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日钓鱼岛危机严重时期,双方“剑拔弩张”,冲突大有一 触即发之势。近期,钓鱼岛局势渐有缓和,中日双方也已重启了一系列安全 对话,并达成了建立“海空紧急联络机制”的共识。那么,中日到底应如何管控东海危机?日前,爱海洋网联合察哈尔学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主办的“中日东海冲突的危机管控”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就近期 中日在东海的事态发展,以及如何更好地管控中日冲突进行了深入交流,提 出了一系列建议。
杜懋之:我乐观地认为中日今年会在危机管控上达成某种协议
应该加强对于东海地区危机管控问题的研究。中日两国防务部门于今年 一月重启了关于“海空紧急联络机制”的安全对话,双方重新确认了在2012 年达成的共识,并将内容从海上扩展到空中。在现在比较复杂的政治和安全 的局势下,中日是否需要达成书面的文件,是两国谈判的焦点。
但中日在建立管控机制上的认知上的差异,可能会成为该机制建立的潜 在的阻碍:第一是历史问题。第二是日本宣布“购买”钓鱼岛后,中日双方 对新现状的不满。第三是双方都希望能够充分行使对钓鱼岛的独立主权,但 目前看没有进行共同开发的太大可能。第四,日方认为中方想通过危机管控 机制的建立,使其在地面展开对争议区域的巡逻,日方也希望通过此机制来 巩固其对该区域的管理权。
如果一个国家用有意图的风险事件来发动战争,那么危机管控机制不 会起任何作用。但对于非意图的风险事件的发生,危机管控机制会对其有 比较明显的预防和减少的作用,并避免事件的升级以及其可能导致的战争 的发生。去年11月,中日双方达成的“四点共识”拉近了双方的立场。我 比较乐观地认为,中日双方在今年还会达成某种协议。但从长期来看,对 于危机管控的建立还存在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如何将危机管控的建 立跟政治问题分离,使其能够成为独立的体系,不受政治风险的影响。通 过危机管控机制,我们可以进入一个相对稳健的安全环境,培养积极的政 治氛围,但如果希望能够彻底解决争端的问题,还是需要从双方两国对主 权问题的解决入手。(Mathieu Duchatel,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中国与全球安全项目主任)
张沱生:危机管控机制建立起来后可以守住中日关系底线
现在的重点就是我们应该争取在上半年把危机管理机制谈下来,把它落 实了。据报道,今年4月份两国防卫部门可能再举行一轮专家磋商,如果这次 对话谈得成功,海空联络等危机管控机制就有可能在5月份正式启动。危机管 理机制建立起来,就可以把中日关系的底线给守住。底线是什么?就是中日 两国不走向意外冲突和战争。
危机管理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解决利益分歧,不可能解决中日领 土争端,它只是控制危机,防止危机无限升级、引发军事冲突与战争。但危机 管理的成功却能够为中日将来开展谈判,进行共同开发,创造必要的条件。
危机管控是中日双方处理国家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它并不能代替 其他方面的工作和努力。因此,在加强危机管控的同时,我们要全力促进其 他方面的工作,重启政治对话、开展经济与安全合作,等等。
为什么我们认为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呢?因为世界历史已经清晰 地表明,用战争的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领土争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跟12 个邻国解决了陆上领土、边界争议,最后都是用对话手段解决的。此外,中 日是两个大国,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 中日打一场战争,不仅将会对双方带来严重损害,而且将会对整个地区、世 界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避免战争是中日双方必须共同努力的。(中国国 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马世琨:中日管控冲突最好的办法是双方“搁置争议”
中日双方在东海爆发危机的可能性是否在增大?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 是在增大而是在减少。可以做这样的估计:偶发性的摩擦有可能,有意为之 的冲突不大可能,双方“真刀真枪地干一场”绝不可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局势发展取决于中日美三方的态度,而这三方都没有 让钓鱼岛和东海问题闹大的政治意愿。
那么,该如何管控冲突,避免冲突加剧?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双方搁 置争议。1972年中日建交和1978年中日签订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就钓鱼岛 问题搁置争议达成过默契,这是许多年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石原慎 太郎的“购岛”闹剧和日本当局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荒唐行为,导致东海局 势紧张和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所以说,“搁置争议”是管控冲突的最佳方式。 有日本专家建议欧盟利用中立的第三方地位在中日间调解。我觉得没有 必要,这只会把问题复杂化。去年11月,中日双方达成四条原则共识,其中 有一条就说到中日双方承认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这为上述问题的处理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关于钓鱼岛问题,中国、日本和美国学者提出过不少主张,有中日“一岛各表”论,有双方“共管”论,有双方“都不管”论,等等,都不失为有 创见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双方必须完善管控机制,把不 祥的苗头及时扼杀在萌芽状态。(环球网高级顾问)
