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主义是法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的最重要因素。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具体落实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继承和发展戴高乐主义，取得了一定成效，扩大了法国的影响力。中法关系近年取得长足发展。中法仍是东西方大国中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前途共同点最多的大国，也是立场最为接近的大国。
戴高乐主义与国际事务
法国是被美英联军经由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 而从纳粹德国占领下“解放”的，戴高乐在盟军登陆8天后才从北非赶到诺曼底。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只是在“说服”美英之后才得以“解放巴黎”，戴高乐走上香榭丽舍大道接受民众欢呼。法国获得“解放”三个月之后，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才得到美英苏的正式承认。
美英苏确立的二战后“雅尔塔体系”本无法国的份儿，戴高乐却以其不畏强权、不惧挫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努力，在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大巨头间折冲周旋，终使法国以“战胜国”身份在德国驻军，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戴高乐在战略上向美国靠拢，但明确要求照顾法国的利益，同时积极与苏联发展关系，成为苏联在西方“最能说上话”的“友国”。戴高乐敢于对美苏提出激烈的批评，使美苏既看重与法国的关系，又对法国有所忌惮，因而对法国的要求和利益关切予以适当照顾。
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具体落实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法国外交的独立性主要是针对美国而言，美国也承认“法国有反美的惯性”。戴高乐明确讲过，出于维护法国的利益，不论是欧共体还是北约，甚至是联合国“这玩意儿”，法国都可以弃之不顾。法国坚决顶住美国压力，建立独立的工业和防务体系，特别是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借以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和核控制。由于美国反对法国参与北约决策和拒绝给予法国北约欧洲南部战区总司令的职位，戴高乐决定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制，军事和防务不受北约军事节制。1966年10月，本为控制法国的北约理事会被逐出巴黎，匆忙迁往布鲁塞尔，美国驻军及设施一并撤离法国。此后，法国对北约一直采取“一脚在内一脚在外”的策略。美国为避免由其控制的北约破裂，只能对法国予以迁就。法国因之得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既被双方倚重，又得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
戴高乐视中东地区为坚持外交自主的重点地区，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站在阿拉伯世界一边，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的扩张举措持强烈批评态度。数十年来，这一政策既保持了法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也为法国争取到了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法国二十世纪60年代为埃及制造的军舰、80年代为伊拉克建造的核反应堆，先后遭到以色列的劫持和轰炸，均未交付使用，但法国政治和经济“名利双收”的效果均已达到。2003年，希拉克坚决反对小布什“新保守主义”政府入侵伊拉克，申明美国若要在安理会付诸表决，法国必将投否决票，这被称为法国外交的“高光时刻”。
戴高乐把欧洲和非洲设定为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的两大战略依托。欧洲建设从建立煤钢联盟到经济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从消灭欧洲战争策源地到经济合作再到政治联合，从四大内部统一市场到设立欧洲央行和推行单一货币欧元，每一步都是法国设计并付诸实施且切实取得了进展。法德轴心的欧洲建设发动机作用始终没变，法国作为欧洲建设的政治带头羊功不可没，只是由于近年经济实力衰减而部分地被德国取代。
法国在经营欧洲的同时并未放松非洲。戴高乐曾对非洲独立运动实行残酷镇压，在无力抗拒之后遂通过政治和经济控制维持对非影响。法国总统府的“非洲小组”曾对非洲国家首脑生杀予夺，西非和中非两个法郎区均由法国设计实施，金融政策和发钞权现仍由法国掌握，非洲的安全事务仍依靠法国。美国在冷战后设立了非洲司令部，但由于法国反对始终未能移防非洲，还“临时”与欧洲司令部合署在德国斯图加特办公。随着国力衰减，法国在非洲的行动已捉襟见肘，但对非洲局势的控制和影响能力仍远高于其他大国。非洲始终是法国产品倾销地和重要原材料供应地。密特朗是戴高乐的政敌，但执政风格却具有鲜明的戴高乐主义色彩。1981年密特朗就任伊始便驱逐了数十名苏联外交人员，同时在捍卫法国利益方面与美力争，在美苏间显示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密特朗公开表示冷战结束对法国并非好事，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同时提出设立欧洲单一货币欧元限制德国的经济实力，实现“欧洲的德国”目标，避免出现“德国的欧洲”局面。
戴高乐主义与法国影响力
萨科齐虽是右翼领导人，但因与希拉克政见不合，执政后提出与法国传统外交“决裂”的思想。美国因实力和影响力下降已沦为“相对大国”，法国作为西方成员应为捍卫美国的地位做出努力。法国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弄翻得不偿失。法国积极参与军事干预利比亚局势并击毙卡扎菲，结果成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头号打击目标，接连发生的大规模恐怖事件死伤甚众，实际上是在为美国挡子弹。奥朗德继任后吸取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教训，不主张出兵叙利亚，却率先承认叙非法政权，法国本土则继续遭受恐怖主义袭击。
2016年尼斯恐怖袭击使国庆纪念日成为举国哀悼日。萨科齐和奥朗德执政的10年，可以看作是法国国际影响力连续下降的10年。只有巴黎气候协定是奥朗德最值得夸耀的重大外交成就。
