在不断的扩大，还有的国家说我们两次的路算不算“一带一路”？他们双边的，你说非得在中国修路才叫“一带一路”，不是你主导的嘛，但是说你们俩是不是也算？那所有路都算“一带一路”，那到底它含义、空间范围上到底有没有个边界，反正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悖论。

第三个悖论是新的和旧的。有人说是六年以前的项目甚至七年前，“一带一路”才提了五年，七年的项目怎么算成了“一带一路”的项目？包括中巴经济走廊也是六年前提出来的，我们说“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它把已有的东西给激活了，并不是说五年以后才是叫“一带一路”，以前的不叫“一带一路”，这里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第四个悖论是破与立，要破除一些旧的殖民体系，但是又没有办法立起来。在破与立的过程中我们讲战略对接，但是不破也不行，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就像美国对我们最大的冲击就是金融风险，人民币承载不了那么多融资的项目，必须推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一定挑战美国霸权，所以这里面把握的节奏和破和立存在什么关系。

第五，多边和双边的悖论。我们强调“一带一路”是一国一策，每个国家不一样，但是美国人说你搞一国一策都是你来主导的，会产生一个歧视性的安排，因为WTO想变成多边的，现在我们一下子又难以建立多边的，先从上边的搞起吧。

第六，就是权利和权力。我去马来西亚，他们说你们老是和有权力的人打交道，你应该和利益相关方多交流。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商、共建、共享”，你没有和印度人商量，好像和印度人商量的还不够，而且马背地带历史上入侵它的，所以它有它的一些关系，还有透明度刚才已经说了。透明度的问题他说你犹抱琵琶半遮面，你说没有战略，又说战略。还有人说中国就不透明，网络有管理，舆论有监管，还去国外讲透明、包容，有什么资格？所以我的回答就是中国已经发展到哪个阶段了，“一带一路”国家比中国发展阶段还要相对低一些，它那个阶段搞中国的这个阶段是不可能的。透明度的问题是西方人先来个顶层设计，按照这个来办，“一带一路”没办法搞顶层设计，你说地图一样，中国政府没有公布过任何一张“一带一路”的图，所以德国麦卡托（音）研究所的那张图在海外非常流行，因为你没有他就有啊。结果那个图就是误导人了，我说我们没办法公布地图，谁在里面谁不在里面说不清楚的，它认为说不清楚就是有意图，有的国家要加入，没加入不能强迫它放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纠缠，方式不一样，中国是个大写意，工笔画，它说要是油画，鼻是鼻子，眼是眼睛，中国人孙悟空点两朵云就飞起来了，它说你没有翅膀怎么飞呀？所以思维方式不一样。

第七是标准。不懂标准、国际规则无法做事情。一个是西方人对中方的标准不了解，实际上中国有很多标准比西方要高。另外一个方面，就觉得这些国家，原来说65个国家有16个没有加入WTO，8个欠发达国家，24个平均发展指数低于4的水平，它怎么搞高标准，搞高标准它就死掉了。你跟他高标准为什么这个国家还那么穷呢？所以我们讲既要强调市场原则，又要强调政府作用，既要顶层设计又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统筹问题，到一定阶段以后才有那个能力，但是西方说赶快赶快，现在就要标准，就按它的规则。

所以我到国外去讲我们建立游泳池，培养他游泳，学会游泳最终还要让他去大海里游泳，大海就是市场原则，游泳池就叫开发区、经济特区，这个听得还有点道理。

还有一个悖论，就是讲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就好像我们的政府作用太大，国有企业政府补贴、不公平竞争，私企参与的比较少，包括国内也有担心，说PPP模式公私合营的主要还是给国有企业，国企占比过高的问题怎么解决，但是建造基础设施国有企业还是先干，你搞私人企业谁给你干几十年的活，所以这里面是怎么去把握节奏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质疑就是世俗文明和宗教性文明的质疑。像到德国讲，它总是先验论，康德的理论，完了以后按照这个来讲，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先来一套，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是实践理性的，跟先验理性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效率公平的悖论，他说你现在规定这个房子必须半年要交货，那么中国人只能用中国工人三班倒，他说明明没雇佣当地工人，又要我快点建，又让我雇佣你的工人，得从ABCD培养起，你的工人没有相关经验，那也没有办法。

