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马来西亚是一个旅游胜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马泰旅游线路就受到无数中国人的青睐。实际上，真正到了马来西亚后，并没有多少值得看的景点，尽管旅游业是马来自亚的第三大收入来源，但很多景点也不过如此。来马来西亚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旅游，而是为了休闲度假。其实，马来西亚的案例很值得人们研究，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的国家反而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人，甚至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四小虎”奇迹？

一、初到大马

初到大马，感受到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双子塔、清真寺、茨厂街，分散的卫星城市，没有总理府的首都，肤色各异的人群，种种文化表征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文明逻辑，这是大马给我的一个疑问。对很多人来说，马来西亚是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地方，印象也是模糊的。从语言上来说，印尼语和马来语虽然有差别，但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从宗教上来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信奉伊斯兰教，还有附近的新加坡，东边的文莱和菲律宾，感觉上他们之间是如此相像，至少在文化符号上缺乏明晰的边界。既然如此，它们在今天何以保持着民族国家的身份，又何以共同走上东盟共同体的道路。

如今，中国人的“一带一路”来了，马来西亚热情高涨，有人甚至喊出了“一带一路，大马带路”，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铁来了，铁建来了，中交建也来了，带来的是庞大的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团队。在建筑方面，中国建筑来了，中冶海外也来了，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此外，支付宝已经覆盖了吉隆坡的711便利店，直接刷卡消费的便利几乎一夜之间实现了。腾讯集团的微信也开始加快布局，马云的阿里巴巴，华为的电信设备，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银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等。中国人的到来对马来西亚意味着什么？中国与马来西亚如何携手共进走上“一带一路”的康庄大道？围绕这些问题，我走上了理解马来西亚的思想长征。

马来西亚的由来

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国土面积32万平方公里，包括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东西两大部分，南海相隔之间。其中，马来半岛常称为“西马”，人口密集，是马来西亚的主体，马来群岛常被称为“东马”，包括沙巴州和砂拉越州，人口较不密集。在马来西亚民间，常常自称为“大马”，是未来区别历史上的马来亚（即西马）。

马来西亚的人口有2800万，其中，马来人占56%、华人占23%、原住民占11%。其实，马来人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在法律上来说，马来人是习惯上说马来语、保持马来习俗和接受伊斯兰教的人，如果按照这个界定，来自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地的外来移民也可以被纳入马来人，而且马来人都来就不是一个统一体，尽管现在在政治上具有主导权，但在不同区域还是有着多样化的土著族群，包括泰人、高棉人、占族和沙巴和砂拉越的土著等，实际上从认同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在马来西亚居于绝对多数，马来西亚内部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马来语的复杂性等，都决定着马来人实际上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大熔炉。

其实，“马来”（Melayu）一词的含义就极为模糊。最初，“马来”一词来自梵文“Malaiur或Malayadvipa，可译为“群山之地”。这一个词最早是由古代印度商人所使用，用来描述山峦叠嶂的南洋群岛，这里港湾众多，是天然的避风港，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两大文明做生意的好地方。从公元2世纪开始，印度人和中国人就来到这里做起生意，先后建立了30多个贸易港和城镇，当地的土著居民也因为两大古代文明的浸润而日益繁荣起来。

因此，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的文化是由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共同界定的，从一开始就有着跨文化交流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文化双重界定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疆域概念，“马来人”（Malay）是指一个广阔而模糊的区域，凡是具有相似文化，使用马来语，住在苏门答腊东海岸、廖内群岛、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岛沿岸的族群都被视为马来人，甚至菲律宾也曾想把自己的国号称之为马来西亚，只不过马来西亚这个名称在1963年被抢先使用，指马来亚联邦，加上新加坡、北婆罗洲与砂拉越共同参与的联邦国家。显然，马来西亚可以泛指广大的东南亚地区。无论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是阿米塔·阿查亚的《建构安全共同体》，还是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不被统治的艺术》，都抓住了东南亚的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这个共同的社会复杂性要大于政治一致性，真正界定这个地区的秘密要从社会文化领域中去寻找，而不是从政治经济领域中去寻找。