马克龙当政后提出“重返戴高乐主义”的理念，扩大法国的战略回旋余地，重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首先“要同所有各方都能说上话”。马克龙欧洲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为恢复法国的政治领导地位，大张旗鼓地重申“主权欧洲”和“防务欧洲”建设，虽因国力不逮而效果不彰，但“声势”业已造成。“造势”是戴高乐主义的基本特色之一。欧盟与英国脱欧谈判主要由法国定调，由法国前外长巴尼埃负责，主张温和处理的德国只能迁就法国的立场。
在特朗普对默克尔极端反感、美德关系陷入历史窘境的情况下，马克龙成为特朗普在白宫接待的唯一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后，马克龙当即强烈反对并与之通话表示不满。马克龙还提出“让地球重新伟大”的口号，反衬特朗普的“让美国重新伟大”，指出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对地球犯下的错误”，并表示气候外交已成为法国外交重点之一。
2018年G7加拿大峰会因特朗普拒绝签字而未能发表联合公报，马克龙遂决定2019年G7法国峰会不发表联合公报，并在会前邀请普京总统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会晤，峰会期间再次邀请扎里夫集体会见欧洲领导人。美国于2020年8月在安理会提交延长对伊制裁决议草案，法德英均投弃权票，特朗普因此对欧洲盟国“极感愤怒”。欧美关系持续走弱。
马克龙在使节会议讲话中指出，因为美国不断犯错特别是新一届政府犯下的错误，“西方霸权业已终结”，北约因美国独断专行而处于“脑死亡”状态。这种话只有马克龙能说得出来，法国外交部分地恢复了往昔的“敢言直言”风格。
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欧盟追随美国对俄实施全面制裁，致使欧洲安全环境恶化，对俄经贸严重受损。2014年以来，欧盟每半年延长一次对俄制裁，但法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磋商和协调，互动频繁。2017年5月，马克龙就任当月，即以法俄建交300周年联展的名义邀请普京到凡尔赛会晤，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打开对俄关系。2018年，马克龙邀请普京出席一战百年仪式和首届世界和平国际论坛。2019年，马克龙邀请普京在G7峰会前会晤，提议俄罗斯重返G7机制。马克龙力求在美俄间行动自如，自诩是“世界上唯一能够随时与各大国领导人通话的元首”。
在中东问题上，马克龙重回传统的“疏美（以） 亲阿”政策，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谴责美国杀害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反对美国承认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及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世纪和平计划”，积极斡旋黎巴嫩危机和在贝鲁特爆炸后往访并组织国际重建筹款，访问巴勒斯坦期间因与当地民众接触与以色列安全人员爆发冲突，再现“希拉克之怒”，赢得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同情。在利比亚内战问题上与俄罗斯一起支持反政府武装国民军，与美国、土耳其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立场相左，在地中海拦截土耳其向利比亚运送军火的军舰，协调欧盟反对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武装和在地中海开采油气。由此可见，马克龙的中东政策明显与美国拉开距离。
法国在坚持把恐怖主义列为最大威胁的同时，对国内极端势力的思潮进行坚决斗争和打击。2017年以来，法国已关闭了356个极端宗教场所，428个外国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并强制解散50多家与激进伊斯兰思潮联系及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社团组织。法国于2020年初成立了镇压伊斯兰主义委员会，全国98个省都设立了分机构，是世界上唯一设立这种机构的国家。内政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南指出，法国反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从未如现在这般果敢，马克龙是行动最为决绝的总统。
法国中学历史与地理教师塞缪尔·帕蒂因向学生讲解穆罕默德漫画而惨遭斩首后，马克龙总统当即召开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加强学校治安，对散布仇恨和支持杀害教师的所有组织与个人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对所有破坏国家秩序的组织者绝不姑息，全面清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极端伊斯兰思想）社团和组织以及与之接近的人士，追究在网络上声援恐怖分子者的法律责任。马克龙有关支持言论自由和伊斯兰主义在世界制造恐怖的言论招致伊斯兰各国强烈批评，一些国家发起抵制法国商品和抗议运动。
马克龙在派出特使向有关国家解释法国立场的同时，坚持制定“全面安全和反宗教分裂法”。马克龙指出，反宗教分裂法主要针对激进的伊斯兰分裂主义，因为伊斯兰分裂主义已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形式和现象，世界各国都面临相同的重大危机，在法国则使一些地域或城镇处于同社会分隔的状态，与“共和国价值观”形成对立。爱丽舍宫总统府解释说，马克龙提出该战略的主要思路是捍卫共和体制及其价值观，即人人平等、相互尊重、自由开放。政府与行政管理不能含有宗教因素，宗教与政治分离且不能自成一体和影响社会活动与民众生活。
法国舆论指出，对极端宗教主要是极端伊斯兰教义对社会造成的分裂状态进行立法，是一项高度政治性的法案。法国右翼和极右翼不断攻击政府在该领域“天真”和无所作为，现在距下届总统选举仅剩一年半左右，马克龙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不断推迟之后，终于决定采取行动，马克龙总统再次表现出决心和行动力。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引发欧盟激烈反应，马克龙提出对美国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等大公司征收“数字税”的设想并通过了议会立法，遭到了美国强大压力，但马克龙声称绝不让步。当前形势下，美欧、法美之间的联系基本停顿，“待美大选之后再议”。若特朗普蝉联，则欧美关系改善无望。
马克龙把2020年定为“戴高乐年”。
戴高乐主义与中法关系
1964年，戴高乐顶住压力毅然决定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世界战略态势及中国发展前途判断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更是出于对法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作出的战略布局。戴高乐认定世界必然走向多极化，中国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国要顺势而为谋势破局。中法建交对中法两国及世界走向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国际政治多极化之始。从世界前途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分析角度看，中法是东西方国家中共同点和汇合点最为相近的大国。
