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施展：外交需要的是可以外化为制度安排的普世价值观

原载于：共识网，7月21日

摘要：

我们说普世价值不会是简单的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也不可能脱离西方的价值观。既然能够为所有不同的文化共同接受的交往秩序要存在，交往秩序一大特征在于一定是只能追求形式正义，而不是实质正义。

    外交需要的是可以被制度化的价值观，而不只是口号

　　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我认为，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必须要提出自己的价值观。

　　第一，如果我们始终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主张的话，就会使其他国家无法对你的相关政策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他们就不能对你的行为进行有效地判断，人们是无法信任你的。

　　第二，无论大国或是小国，在国际社会上都必须提出某种正当的国际秩序观的主张，这种主张一定会呈现出某种价值观。价值观会为世界提供一种秩序，即使这种秩序未必马上就能落实，但它可以为世界勾勒出一种方向。正是这种可欲的秩序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为各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演化提供一个基本的方向引导，同时也就构成了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当代的中国，之所以人们经常会怀疑价值观的重要性，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往太习惯空谈价值观、空谈口号。价值观假如不能够外化为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的法律秩序的话，就不能起到软实力的作用，不可能使得一个国家在外部获得他国的信任，也不可能真地让你能够以更巧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硬实力,以获得相应的、也是应得的影响力。价值观倘若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作为支撑，就完全无法做到四两拨千斤，甚至常常会出现千斤拨四两的后果，使得我们的外交事倍功半。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得有价值观，而且我们所谈的价值观不能是空谈，不能是口号。它必须得能够外化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并且也应该外化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任何由价值观外化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考虑外在约束条件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外化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考虑外在的约束条件。例如，今天在希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很多人担心会对整个欧盟的前景带来很大的阴影。也就是说，欧洲统一是一种价值观，它要外化为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必须要以现实的财政逻辑作为一个硬性约束条件。希腊的财政危机有可能导致欧盟的制度安排遭受到巨大的挑战。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制度的有效的实践，必须有具体的财政方案相匹配。这个具体的财政方案又必须与现实存在的经贸秩序相匹配;而这种经贸秩序现在不再是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运转的——过去也许勉强能维持贸易秩序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运转，但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经济日益以全球为单位运转的，一旦自外于全球的经济秩序的话，结果只能类似于今天的朝鲜。

　　于是，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世界市场构成了任何有效的制度安排的硬性的外部约束条件，世界市场可以说具体表现为全球的经贸秩序。这个经贸秩序不仅仅是指现在看到的WTO等制度安排，同时包含内部具体的经贸过程。比如中国为中心的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的中心、以及欧美日渐去工业化的节奏，都包含着前面谈到的经贸秩序。全球的经贸秩序、金融秩序都会对具体国家所设定的制度安排、财政机制、制度本身的动力机制等构成深刻的影响。

　　由于世界市场是以全球为单位的，必然是普遍、开放、分布式运转的。不是在哪个中心进行中央决策式的安排的。每个国家的政治政策、经济政策，其他方面的政策制订出来以后，并不会按照政策制订者的初衷形成它的结果。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与其他国家的各种政策不断地PK、博弈、磨合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也一定是超出所有人的预期的。每逢你看到结果跟你的初衷有所违背，要去调整政策的话，此时演化方向也会改变，始终会跟你最初的预想不一样，这是普遍的、开放式的、分布式的世界市场一定会呈现的效果。也就是说，这种秩序是自生的，是人的活动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

　　可以外化为一个制度安排的价值观才是有意义的价值观，因此，大国的价值观或者外交层面的价值观必须与世界市场普遍的、开放的、分布式的价值观有同构关系，否则就无法和世界市场同步波动，那样的价值观是没有意义的。

　　普遍与开放的价值观助推英美胜利

　　从世界历史来看，推行价值观外交最成功的就是英国、美国这两个国家。如果我们将它们提出的价值观与曾经试图与其争霸的国家的价值观进行比对的话，前者所提出的价值观都是与世界市场有同构性的，有普遍性、开放性、分布式的特征。早期的法国、德国、苏联的价值观对于英美都具有正相反对的特征。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试图对英国进行大陆封锁，但从具体的历史后果来看，几乎可以说对英国的封锁是拿破仑自绝于人类，英国是代表人类对拿破仑进行封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因为英、美所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在这里刚好与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开放式的结构有同构性。这与早期的法、德等有着本质区别。

　　英国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就是自由。对英国人来说自由首先在于对财产权的保障，以及财产权的自由运用，这是英国所提出的价值观的核心。财产权的自由应用被亚当斯密表达为自由的经济、自由的贸易。而且斯密进一步提到经济自由、贸易自由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在国内推行自由的经济尽量少管制，在国际上各国之间自由贸易。这会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最有效率，从而使得人类福利普遍提升。斯密在《国富论》中进一步提出，人类福利获得普遍提升的过程中，东方国家随着福利水平不断提升，国力增强，也会获得相应的应有的实力，基于这种实力西方会出于恐惧表达敬意，于是人类的普遍自由会实现。