马来传统及其力量

如果从社会文化领域去理解马来西亚，首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马来传统。理解马来地区的困难，在于这一地区没有印度文明那样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也没有中华文明那种顽强的官方史和民间族谱传统，更没有柬埔寨吴哥窟和爪哇婆罗浮屠那样宏大的庙宇建筑群，人们在理解马来的时候往往借助于异域文化不经意的记载，比如阿拉伯人充满离奇故事的游记，中国官方档案中对“扶南”国家朝贡的片段性记载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美化殖民扩张的文牍。所有的早期记载都指向了一个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巨港，不管这里走过了怎么样的历程，可以确认的是这里的兴起与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这里的港口从事商业贸易是分不开的。因为这里是“一个咽喉要道”，“无论哪个方向的外国商船海路或陆路必经之处”，马六甲海峡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无论是来自南海的东北季风，还是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都被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群山所阻挡，尽管常年的季风让此地气候湿润，雨水不断，但一湾马六甲海峡却常年保持着温顺的性格，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愿意留在这里躲避风雨。

马来地区依山傍海，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自然资源丰富，既有取之不竭的海洋资源，也有热带雨林馈赠的森林资源，这对于早期依靠渔猎和采集生产方式的族群来说不啻是上苍的馈赠。正是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下，广陀利兴起了，末罗瑜兴起了，世利佛逝王国兴起了，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宗教、海盗和商业实现了奇妙的融合，以神话故事的形式确立了皈依穆斯林的巨港流亡王子斯里·泰里·布安南的统治地位，获得了马来人的尊奉和认可而成为马六甲王朝的统治者，并把其家系血统追溯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确立了马来人与巨港的神圣性联系，也确立了其政治正统性的基础，使得不管马来地区为什么族群所抢占，都无法割断与巨港王子的神圣性联系，马六甲地区也成为国际和东南亚最繁忙的贸易港口之一。因此，马来传统的开放性，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契约忠诚感以及马来传统的连续性，一切构成了马来文明的强韧力，不管周围族群多么高压介入，都无法改变马来传统的强大生命力。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把大马视作一本书，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必须首先承认大马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虽然它的历史不像四大文明古国那么辉煌灿烂，也不像古老的高棉帝国和暹罗王国那样独具特色，但它那跨文明交流的主线也开拓了马来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要推进与马来西亚的合作，要真正进入马来人的心灵深处，都不能不首先下点功夫补一补《马来西亚史》，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体会文明撞击的朵朵浪花，这既是我们理解马来西亚的起点，也应该是“一带一路”合作的起点！

二、贸易国家的兴衰

198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贸易国家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书中认为，国际上存在着两种国际关系世界：一是路易十四所创造的领土国家体系，彼此之间奉行领土主权、权力至上和力量平衡的原则；另一种是基于1850年代英国政策传统建立的海洋贸易体系，彼此奉行自由贸易、开放政策和相互依赖的规则，一个国家的获利未必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反而会促进贸易国家之间的和平。其实，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马来西亚就是这样一个贸易国家，地处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汇的海路要冲和天然的避风港位置，无论是早期的巨港，还是后来的马六甲，都是一个商业和贸易天堂，马来西亚地区的居民很早就同印度、中东地区、欧洲、中国、日本和朝鲜等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从室利佛逝王国到马六甲王朝，从柔佛王国到廖内王国，这里不仅有贸易的传统，有宗教宽容的传统，而且还有和平的传统。