中法建交之初，法国居高临下的心态显而易见，同时从对华关系中谋取了不少实际利益，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对象国之一。法国每每要求中方给予“回报”，“大合同”是法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中的基本诉求。“同等优先”则是中方给予法方的特殊优惠。
法国因其在西方的特殊地位而受到中方重视。法国在西方大国发展对华关系中有多个第一：第一个建交，第一个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第一个放弃在人权问题上对抗，第一个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第一个建立军事战略对话机制，第一个相互举办文化年等等。中法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性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
希拉克执政以来，法国历届领导人在阐述法国外交政策时，不可避免地都要提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及对华关系，或借重或提防，或合作或斗争，中国都是法国交往的重点国家之一。
法国和欧盟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隶属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必定会站在美国一边。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法国率先对华制裁，并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向台湾出售军舰和战机；2008年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都使中法关系遭受重大损害。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快速增长，是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和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基本因素，更是世界局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因素。中美同为主导国际关系走向的基本力量，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法国和欧盟已承接并接受中国崛起这一历史现象和趋势。法国和欧盟希望在中美之间游走，借美国压中国，以获取实际利益。法国和欧盟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的政策取向更具这一特点，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对华关系的必要性和不可取代性。
新冠疫情使欧美近年来关系持续走低的趋势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政府公开挑拨欧盟成员国间关系和破坏欧洲建设的各种做法，特别是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立场使欧盟极为恼火，美国组建反华同盟的难度增加。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美国气急败坏地出台制裁措施，法德和欧盟也有所跟进，但明确表示不主张制裁，因为制裁解决不了问题。欧盟在对华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出现明显差异，既是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欧盟为了显示自身力量的必然反映。
马克龙就任后便提出要每年访华一次，2018年和2019年分别从西安和上海开始其中国之旅，颇具象征意义。习主席2019年访法受到超规格接待，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上都取得共识，“大合同”使法国极度满意。两国元首在新冠疫情后频繁通话，成果显著。法国在新冠疫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坚持出席2020年上海进口博览会，扩大对华合作，更加重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马克龙作为西方世界少有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之一，极有可能将在2022年再度当选蝉联第二个5年任期，是法国继续执行戴高乐主义外交的政治和法理保证。今日法国虽已远非昔日法国，但在许多情况下仍可发挥独特作用。2003年拉法兰总理奉希拉克之命在非典期间访华，2020年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坚持不撤离，都证明是正确的决策，对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戴高乐主义的基本内容，最终落实到捍卫法国利益。在美国已把中国列为最大战略对手，以主要精力应对“大国竞争”的形势下，法国在我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显重要，中法互利合作关系的必要性更显突出。中法仍是东西方大国中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前途共同点最多的大国，也是立场最为接近的大国。拜登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后，欧洲舆论对欧美关系回缓寄予厚望，首先是欧美关系的气氛将大为改善，其次是美国将重返多边主义，第三是共同价值观将重新主导欧美关系。就在“美国重回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时刻，法德却就“欧洲战略自主”爆发激烈争论，马克龙坚持发展欧洲独立防务和逐步减少对美国安全依赖性的既定思路。马克龙不会放弃戴高乐有关通过欧洲一体化建设提升法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思想。法国仍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
作者简介：孙海潮，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中非共和国大使文章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冬季号
责任编辑：唐春云、徐坤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