王 冲:中日对话大门一直敞着,建立管控机制有可能
关于钓鱼岛,当年邓小平说共同治理共同开发,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 够,交给下一代人。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未来五年、十年能得到解决 吗?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可见的十年、二十年之内是难以彻底解决的。
我个人认为中日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双方无论从官方,还是到知 识阶层、普通民众,都没有这方面的诉求。虽然中国媒体喜欢说日本要走向 军国主义,但是调查发现只有11%的日本人愿意为国参战,而中国却有71%。 我相信日本人的调查可能是比较真实的,对于中国71%的人愿意为国参战这个 数据我深表怀疑。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防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即在军事方面出现一些疯狂行为,甚至擦枪走火,这时候双方怎么办?其实据我了解,从钓鱼 岛事件白热化之后,中日矛盾很深,双方高层停止交往,但司局级这一层 次甚至军队之间的交流一直没断,也就是说,中日对话的大门一直在敞开 着,双方谁也不会把这个关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管控机制,甚至在 不妨碍以后中日关系转暖的情况下举行高层会谈都是有可能的。(察哈尔 学会研究员)
吴正龙:钓鱼岛的总趋势是缓和的,要有全局观
危机管控非常重要,实际上不仅中日之间是这样,中印边界问题也一 样。目前来说,中日间的首要问题是管控,防止失控,这是最主要的。另 外,在我们谈危机管控的时候,不能脱离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中日两国交往 了几千年,但中日交恶才一百多年,中日几千年的交往中始终是中国占上 风、占主导地位的,我们始终走在日本的前面。近代中国落后了,挨打了。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的GDP超过日本了,已经是他们的一 倍多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相信我们在各方面都会超过日本。另外还要有 一个长远的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应该看到,钓鱼岛的总趋势是缓和的。所 以不能一叶障目,失去全局观点。
总的来说,我们要看到大的趋势,我想未来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中 日之间问题很多,特别是历史问题,但你能指望安倍的“8•15”讲话有多大 的改善?很难。能够完全得到中方和韩方的满意?难。但是不管怎么说,缓 和东北亚的紧张局势,缓和中日的紧张关系,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这 是一个大的方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洪源:完全按西方做法管控中日危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日都属于东方文明,一个是中华文明,一个是日本文明。那么我们自 己的儒家文明和日本文明有着很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从东方文明的体系出来,它跟西方文明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危机的解决方式有着很 大的不同。所以,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做法来对中日危机进行管控,并不能 够真正解决问题。
我认为真正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双方间的战略互信,而不是所谓的军事 互信,因为从军事危机管理这方面出发实在是太微观了。中日两国应加强文 化、外交、政治以及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信。只有达成战略互信,双方间的 冲突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另外,在中日东海危机管控、危机处理方面,我们应该摒弃一切其他大 国的参与,就是由中日之间相互协商来解决危机。日方应该摒弃军事同盟这 种比较过时的做法,摆脱在任何的冲突中过分地依赖军事同盟,以及依赖美 国来威慑中国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 究员)
王京涛:建议中日两国从意识交流、文化交流入手建立深层交流机制