《贸易国家的兴起》

不列颠的冲击

上千年贸易国家的传统，赋予马来地区的居民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故而在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殖民者抵达该地区的时候，以商贸见长的马来地区将欧洲人的到来视作和中国人、印度人一样，希望通过开放贸易来获得好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来地区的居民不认为东印度公司是贸易伙伴，而误认为和中国皇家使团一样的保护国，马来地区完全可以像当初受到中华帝国的保护一样获得欧洲殖民者的保护而免遭周边地区侵犯。尤其是在毗邻海霞的柔佛地区，当欧洲殖民者到来的时候，竭力适应欧洲人对于原材料来源地的需求而改变着自身的经营思路。

然而，马来地区的人民这一次错了。由于有了工业革命的强大武装和驱动，欧洲国家的到来以飞快的速度重新定义着马来地区，将上千年的贸易国家传统及其统一与分裂的循环打破。在此急剧变革的时代，1699年7月，苏丹马哈茂德被一些贵族设计刺杀，作为神秘献身于巨港“神光山”之上的王子布安南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马哈茂德被刺杀使得马来地区的王朝正统性失去了灵魂，再也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号令群雄，不同的统治者维护独立和寻求霸权的旗号都变得十分苍白而不得人心，马来地区陷入了“混乱”，恰好给英国人以“重建秩序”的借口。

马来西亚拥有大量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物

相比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短视的逐利心态，英国人显然表现出了“日不落帝国”的霸气，英国人借助新加坡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自由贸易的吸引力和同期内其他地区普遍实行的小里小气的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等相对优势，在马来人的世界中打入了一个新加坡的“楔子”。从此，马来地区的上千年吸收和反馈外来文化的正和规则被改变了，西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政府与市场相互呼应的强大冲击力一起改变了马来社会的性质，尤其是新加坡的崛起使得马来地区的其他港口都黯淡无光，继承了马六甲和柔佛贸易传统，又得益于欧洲人强大武装的贸易中心，新加坡的崛起标志着马来人治下的贸易国家的终结。自此之后，只要新加坡这盏欧洲文明的明灯一直亮着，马来人要想重现此前贸易国家的辉煌就遥遥无期。

英国人海外殖民的智慧的确高人一等，在全力打造新加坡作为“欧洲文明明灯”的同时，英国人还于1826年在马来半岛北部与暹罗人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条约，在北部地区稳固了马来西亚与泰国的边界。在1824年与荷兰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条约，在南部地区沿着马六甲海峡奠定了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边界基础。1826年，英国殖民政府将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联合组成了一个英国海外领地，名为海峡殖民地。从此，在英国人的干涉下，原来作为文化整体的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被分割了，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的廖内-柔佛王国被永远地一分为二，分别归入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和荷兰人的实力范围，盎格鲁-撒克逊人“分而治之”的智慧武断地打破了马来人经营千年的商业和社会传统。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1874年1月20日，阿卜杜拉王公与英国总督安德鲁·克拉克签署了《邦咯条约》，英国人在新加坡殖民地基础上，开始以“英属马来亚”的名义将整个马来半岛纳入自己的殖民地体系，推行了驻扎官制度，并建立了马来联邦，北婆罗洲、沙捞越、沙巴以及吉打州、丁加奴州等北部各州也加入了英属马来亚。在英国重视控制土地和民众的殖民视角看来，需要勘察地势、绘制地图，真正推进所谓的“马来研究”，极为阴险地图谋对“真正的马来世界”的话语主导权，竭力收服那些马来精英群体的“士子之心”，这一点给马来西亚的发展投下了极为深刻的阴影。

马来人的觉醒

盎格鲁-撒克逊高人一筹的殖民技巧让它在马来地区赢得了长达100多年的殖民地位，这一地位尽管在时间上大大少于中华帝国派遣师团宣扬国威的风光日子，但对马来地区改造的程度却深刻得多。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殖民者改造马来亚的努力一直在进行着，尽管还没有实现完全的马来亚联邦的行政统一体，但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马来西亚地区的发展方向。尽管此间也有马来地区的农民和不同阶层的人士试图反抗，但并没有获得成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刺激马来人觉醒的却是1942年日本的占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了英国人在马来地区的统治地位。在日本占领期间，为不牵扯太多日本军队的注意力，日本对马来地区采取了偏爱马来人而歧视其他族群的政策，支持泛马来亚组织提倡更大的、更统一的马来亚思想，使得马来民族主义被释放出来，动摇了盘踞多年的传统统治者地位，推动了马来民族精英的崛起。在这批马来民族精英中，无论是左派的革命精英，还是右派的民族独立精英，都构成了马来西亚民族独立的骨干力量。 