还有就是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矛盾，我们说“一带一路”是个大写意，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但是其他国家都是问一个问题，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没有一个国家说我能为“一带一路”做出什么贡献，从来没有这么说的，都是说给我什么好处，我经常有一句话“智者指月，愚者见指不见月”。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月亮，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国内老百姓关注的都是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你在外面撒钱帮了他，是不是我们养老金将来没了，所以国内外也有一个悖论，国外担心中国赚得太多，国内老百姓担心我们赚得太少，傻瓜，阿尔巴尼亚援助太多，巴基斯坦铁哥们，所以又要照顾国内民众赚钱的欲望，还要照顾国外人多赚的心理。包括欧洲也是这样，不互利双赢还不行，win-win，美国人说你win-twice,win了一遍还win一遍总之于左，于右都不对。

还有韬光养晦、过度扩张的关系。你看就是“一带一路”干的太多，《厉害了我的国》招致了特朗普打压我们，说我们宣传部是不是搞了《厉害了我的国》的电影放坏了，我觉得很奇怪，如果美国听信中宣部的一个电影来对付我们，那我们真的厉害了我的中宣部了。我们有四万家企业在海外干了些什么事情美国人不知道吗？美国数据swift code（都有）。还有人说你要为“一带一路”负责，“一带一路”宣传就是你说得太好，我说得太好是因为我的境界，我说的是境界。我是学习主席的思想的，我有什么说的。

还有就是过度扩张，就是说会造成债务，国内担心国内的债务，国外担心它的债务。还有中国角色的问题，中国角色太多你又说是你的项目，中国角色太少他又觉得你做了贡献不负责任，但是我们报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经常报道说欢迎你加入“一带一路”，加入？这是你的“一带一路”吗？我们应该说要欢迎一起来建设“一带一路”，中国只是提了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好不好我们要去试验。所以有一次在全球辩论的时候，我就说你说了那么多，就像鲁迅在一篇小说里说，一个孩子刚生下来，所有人祝福他长命百岁，那个要做大官，那个要发大财的，有个说他是会死的，唯一他说的是真话，其他的都是虚伪的，那你要说真话还是假话？“一带一路”也只是个五岁的小孩，你说他一定怎么样吗？我也没说他一定怎么样，他只是中国为了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如果你反对它，你能拿出比“一带一路”更好的吗？印度人反对所有周边国家加入，你能拿出比“一带一路”更好的东西吗，你拿出更好的我跟着你走都没问题，我们没说我们一定要倡议这个东西，我们只是尝试做一件事，我们可以一起做得更好，难得做了那么多年的学生，想做一点事，但是如果你做多了以后又有人会说：用你主导？

所以要拿捏这个身份，我们在非洲没有问题，红旗高高飘扬，汉字没有问题，在东南亚你写汉字，写标语，红旗飘展，人家说共产主义又来了，共产党又来了，华人华侨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太多了就说华人华侨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他是外国人，别搞错了，我们现在发挥华人华侨的桥梁纽带作用，各个部委尤其我们侨办都在大力的推广、宣传“一带一路”，但是容易被人家利用。（和中联部）我们前年去马华工会年会讲“一带一路”，讲得很好，效果也非常好，马华工会的会长廖中莱他是它的交通部部长，去年大选的事出现问题了，他把他跟习主席的合影摆在竞选那儿说，马来西亚说他打着习近平的旗号来搞竞选，你不是干涉我们内政吗？所以你说你不跟反对派打交道（不好），打交道多了又会被人家利用，华人华侨的作用也是要拿捏分寸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中国还适用，对国外来讲独立自由，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发改委、没有国资委，没有习的思想的重要的领导，所以我们在国外搞“一带一路”确实面临很多问题。尤其人家说知行合一，说得好做得怎么样等等，要统筹好这种关系，陆海内外统筹、政企统筹。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二元悖论。就是很多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落后，但是它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全是西方的那套。它问的问题的思维方式全是西方那套，你别以为它穷了落后好像茅台酒就搞定了，搞不定，所以中国人说你完全穷就算了，就按照穷的办法来，该怎么弄就怎么弄，但是他又按照西方那套程序来，按照这个法制、高标准来，咋弄？所以经常就是遇到这样一个悖论。

总之，我们几年才干了这样一个事情已经不容易了，我们要解决几十年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还有几百年西方殖民的历史，还要恢复几千年的记忆，有些国家民族记忆本来就没那么长时间，要写“一带一路”的史记，难啊，真的是难，我们也是知难而上，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就是在求索的过程中，大家一起来探索吧，谢谢大家！

（编者注：王义桅教授准备的发言稿《一带一路的中国两难》）

吕凤鼎：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针对性，特别要重点做好民心相通的工作，他主要讲的是外部质疑的声音，后面几位同志讲的也比较多，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主要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工作？比方说是宣传或是传播我们的想法，还是有针对性地做好真心实意的工作，特别是对我们有所怀疑，对我们的信任度不是很高的，或者说攻击歪曲我们的，我们重点要增进人家的信任，以便加强外界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接受度，使“一带一路”得到更加顺利的推进。