近来有美媒强调中日都在钓鱼岛问题上积极备战,说得非常吓人,给人 感觉好像大战一触即发一样。但另一方面,中日已经开启了中断了四年的安 全对话,还有中断了三年的中日韩外长会议,同时中日还在探讨海空联络机 制的建立。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以后,可能会对偶发性事件有非常好的控制作 用。那么,中日之间发生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在变大还是变小?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但这个答案可能我们现在没法找出来,因为偶发因素太 多了。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肯定,就是中日双方对战争的担忧都存在,而且 日本的舆论甚至已经在讨论战争发生以后该怎么收场的问题了。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国人对中日之间的冲突可能不是担忧,而主要是 对日方的心理上的不满。从根源上来讲,就是来自于历史问题,因为日本一 直缺少对历史问题的深刻反思,中国人对此不满意。再看看什么问题最容易 引起中日冲突?一个是钓鱼岛问题,一个就是历史问题,而钓鱼岛问题其实又可以归为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任何一种危机管控其实就是一种暂时预防或解决偶发性问题的机制,要真正解决一些深层问题的话,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办 法。这个办法,我觉得不妨就是两国政府以及民间包括学界,从一些意识交 流、文化交流方面去入手,建立这样的深层交流机制。如果历史问题能够得 到比较好的解决,那么其他问题的解决得都会相对容易一些,或者是相对和 平一些。(爱海洋网副总编辑)
张良福:如果日本坚持钓岛没有争议,危机管控管不下去
我认为中日双方都需要有新的思维,正视现实。如果日本人还是顽固地 坚持钓鱼岛没有争议的话,那么危机管控也管不下去;如果日本人还是顽固 地不承认双方在海上存在划界争议的话,那么风险依然还会存在。
此外,我们要看到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亚太地区,中日的力量对比已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现在中日两国属于两强并列,双方都要相互适应。 日本人要适应一个崛起的中国,中国人也要适应和日本人两强并列,这是一 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处理中日关系,不管是日 本人看待中国还是中国人看待日本,恐怕都要跳脱过去“中美日”大三角关 系而是着眼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日两国一定要从两国如何和平共处、 两国如何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做贡献,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彼此的关系。如 果只从大三角关系的角度来看,看不到两国之间力量对比变化之后新的国际 格局的话,那么中日关系的前景仍然很难预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 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蒋 涛:日本要降温危机须在历史问题上做出反思
前一段时间的中日韩外长会议的时候,日本就拼命释放出中日韩关系正在回暖的一个信号,但据我观察,其实中日还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状 态。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安倍有没有可能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动,甚至 可能进一步实现钓鱼岛军事化,有没有可能?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会做出 什么样的反致措施?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认为反而是日本应该去反思自 己,把中国激怒到了现在的阶段。那么日本现在想要降温的话,那么在历 史问题上应该做出反思,这样的话才可能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 新闻社记者)
柯银斌:要在中国推广和平学,让大家了解危机管控的知识和方法
首先,我们要知道是谁在管控危机。因为这个危机涉及的人是很多的, 上中下层级的都有,所涉及的与危机有关的各种不同的主体的想法可能是不 一样的,这是在管控危机之前就要解决好的问题。
中日冲突危机本身很重要,但这个危机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谁 能搞清楚?我们的学者可能只知道媒体上说的信息是什么,而不了解真正的 事实。咱们有多少人能看看日文的资料呢?媒体的报道跟真正的事实是有差 距的。
公共外交在中日危机管控当中起着很大作用。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 的公共外交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公共外交必须与和平学结合起来。我 们的公共外交要树立很高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形象,公共外交最大 的目标是人类的和平。在公共外交的过程当中,传达的内容上要传达和平 的思想、和平的理念。我们要在中国推广和平学,让大家了解和平学,了 解中国话语权,了解危机管控这些知识和方法。(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 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