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利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公共外交季刊》编委）
国家要有战略，军队也要有战略，最早的时候战略是军事上的，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讲战略，包括经商也有战略，战略搞乱了，特别是战略在海外往往会引起很多老百姓的疑虑，我们搞公共外交的不要轻易提战略。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缅甸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缅甸军政府从60年代军人执政到89年，我们确实投入了很多人力、精力、财力，军队跟他们联系非常多，军事装备基本上都是我们提供的，人员都是我们培训的。换装执政，还是过去那些军人，但是他们脱下军服，担任各地政府领导人，似乎是政权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还是军人在后台支撑着这个政权。缅甸过去跟中国非常友好，到这两三年政策发生了逆转，这里头有很深刻的教训，可以说是痛心疾首。
我们有战略，但是不要什么人都讲战略，一旦我们的战略意图暴露了，反过来害了我们自己，这是第一个，我们没有对待弱国、穷国。第二我们要把握在国内外怎么正确使用战略。我们往往以“恩人”自居。我们做这么多的投入，但是没有得到好处，关键是我们没有处理好怎么“给”和“予”的东西，怎么处理好我们向人家提供一定的帮助，从而在政治上、战略上、经济上取得收获的问题。
现在不论是政府外交还是公共外交，千万不要以恩人自居，千万不要耍大国主义，我们现在有一定的财力，帮助人家，实际上我们收获的更多是政治上、外交上，甚至是经济上的收益，有付出也有收获。
现在国内针对“一带一路”，好多学者有不同的声音，说我们大把大把撒钱，我们还没有富到那个地步，在哪儿都撒钱，这也是两分法，给了人家肯定有收获。在某个地方投了几亿、几十亿，将来通过某种渠道会有经济回报，收获只是长短和多少的问题。但是给了人家，我们就大大方方给人家，不要过分地要求，更不要以恩人自居，我觉得我们的公共外交说到底，还是要跟基层打交道，我们在座的很多同事过去都是做政府外交、上层外交，但是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巨大的区别就是要接地气，下基层。
日本人在缅甸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日本在缅甸的投入没有我们多，但是他做得非常巧妙，日本这几年跟美国人和欧洲学了不少东西，花钱少，收效好，日本就是动用大量的 NGO、志愿者，甚至学界、官方人员直接下到基层去，我可能给你几十万美金，但是好多人为了这个项目转，为了这个项目研究，给你宣讲这些钱怎么花，你们会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就做不到，我们一下子撒出去几亿、几十亿，都是上层在谈，签完就是落实。
好多业务部门可能对外交不是很熟，往往出问题就出在基层，所以我们的公共外交，我所说的要接地气，就是一定要深入下去，缅甸、孟加拉确实非常苦、非常穷，我们中国人一般不愿意跟这些贫下中农打交道，因为有些基层连路都没有，水都没有，更何况电。中国人现在刚刚好起来，日子好过了，但是很难跟外国的草根阶层打交道，这就对我们公共外交提出了的挑战，能不能接地气，能不能跟基层的老百姓打交道，把我们对他们提供的帮助，把项目说清楚，让他们理解和支持我们，这是公共外交的主旨所在，我们做公共外交，不管是过去做政府外交还是现在具体做公共外交，都要切记这一点。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
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但是可能我知道一些信息，提供给大家分享。我们说孟中印缅的事，学会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跟云南大学，还有仰光大学、香港的城市大学合办了一个缅甸国际问题研讨会，这个会议办了七年，每年一次，我就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缅甸这么一个国家，引起了全世界学界的关注，有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一个缅甸学研讨会，两个大会每年一次在召开。
第二，刚才讲的做公共外交工作也好，或者是做研究工作也好，要接地气，这次开会的时候，我去跟云南省宣传副部长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们那儿有这方面的经费，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做外事工作的人，我们学者也好，或者NGO组织也好，都没有去过那个国家，或者三两天就回来了，他们说特别希望支持一些有志之士，到东南亚国家呆上一年两年，他说我们经费也有，但是找不到人，我说那是不是钱太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研究国际关系，或者做国别研究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通过缅甸的例子，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启发，可能就是中国的NGO下一步如何发展，公共外交至少有三股力量：一是各政府部门的公共外交力量，二是跨国公司，第三个最大的就是 NGO组织。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政府这头很大，NGO呢？中国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NGO也是事业单位型的机构占主导地位，民间的很少。我原来是做企业研究的，我就想起来当年计划经济条件下，都是国有企业，没有私营企业，现在从 NGO的角度来看，都是国有NGO，没有真正的民间NGO，是不是中国未来也会像经济领域的开放一样，能发展成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三足鼎立？三股力量同时把中国的力量搞上去。那么在社会领域会有这种可能吗？就是有官方的NGO、民间的NGO、外国的NGO。