我也想问一问，这两方面的工作哪一方面应该更重一点，或者说并重，不知道于运全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于运全：感谢吕大使的问题。吕老师在评论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路。现在“一带一路”的基本方法就是大家说的知行合一，的确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态度，从我们的角度关注，类似于察哈尔学会，有很多国际上的智库，原来不研究“一带一路”，现在都研究“一带一路”而且发了很多重要的报告，比如说刚谈到的透明度的问题和债务的问题，都是源于美国的一些智库的报告，当然研究得很细，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上投资的重大项目，说有多少是中资企业，据说有占90%几，其他方面不到10%，有些数据，还有透明度的问题，有很多扎实的研究。这些智库在美国国会质询的时候去作证，也发布公开的报告、研讨。从我们今天现在的场景来说，这些机构和国外类似察哈尔学会这样的智库，还有国外类似王义桅这样研究“一带一路”的专家学者的能量、影响力是很大的，对口做工作的时候，我建议智库间的交流，王义桅在很多场景与他们辩论或者是做交流，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建设、项目的时候，让它实实在在造福当地的发展，给当地人民带来美好生活的同时，针对一些无中生有的质疑我们也需要在第一时间澄清，需要发挥智库的作用，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这是从一个小的问题的切口谈。

围绕相关联的还有一个问题，前一阵子国际舆论，尤其西方给我们贴了一个锐实力的标签，当然国内学者进行了反击。我觉得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我们的锐度是不够的，可以更加智慧一点，其中的弱点体现在，我们关于“一带一路”的很多重大思想性的产品看到的习主席提出来的比较多，王义桅虽然写了几本书，仍然缺乏真正思想引领性的产品，我们缺少几个鲜明的标识性的概念，就是能让国际智库、学术界能够对话、接受的。我想讲述“一带一路”故事锐度，仍然需要智库、在座和不在座的专家学者共同去努力。受吕大使评论的启发，谈一点我的体会。

艾平：我和吕大使的想法一样，察哈尔学会举办这个活动是很好的。因为我多年有这么一个感觉，咱们国家在硬实力在上升的同时，软实力建设没有同步上，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我和于运全、王教授也是忘年交，曾经一起合作。这些年义桅在讲“一带一路”故事方面还是取得很大成绩的，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这个书是一个体现。

刚才除了义桅以外，于运全也讲了，包括贾教授，他们三个讲的各有特点，王义桅引用了很多的实践，他的书中做了提炼。运全由于时间有限没有全讲，从外文局来讲，他研究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以后对总体的情况有一个分析。贾教授刚才讲的一点我特别有感受，实际上吕大使提的问题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咱们在对外传播或者讲故事当中到底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于运全讲得非常有道理，西方造一个词来攻击我们的对外传播，实际上我们对外传播的时候故事讲得不错，但是还需要一个概念。贾教授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不光讲故事、提概念，还需要学科建设。他讲了美国取代英国称霸世界的过程当中形成自己的区域研究学科。当然更早，英国、法国这些老殖民者有更早的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刚才讲从美式全球化到中式全球化，显然咱们需要有这样的口径。

目前恐怕你说中式全球化也好，你说“一带一路”也好，我们还都是处于初期，而且从咱们国家的特点来看，确实有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咱们不是绝对经验先行，虽然咱们希望能够顶层设计，实际上咱们这么多年做的比较成功的还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是国内还是对外。

咱们在讲“一带一路”，实际上有三个问题，是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一个是外交政策，我们都承认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显然比过去积极多了，其中“一带一路”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但是你说下一步中国外交该怎么做，是不是就非常清楚了？我觉得我们还在摸索中。

第二是，你在硬实力上升、综合国力上升过程中，怎么让软实力得到相应的提升，这是“一带一路”当中很大的一个课题。首先一个具体的课题，就是刚才吕大使提的，运全作了一些回答，当下最迫切的是什么？首先还真是和这些智库打交道，扩大咱们的软实力，起码传播出去一些咱们希望传播出去的东西，树立好的形象，减少综合国力上升当中的阻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可能在软实力领域当中需要做的事情。

第三，从更长远来讲，就是贾教授讲的学科建设。这个学科建设可能现在还早点儿，中国到底怎么研究？不研究肯定是不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搞所谓区域和国别研究，咱们这些年从中央来讲从智库建设强调这个事，实际上咱们智库建设，首先要建智库，培养人才，学科是下一步的事，但是这个事迟早要做。