　　这种价值观如何外化为制度安排呢?斯密是1775年出版了《国富论》，这本书只在学界、思想界有一定影响力，但在政界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影响力。一直到1846年英国取消了贸易保护当中最后一个法律——《谷物法》，自此英国开始推行单方向自由贸易政策。单方向的自由贸易政策之下会有更具体的双边贸易协议，即使双边贸易协议没有达成的情况下，仍然会允许其他国家对英国自由贸易，亦即，其他国家对英国是否征收关税，英国无所谓，而英国单方面地决定不收取其他国家的关税。

　　在十九世纪七十或者八十年代以前而言，英国搞单方面的自由贸易，看上去太高尚了，太伟大了，一个国家居然会为了一个价值理念做这么大的牺牲。其实，英国的国家利益全都在其中了。因为当时英国是全球唯一的工业国，它的出口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因此，无论收不收关税，其他国家都必须从英国进口。同时，英国进口的是原材料、粮食，取消进口关税就意味着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最强，它的工业品就会永远占领整个世界市场。其他国家除非出现当时无法想象的新技术革命，否则永远没有机会晋升为新的工业国。

英国基于这种特征的经济政策，重构全球经贸秩序、格局，特别是全球的金融格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地在十九世纪初期至二十世纪中期构成世界的经济支柱。卡尔·波兰尼称这段时间国际政治秩序的几大支柱，包括均势政治、自由贸易体系、国际金本位等，这些都基于英国的前述政策。

　　英国把它的价值观外化为一整套国际制度安排，这套制度安排又有价值观作为合法性的论证。在这套体系下，其他国家即使无法成为工业国，只要进入了这套开放的经济秩序，就可以获利，即使利益比英国少很多。如果其他国家想和英国竞争的话，比如看德国，就需要推翻英国的国际秩序。德国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国，它觉得自己应该获得阳光下的地盘。由于它和英国在国际经贸秩序当中所处的位置不一样，英国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操盘者，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的运转有一种主导性的影响力，但德国没有。加之英国的金融能力非常发达，伦敦主导着是国际金融秩序，德国为了获得与英国差不多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值，就必须以比英国快三倍的速度发展生产，这就让德国觉得非常不公平。

　　德国要做的不仅是推翻原有的英国的制度安排，他还需要提出另一个完整的秩序安排，它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都提出了这种安排。德国设计的战后秩序安排，原则上，战后的优势地位必须符合德国的利益，所有国家的利益要绕着德国转。而英美的秩序则是普遍开放，即使其他国家无法改变英美在这套秩序中占有优势，但这套秩序起码提供了其他国家占有优势的可能和获得部分利益的机会。因此，中小国家肯定会在战争中支持英美。世界大战这种规模的战争是比拼资源动员能力的过程，谁能够动员起更多的中小国家谁就能获胜。英美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通过制度捆绑到一起，并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

　　价值观外交需要的是具有普世精神的价值观，不必过分在意东西方

　　公元819年，韩愈写下了名篇《谏迎佛骨表》，极力说佛教是“西方的阴谋”。但是今天还有谁说佛教是来自西方的阴谋吗?经过三百年的融合，到宋代时人们已经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当今，整个世界进化速度大大加快，我们用不着花三百多年的时间，也许再花一百年、两百年的时间，现在那些“西方的价值观”就已经会被认为是中国的了。从短时间段来看，我们今天争论哪些是西方价值观，哪些是中国特色，可能还有些意义。但放在长一点的历史视野下来看的话，意义有多大?

　　价值观外交需要的是一个普世价值观。我们可能会有疑问，这种普世的价值观真的存在吗?姑且假设是没有这么一个跨文明的普世价值存在的，那么英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地区，和伊斯兰地区之间即便没有普世文明存在，仍然需要打交道。如何沟通呢?最有效率的肯定是贸易过程，而不是战争过程。战争过程可以确立贸易权，但从长期来看更有效率的、成本最低的应该还是贸易过程。一旦贸易过程被确立起来，对应的一系列的过程全都会跟上。一定会有超越文明之上的一整套的法权制度安排，而思想家们会从中提炼出伦理内涵出来，此时就可以诞生普世主义的价值观。

　　我们说普世价值不会是简单的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也不可能脱离西方的价值观。既然能够为所有不同的文化共同接受的交往秩序要存在，交往秩序一大特征在于一定是只能追求形式正义，而不是实质正义。正义最根本的来源是信仰、宗教，不同的宗教彼此之间对于何为“正义”的定义肯定不同，也就难以有共同的对于“实质正义”的理解。而“形式正义”要求对一套程序的遵守，这一点对于不同文化的国家来说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这也是西方的国际秩序转化为法权安排的时候所努力的方向。西方在追求际秩序转化为法权安排的时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给出的秩序、规则的确是有形式正义的取向的。虽然由于西方的主导带来的是实质的不正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形式正义抛弃掉。

　　形式正义最初的创造者并不是来源于我们，它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技术，这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擅长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学习。我们在对抗实质不正义的过程，在直观上会呈现为中美对抗。假如我们只从短时段来看，这种对抗是不可调解的。一旦把时段放长点来看，中美对抗只是为了实现人类共存普遍秩序中大家不断磨合，最终达到形式正义的过程。

　　(本文由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在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