二战时期日本侵占马来西亚军票1分1942年（分数式批号）

当英国在二战结束后试图拼凑一个马来亚联邦时，便遭到了以马来民族精英为主力的马来人的强烈反对，包括马来人全国统一组织（巫统）、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马来亚共产党等多种政治力量开始走上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要求实现马来西亚政治独立。最终，马来半岛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正式独立，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多民族国家，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就成为马来西亚的国父，担任第一任总理。随后，包括英属新加坡和北婆罗洲、英属砂拉越先后宣告独立，于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亚联合邦，改名组成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由马来族、华族、印度族及东西马原住民族等多元民族共同建立的国家。

新国家，新马来

马来西亚虽然独立了，但马来西亚的族群基础并不稳固。马来西亚的独立仅仅是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三个主要族群达成的暂时妥协，联盟基础还十分脆弱，有待于培养一种认同整个马来西亚国族的新马来西亚人的公民身份，这种新马来人将忠诚于整个国家，而非某一个特定族群。正因为国族认同的脆弱性，使得拉赫曼总理梦寐以求的大马来西亚构想或大印度尼亚构想遭受了巨大的阻力。对很多人来说，人们担心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加入会打破现有的种族平衡，新加坡自由经济体与马来西亚的地方经济会正面重装，沙捞越、北婆罗洲和文莱也阻力重重。尽管在1967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联手推动了东南亚联盟的构想，以寄托历史上的大马来梦想，但是内部日益上升的族群和种族矛盾开始成为爆炸马来西亚的最大威胁，这一威胁尽管随着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获得独立而缓解，但威胁的根源并没有消除，马来西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社会内部。

马来西亚内部的族群矛盾导致了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种族冲突。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使得马来西亚联邦的关注重点不再是与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斗争，而是如何凝聚国内各地方和各族群，尤其是海洋对面的沙巴州和砂捞越州。围绕民族语言问题和高度敏感的教育问题所引发的矛盾之火，终于在1969年5月10号的联邦选举期间被点燃，最终导致了严重的族群暴力事件。尽管事件被平息了，但主要族群依然对各自文化的生存前景满怀忧虑和恐惧，如何建设一个统一的、持久的马来西亚国族认同的问题始终摆在马来西亚面前，成为国家建设的第一要务。

1969年“五·一三”暴力事件

在1969年“五·一三”暴力事件之后，马来西亚政府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上，开始推行颇受争议的新经济政策，目标是想通过配额制，提高土著的经济权益比例，推动国家经济活动的马来化，致力于消除贫困、消除种族的经济差异，竭力维持一套精心规划的族群政治平衡，政府体系试图将整体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政策相结合，以提倡所有民族的平等参与。尤其是1981年至2003年马哈蒂尔担任总理期间，马来西亚经历了快速的经济成长由原先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以制造业与工业为主的经济，特别在电脑与消费性电器产品，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四小虎”之一。尽管也遭受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但马哈蒂尔领导马来西亚很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在1999年之后重新步入了稳步成长的轨道。

