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其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的快速崛起。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自身也在积极思考。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他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是一个关乎治国理政全局的重大政治判断，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的重大战略选择，它意味着中国在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性任务基础上，正在阔步进入在国际舞台上强起来的新征程之中。在这一新征程中，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归根结底是由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地位以及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两极对抗的力量对比结构，中国在外交上只能采取“一边倒”的战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孤立和后来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压制，中国只能选择革命外交的道路，全力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是中国和平发展融入世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时期。近40年来，中国从一个置身于国际体系之外的旁观者和疏离者逐步成长为当今国际体系中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实现根本调整，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明显变更，中国的对外战略思维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越来越形成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大国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与世界发展互动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是一条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相统一的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内涵包括：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但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又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总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一条勇于参与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道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重大的时代意义，既是对传统资本主义道路的突破，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全球化时代的外部实现形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当今世界的风吹草动对中国的发展影响至深，中国的发展也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扮演国际角色的基本定位，也规划了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方向。在国外，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尽可能地建立各种层次的合作关系，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赢得时间、资源和机会；在国内，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提供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外部实现形式。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迅速崛起及其国际化程度加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在迅速增加，相互依存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内议题、多边关系议题、地区和全球议题成为大国关系议题。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竞争也在迅速增加，国际关系的战略联动性、全局敏感性、国际震荡性都令人刮目相看，战略性在大大增强。面对中国崛起及其与国际关系的变化，很多人根据历史经验预测大国的地缘战略冲突将不可避免。的确，21世纪初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国际学术界从权力转移理论角度看待中国崛起，担忧中国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各大国之间的冲突。不管中国是否愿意，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高度关心的战略课题。而如何避免历史上大国关系陷入冲突、战争恶性循环的老路，建设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面对的核心问题。

自近代以来，旧的国际关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欧洲国家引领的全球殖民扩张时代的国际关系，奉行殖民主义、强权政治、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造成了无数的冲突和战争。另一类是美苏在二战后引领的两极对抗的霸权争夺国际关系，奉行着霸权主义、零和游戏、赢者通吃的霸权法则，无论是前苏联推动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还是美国推动的“自由民主阵营”以及冷战后的“民主输出”和“华盛顿共识”，也都在中东、中亚、非洲、拉美等地陷入困境，导演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也出现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9·11”事件到全球金融危机，欧美主导的国际关系模式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呼唤国际关系进行模式创新。

面对大国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中国领导人与时俱进，根据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后出现的大国互动新格局，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若干构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与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各主要战略力量国探索建立各种类型的新型国际关系，比如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探索形式不同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格局进一步拓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新思维，中国新时期大国外交的新方向，是不仅要与美国等传统大国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要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为中国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指明了方向。其实，自冷战结束之初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世界上众多国家建立起众多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外部环境。这种伙伴关系不同于过去的结盟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这些伙伴关系的建立在外交实践中取得了巨大进展，推动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拓宽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与一切旧的国际关系模式相比，中国倡导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是一个逻辑连贯的有机整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是相互尊重，就是强调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完整和政治制度，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这为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画出了红线。在国与国关系性质上，传统国际关系说到底是敌友关系。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各个国家之间争夺强权的争斗，传统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争夺权力，所有的政治现象都可归结为：保持权力、增加权力和炫耀权力。所有大国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没有第三种可能。“毫无疑问，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大国往往制造、维持甚至破坏秩序和制度。” 结果，传统的国际秩序在本质上是大国秩序，而非所有国家友好相处的秩序，而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秩序。相比传统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的敌我关系已经非常模糊，是非敌非友的伙伴关系，是国家之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此种伙伴关系是一种互不以对方为敌、平等而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寻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保持并推进双方关系发展的良好状态。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时，国与国之间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的利益关切。