今天很高兴，围绕“一带一路”请了几位专家从各自的角度把问题都提出来，在后两个阶段的讨论中还可以围绕这个问题，结合具体的案例进一步分析。

马文生：感谢艾平部长。

王义桅：我们对外做宣传的精力有限，重点在哪？国内国外怎么统筹？我个人的经验，典型的案件需要解剖麻雀，不能回避。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到常识，有很多媒体报道不回到常识，比如说我们不雇佣当地工人，一般的企业家在非洲，当地工人是中国工人1/10的价格，怎么可能不雇佣当地的工人呢？为啥不雇佣当地工人呢？因为有些技术活他们干不了，只能从国内请过来。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阵子说我们不仅不雇佣当地的工人，甚至吃喝拉撒的东西全都从中国带来，连大米都从国内运过来，最后说海关截获中国的“塑料大米”，说大米都是塑料的，看中国假的东西流入非洲了。回到常识，在非洲大米比塑料更便宜啊，我把“塑料大米”运到那儿去干啥？你想想看，当地的大米更便宜，我还用弄塑料大米到那里卖吗？实际上很多国家有禁塑令，比如肯尼亚，是禁止用塑料的，很多企业把塑料做成大米的形状，运到那儿去，运过去再重新做成塑料，是因为这个原因。媒体报道根本不分青红皂白，说中国把“塑料大米”运到非洲去，要害死人啊什么的，因为中国有三聚氰胺这种历史，老百姓群情激昂进行攻击，后来一问，其实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我们媒体如果稍微回到常识，就不应该跟风报道这个事情，一定不要简单地编辑他们乱七八糟的东西，要回到常识，解剖麻雀。

还有要先发制人，我在国外讲“一带一路”的时候，最后抛出十大问题，我就亮在那里，没有时间讲了，我就亮在那里，威慑他，“你敢问，我都有答案”。

刚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说周边国家会不会搭便车。习主席说过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一带一路”的快车、便车。有人担心搭便车不给钱，把中国给吃掉了。习主席讲搭便车是搭发展的便车。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1/3以上，不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块肥肉随便拿的，“一带一路”是要赚钱的。原来不好意思这么说，就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为世界做贡献的，学雷锋的，你想想怎么可能学雷锋？你要是学雷锋，人家会觉得你背后有更大的战略企图。我到国外去讲，就说“一带一路”是要赚钱的。怎么赚钱？按照我的办法，我告诉你怎么赚钱，因为他不懂赚钱的办法，比如说开放性金融，比如说沿线开发。中国修了那么多的高铁，1公里的高铁2亿人民币投入，我们修了将近3万公里，花了6万亿。按照西方经济学中国早崩溃了，债务到了天花板了，为什么我们还赚钱呢？这个机理他不懂。我们首先要从简单的做起，这不是我们搞国际关系的应该做的，这是国内一个开发区搞开发的经理讲的，我现在很多是干这个事情。我给他讲清楚了，他说“哦，原来真的可以赚钱”。首先你赚钱，然后中国也赚钱，真正的双赢。

第二个问题说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正在审查中国的资金，泰国资金独立。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马哈蒂尔停掉是因为对业务不熟悉，60多年没有执政，前政府干的事情全部要审查，不是说针对“一带一路”、中国的项目来的，因为原来的政府很腐败，他就说你这个项目不赚钱还上，肯定给了很多好处之类的。结果一审查发现这个活还是中国人希望在干，像斯里兰卡，你给印度人干，谁能干这种脏活累活？这种基础建设的东西（只有中国人愿意干），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一带一路”的自信和自觉，我们相信自己没做错什么而且效率最高。所以我书里引用一句话，中国的国防体系是世界上最独立最完整的，我们可以生产从火柴到火箭，从卫星到味精的基本上所有东西，我们建设的效率最高，而且成本一定最低，没有任何国家和中国相提并论搞基础设施。这个自信怎么就说不出来呢？除了芯片我们生产不出来，其他东西我们都可以生产出来。

如果泰国搞资金独立，要减轻中国的负担，我们巴不得它搞自己的资金独立呢，我们并不想中国一家去融资，所以有时候媒体报道包括听众提问的时候也要注意，我本人就是补国情课，补各种学科的课的过程，希望大家一起来补课。

吕凤鼎：所以你下一本书你刚才说，我要主张你讲中国的故事，一个一个在“一带一路”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中间进一步解剖案例，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很多的“一带一路”中国展，这些成果里面每一个都有故事。

王义桅：有一个蒙内铁路的纪念碑，真的是非常感人。

吕凤鼎：集中起来找几个有代表性的，能够说明问题的，能够有利于解决外界对我们质疑的这样的案例来把中国的故事讲好，也不需要很长，就是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的几个例子、几件事。这是我个人临时的想法。（完，本文为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