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马哈蒂尔的成功也伴随着新的问题出现了，尽管经济活动的马来化提升了马来人的地位，但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中的影响力也在急剧上升，政府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重新整顿了马来西亚的经济体制，伊斯兰教银行、伊斯兰教经济基金会等伊斯兰金融发展十分活跃。的确，马来语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国家的主要语言，在马来西亚也出现了一个崭新和自信的马来中产阶级，而且有着强大的伊斯兰教在给他们的精神世界撑腰，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到2000年的时候，马来人已经占到国家总人口的60%。但是，马来西亚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化，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一样，也在承受着全球化的压力。尤其是在民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日益机警的马来西亚民众正在将其激烈的反对全球化的意见汇集成奔腾汹涌的潮流，这一潮流与全球范围内志趣相投的人群连接起来，可能会成为马来西亚未来的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事实上，如果检索一下近年来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走向，就很容易发现马来西亚正处于变革的洪流之中。从巴达维到安瓦尔，再到纳吉布，马来西亚政治上面临变革的声音日益强烈，经济上也出现了严峻的问题，因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受到重挫。其实，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挑战并不可怕，可怕是马来西亚内部族群整合更艰难的努力。纳吉布上台后曾提出三大口号：“大马一家，人民为先，当前绩效”（One Malaysia，People First，Performance Now），其背后的考虑还是意在化解各族群之间的潜在张力，吸引华裔及印度裔选民支持。但是，族群问题不能从族群领域切入，需要首先寻求经济突破。在这一点上，纳吉布和中国领导人的思路是类似的，都预计欧美需求恢复是一个长过程，都在国内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都对依靠内需恢复到“官方”增长率有信心，都强调推动以开放促增长。毫无疑问，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来西亚和中国在“一带一路”上找到了共同点，只要纳吉布还在台上，中马之间的“一带一路”合作就充满机会。

习近平主席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但是，回到马来西亚贸易国家发展的传统，马来西亚包容开放的贸易国家传统决定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合作一直不是问题，真正制约双方合作向深入发展的问题是族群关系。由于华人在马来西亚是第二大族群，历来处于族群矛盾的前线地带，几乎每一丝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华人的利益。在过去的四十多年内，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大大提高了马来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也稳定了马来人的自信。但是，马来人内心深处的伊斯兰教信仰正在承受着全球化的压力，也正在受到伊斯兰教同道中人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的复杂影响，中国人大举进入马来西亚所代表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会在族群矛盾和宗教摩擦中引发深层的矛盾。中国人应该竭力避免成为两大矛盾的牺牲品，在族群融合和宗教对话上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不仅中国政府应该努力推进族群对话和宗教对话，正在走出去道路上奋发有为的中国企业也要准备建立起专门处理族群关系和宗教关系的部门，建立起相应的沟通团队，筑牢风险管控的堤坝，做好发展和安全两篇文章，只有这样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三、一带一路，大马带路

在吉隆坡的市中心，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簇拥着吉隆坡的坐标——双子塔。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双子塔是吉隆坡的标志性城市景观，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双子楼，建成于1998年，是由两个独立的塔楼并由裙房相连，外形酷似玉米，又名“双峰大厦”。在马哈蒂尔执政期间，双子塔被视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成就的标志，是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综合办公大楼。在这里，人们可以俯瞰吉隆坡的市容全貌，也从中体会马来西亚这只“经济之虎”的虎虎生风。

双子塔

双子塔创意的要害之处是双峰中间的裙房连接体，看上去像一个攀爬的勇士，给人以强大的动力，同时寓意着马来西亚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继承传统而又携手创新，双子塔的设计体现了吉隆坡这座城市年轻、中庸、现代化的城市个性，也在向世界传递着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很多马来西亚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分享机遇，为马来西亚的未来打开一扇新的“世界之窗”。

历史与未来之间

马来西亚是一个历史与未来的连接体。之所以称之为历史的延续，是因为马来西亚的确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历史传统不亚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化，作为沟通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连接体，马来地区历来是两大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在信仰的精神世界，马来文明先后吸收了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在世俗的生活世界，马来文明也尽得中华饮食文化、儒商文化、关公文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文化的精髓，从骨子里透露出与中华文明的亲缘关系。记得曾经在新山观看过中小学生演奏的二十四节令鼓，冲击着视听，震撼了心灵，展示出一派风生水起的大气魄。