二是公平正义，就是强调国家无论大小都要公平对待、公道处事，恪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坚决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一切形式的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和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传统国际关系是一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游戏，国际秩序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最强者的利益，是所谓的强国的秩序。回顾几百年来的世界历史，从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美国，凡是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伴随冲突和战争的崛起。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陷入崛起困境，引发守成大国的疑心、戒心、嫉妒甚至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进而引发战争，战争成为释放大国政治能量的手段。相比之下，新型国际关系是一种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游戏，国际秩序是大国共同治理的产物。大国竞争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暴力方式的竞争，也可以是和平方式的竞争。以往的大国竞争更多是诉诸结盟对抗的形式，最终陷入战争和冲突的泥潭。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转移到提高综合国力上来，转移到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上来。此种竞争有别于以往的军事竞争和安全竞争，是一种合作性的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如在联合国、IMF、WTO和G20等国际和地区制度框架内展开的竞争。因此，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在于推动国际体制机制的改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强调共同发展，利益共享，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传统国际关系往往采取零和博弈的思维，追求以军事同盟、遏制、威慑等手段维护安全，各国奉行着你死我活斗智斗勇的零和游戏，充满了相互的讨价还价环节和激烈的竞争。参与博弈的各方，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基于此种零和思维，国际事务从根本上取决于大国角逐，国际政治成为大国争雄斗胜的角斗场，各大国都在努力寻求霸权。相比之下，新型国际关系更强调正和博弈和追求以合作、对话、协商等渠道实现安全。此种思维的特点是参加博弈的各方，不仅要相互交往的双方互利（双赢），更重要的是不以牺牲第三者（个体、整体、环境）利益为代价。

显然，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代表着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符合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要求，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很高的可行性。但是，新型国际关系也不会自动生成，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提供了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方针后，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思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明确的概括即“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体来说，包括下面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持久和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这一条规定了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在政治外交领域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主张，明确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主张，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外交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家仍然是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行为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但是，与以往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国家彼此之间不再有壁垒分明的“楚河汉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界限、主权界限和职权界限都被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往来所打破，越来越成为一种“地球村”。在这种“地球村”中，结盟争霸、势力范围、闭关自守等都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思维，取而代之的是各国内部的事情自己商量，国与国之间的事情各方共同商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二是普遍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一条规定了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之间在安全领域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主张，明确了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主张，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安全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家不再是唯一的行为体，包括私营部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已从一般意义上的国防军事安全扩展为更广泛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安全等众多内涵。面对此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复杂局面，传统安全观已经无法有效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问题。冷战以来，世界各国也纷纷提出各种新安全理念。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最终目标是追求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建设太平世界，这不仅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而且丰富了全球安全思想，为中国处理安全领域的对外关系指明了方向。

三是共同繁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一条规定了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和发展领域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主张，明确了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主张，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观。近年来，在全球生产力实现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暴露出一些固有的弊端。比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拉大，发展鸿沟、数字鸿沟、福利鸿沟等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面对这些挑战，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方案”、以推动区域一体化为主要思路的“欧洲方案”和以政府驱动发展为主要动能的“日本方案”等都纷纷失去了光泽，有的甚至还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和危机，是制造冲突和战争的根源之一，是造成世界经济不平衡和全球贫富分化等的深层根源。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和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理论内涵上来看，这一理念打破二元思维，确立开放包容思维；打破优胜劣汰、胜者全拿的霸道哲学，确立普惠平衡的王道哲学；打破利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确立利他主义的合作共赢。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价值纠正和超越了近代以来的西方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是开放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条规定了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在文明和社会文化领域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主张，明确了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主张，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新文明观。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世界通过工业革命和制度创新，实现了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群体性崛起，在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强调势力平衡的战略文化驱动下，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扩张，塑造了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不难看出，欧美发达国家近代以来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自认为是代表先进和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其本质都是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所倡导的新文明观与西方推行的“颜色革命”“民主输出”“新干涉主义”理念不同，而是采取了尊重、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选择，互鉴不同文明的经验和成果，从倡导和平发展到倡议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再到强调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上更具吸引力和号召力。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强调超越时空束缚，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和人类观念，强调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是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文明观，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五是清洁美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一条规定了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在生态文明和气候变化领域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主张，明确了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主张，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生态观。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化的扩张，对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世界各地的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生态系统濒于失衡，人与自然处于极其紧张的关系之中。目前，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中国倡导的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以上五条，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和建设美好世界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新和发展，内涵丰富、底蕴深厚，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于将中华文明精神与时代潮流和多样化的国情相结合，推动不同文明在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从而纠正和超越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局限性，是一种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重要体现。这一系列创新的主旨在于弘扬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更加美好的大同世界。

作者：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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