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当我们谈论“公 共外交与和平”这一话题时候，察哈尔学会柯银斌秘书长提倡公共外交应该 与和平联系起来，而这一点，也是我作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几年以来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都一致认为，和平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在我看来，公共外交 本身就是和平的事业。不光公共外交，整个外交都是“of the peace ”“by the  peace ”“for the peace ”。按照英国学者的观点，外交是和平地处理国家间关 系的一门艺术。作为外交的一种，公共外交自然也就是和平地处理国家间关 系的一门艺术。如果说区别，那么传统外交就是政府职业外交官和平处理国 家间关系的行为；而公共外交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企业、议员、NGO 的实践。因此，公共外交本质上就是致力于和平的事业。     

 在我看来，中国对公共外交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外交”到“公 共外交”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推动外交关系的时候经常采用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例如，中国和韩国早期没有建交的时 候，就是两国众多的民间人士先接触。并且推动一些官方一开始没有重视的 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在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正如周恩来总理说的，我 们依然要坚持“以官带民”“官民并举”的方式推动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这也就意味着，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两个国家，真正关系如何的决定因素是 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如何。“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民众之间的关系足 够友好，和平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有一些误解和担忧。中国毕竟体量庞大，如果说韩国朋友对中国的发展还有些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 中国开始借鉴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公共外交”，而不是中国已经探索了几 十年的“民间外交”，来努力与世界各国建立紧密的联系。这也就是察哈尔 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赵启正说的“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和习惯 的方式方法，向国际社会更好的说明中国。”我想，在这一点上，中韩两国 的理解完全一致。中国和韩国可以通过各自的发展优势，为亚洲和世界创造 更多的“和平”公共产品，这种努力就是一种公共外交的努力。凡是致力于 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的努力，特别是通过社会而不是通过外交部的形式都 可以认为是公共外交。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比学术的界定更加宽泛一 些，中国和韩国完全可以在公共外交上大有作为。      

朴槿惠总统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中国无论是官方或是民 间都表示赞同并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所包含的“丝路 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和平合作，包容开放，互学互鉴，合作共赢”。可 以说，朴槿惠总统的倡议和习近平主席的理念本质是一致的，都是要实现和 平与繁荣。既然我们想法一致，就有更多的空间让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 行”。对此，我有三个建议供各位参考：     

首先，我们应该推动中韩两国各自发展战略的互联互通；坦率的讲， 我们对于韩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划并不是很清楚。我们希望韩国可以 派更多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去中国，介绍韩国国内的发展经验和以后的发展方 向。特别是要让青年学生知道韩国是和我们有着一样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梦想 的。当然，中国也要向韩国介绍中国未来的发展规划。我们不要一碰面就谈 朝鲜问题、美国问题。因为一谈到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有一些情结在里面， 而一方的情结另一方并不能完全理解。只有多讲两国的共通点，才能促进两 国关系的发展。      

其次，不仅要推动整个国家层面发展规划的互联互通，更要推动重要 的发展增长点的合作与互联互通，例如城市和地方政府。中国正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韩国的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道情况可以说基本一 样。我们能否推动韩国的首尔经济圈和中国的首都经济圈的合作对接和发展 战略上的互联互通？这会为两国创造众多的机会和商业空间。      

最后，我们还应推动两国民间NGO 的交流和合作，他们是中韩合作和公 共外交最强劲的生力军。他们可能产生推动朝鲜统一、维护亚洲和平，进而 推动中国梦、韩国梦与亚洲梦、世界梦的对接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将来需要 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