马来西亚在继承历史的时候，一点也不因循守旧，在各种文化交流碰撞中，马来西亚不断地变幻着自己的理解，推动着各种文化不断定义着马来西亚的内涵。位于吉隆坡市区中心的国家清真寺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清真寺, 也是马来西亚文化与时俱进的典型代表。这一国家清真寺是由马来西亚首任总理拉赫曼1957年倡议修建, 1965 年全部竣工。远远看上去，清真寺好似一把撑开的大伞，把阿拉伯伊斯兰建筑形式和现代建筑艺术有机融合在一起。同时，在这片巨大的建筑群中央，点缀有水池和喷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传递出的是古老的道家智慧，最为醒目的要数高耸的大尖塔和宽阔的祈祷大厅，被设计成火箭尖部的尖塔，与一般清真寺的“洋葱头”式圆顶大相径庭，意在象征伊斯兰教可与科学相媲美，又在似乎与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欧洲文明进行对话。越是端详马来西亚的建筑和人文，越是感受到马来人的智慧，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时时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伟大文化的理解，在这种诠释中也在不断把马来西亚推向一个新的时代。

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寺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吉隆坡是一个十分现代化的城市，从建筑到经济，从生活到人文，吉隆坡人都似乎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但是，如果拿起显微镜，仔细观察马来西亚的每一个角落，就会立即看到马来西亚传统的一面，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最典型的例子是建于1910年的吉隆坡火车总站(Kuala Lumpur Railway Station) ，它深受摩尔式建筑风格影响，拱柱圆顶现雄伟，尖塔琉璃越古今，给人一种拜占庭式仙境般的感受。但是，走进火车站内部，又可以享受到舒适的空调和现代化的设计，从这里人们可以南下新加坡，北上曼谷，匆忙的旅客不过是滚滚人流中的一朵浪花，传递着历史，寄托着希望。

吉隆坡火车总站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被称为奴鲁伊曼的苏丹皇宫，这可是全世界最大的、仍居住着皇族的宫殿。集西方与伊斯兰建筑艺术于一身的苏丹皇宫的大铁门平常时间是紧闭的，人们只能远远地看着山坡上的皇宫，金碧辉煌却又与世隔绝，与闹市区的灯红酒绿形成鲜明对比。远远望去，除了专用的皇家色调外，在感觉上倒有点像美国的国会山，站在穹顶应该可以俯瞰吉隆坡的花花世界。但是，即便如此又将怎样，生活在苏丹皇宫中的苏丹眼里，真的是大大地羡慕凡夫俗子自由自在的生活。就像在茨厂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摊位上卖得尽管大多是义乌货，但却同样是趋之若鹜，乐在其中。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喝一杯，尝一尝福建面、老鼠粉、糖不甩、猪杂粥，要求也不高，只那么一坐，向四周瞅瞅，心满意足。

苏丹皇宫

一带一路，悠着点

在吉隆坡，在马六甲，在砂劳越，马来西亚的智慧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悠着点，不要那么心浮气躁，对所有外来的东西，都要以心平气和的心态，不必急于一时。马来西亚的这一智慧对中国人搞“一带一路”具有很重要的启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人心潮澎湃。尽管不乏有拍马屁的人高喊“万岁”，但还是有不少学者提醒不要“体力透支”。这次到马来西亚，我感觉中国人搞“一带一路”的步伐好像慢不下来了，而且一波比一波快，很多事情的进展完全超出了预期。近年来，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简直像“输出革命”，或者更准确的描述是“输出发展”。由于马来西亚占有地理、语言文化、外交关系等优势，往往为各路中国走出去大军的首选。包括能源电力、房地产、基础建设、金融信息、人文交流在内的众多项目合作中，都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中国企业身影。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公司——华为。在马来西亚提到华为，真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在华为看来，马来西亚不仅是手机产品和通讯设备的重要市场，更是中国以外，面向全球的战略中心。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华为在大马已经有2500名左右员工，有超过150名本地合作伙伴，每年采购金额超过1亿美元。同时，华为2012年在赛城建立了面向全球的培训中心，是华为在中国以外第一个面向全球的培训中心，也是华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培训中心。此外，华为也将全球技术支持中心、财务共享中心、人力资源共享中心、投标共享中心也放在马来西亚。华为此举不仅意在开拓东南亚，更着眼于借助大马作为伊斯兰教国家的优势，打开通向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的大门。

与华为类似，马云率领的阿里巴巴也不落后，7月20日晚，阿里云和马拉西亚数字经济公司MDEC在吉隆坡宣布，双方将携手建立面向当地创新创业者的数字孵化中心（DigitalHub）。该中心将为当地数字经济转型提供云计算技术，助力当地科技产业发展。据了解，成立马来西亚数字孵化中心之后，阿里云将展开一系列措施，包括阿里云专家认证计划ACP、一对一云计算咨询服务、客户定制的云架构解决方案等等。此外，阿里巴巴此前还宣布在马来西亚设立区域物流中心，并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建设“数字自由贸易区”，带动电子商务和中小企业发展。如果你选择吉隆坡的任何一家711便利店，都可以用支付宝结算。与支付宝的“小打小闹”相比，中国银联早已经是“江湖大佬”，微信支付也在加速跟进，竭力将东南亚带入一个无现金的社会。

常言道，生一利，必生一弊。在中国企业大举进入马来西亚的时候，还是应该给大家泼点凉水降降温，为什么不学一学马来西亚人的智慧，要心平气和，不要盲目行事。的确，领导已经说了“一带一路”很重要，但要想真正领会“一带一路”有多重要，我们还需要慢慢来，不要着急！

中冶海外携手清华学子

2017年夏天，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季节。北京的气温像是着了火，不仅高温天气刷新了气象记录，也提醒人们全球气候变化真的是并不遥远。但是，在这个夏天，清华大学派出了若干支博士生海外实践支队。其中，有六个同学来到了马来西亚，他们有的学习土木，有的擅长金融，有的精通建筑设计，还有的是教育和管理的女神级博士，就是这样一支小分队，在中冶海外马来西亚公司的支持下，来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一线，开始了用他们的专业精神和猎奇眼光，近距离打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庐山真面目。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小分队介绍了他们一个月的社会实践体会。有海外企业党建，有SPV融资模式，还有BIM建筑信息系统开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有如此造诣，感觉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国，不缺的是人才，只要我们真正把人才放到能够发挥聪明才智的地方，就一定能够获得比较大的收获。

清华此次活动是与中冶集团合作进行的。杨若冰先生，中冶海外的副总经理和中冶海外马来西亚公司的总经理，刚刚见到的他的时候感觉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职业企业家，后来才得知是一位经历不凡的八零后。获得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和项目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后，他闯荡江湖多年，历任中软赛博资源公司测试部测试员，中冶锌铜有限公司运输部办公室职员，中冶海外工程有限公司经营部项目经理、印尼办事处经理助理、印尼办事处副经理、马来办事处副经理、总经理。据他的同事讲，当初杨总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总共也不过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但是凭借他的打拼，中冶海外马来西亚公司已经在江湖中很有地位了，正因为如此，才担任了中冶海外的副总经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前兵团”。

中冶海外的骄人战绩是清华人才培养的宝贵资源。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人才培养是第一位的，第一代带路人也许是江湖上打拼出来的，第二代带路人就必须既在象牙塔里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系统训练，也要在项目第一线上经风雨见世面。可见，我们要把课堂搬到“一带一路”去，把“实验室”建在大地上，而不是校园里。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在人才培养又不能太着急，要耐得住性子，稳得住心神，只有春种秋收，才能粮囤满仓，我们的肩头的任务重，使命大啊！

作者：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