到底NGO怎么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中国的NGO发展不起来，它的能力不足，那么中国的公共外交就缺少一支重要的力量，原来是三股力量，它们都有能力，都能做事，这三者之间还有相互协调、配合、分工，该谁做谁做，不管孟中印缅也好，其它的中国对外公共外交也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要解决，就是中国的NGO以及NGO的国际化问题。
在企业研究上，有的企业特别有意思，它可能在国内做得不好，但是通过国际化反而把生意的生意做得比较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水电，现在叫中国电建，这个企业就是通过国际化，把国内集团化，有没有可能探索一条新的路子，需要政府部门给一些比较好的授权或者特别的政策，选择一些可靠的NGO，支持它们、鼓励它们，通过国际化历练这条路使这些NGO发展得更好一点。或者有些事情在国内有限制，在国外是不是承担公共外交任务时放得更开一点，让它更灵活一些，更有发展前途一些。
何志强（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成立于2001年，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周边国家从事的一些公益项目，应该讲，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说为了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去访问，然后我们来做这样一个项目，只是说我们国家有这样的项目，领导刚好去访问的时候，一方面可以扩大我们的项目影响，请领导人去出席奠基仪式或者落成仪式，所以说项目本身的意义还在于能够通过我们民间组织的交往去惠及当地的老百姓。
但是确实有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宗旨虽然是支持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做得还不是特别充分，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些项目，同时支持我们国内相对而言有比较丰富的对外交往历史的比较大型的民间组织，包括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搞一些国际研讨会。
借这个机会我也想简单汇报一下我从事公共外交或者民间外交的想法，直观的感受。和平发展基金会最开始第一个项目就是2011年在缅甸，当时做了“光明行”活动，我们合作的对象是缅甸的卫生部，我们派医护人员去为他们白内障的患者做手术，然后又发展到合作建立一个中缅友好的眼科医院，基本上每年都在投入，一方面是医院的后续工作，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给它有一些医护人员的培训，同时我们也会派我们的医疗专家去跟它的医疗专家一块儿，免费为白内障患者做手术。到目前为止，应该讲这个项目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的媒体做的很积极的报道，包括我们一些学者在研究的文章里面也提到了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说在当前来看，效果是不错的。
所以，这就说到下面一个话题了，就是关于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通过我这段时间工作的感受，我觉得我们这个外交的主战场还是应该在国外，尤其是我们的周边外交民间方面的工作，还是应该把根扎下去，我是去年在老挝访问的时候，走访了一些老挝的民间组织，他们的感受是中国的民间组织来得太少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是从西方那边得到的。我们基金会在老挝新建了一所小学，同时现在也在启动合作建中学，还会进一步铺开。但是我们了解日本NGO在老挝已经做了几十年了，建了400多所小学，目标要建700多所，我估计这个目标还会继续扩大。而且它从人员、经费来讲，可能都不是我们每一家民间组织所能够比拟的，我听诸位讲，他们的人员可能比我们还要多，经费也是相当大的部分，都是政府去拨款的，而且人员也是轮换的，就跟我们驻外的轮岗一样的，机制是比较健全的。
关于志愿者的问题，当时我们也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是最早团中央派志愿者的国家，到去年已经没有志愿者了。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相关的配套政策或者资金不是很到位，老方也没有办法提供后续的资金，比方说宿舍、培训，而且我们的志愿者，客观来讲，他认为我到了边缘地区和不发达国家工作，可能工作几年，回国以后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补偿，但是这方面都没有到位，所以到后来，很大程度上志愿者就派不下去了。但是我听说现在还要重新启动。
我们在老挝听到了一些美国、日本的年轻人，单从精神上来讲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从一句老挝语不会讲的青年人，到了几年下来，田间地头和老挝人打成一片，到后来老挝语跟当地人讲得一样了，在我们的很多研讨会上都讲他们有传教士的精神，我们的民间外交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根扎下去，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老挝，他们给我提供的相关数据，西方发达国家在那儿注册的NGO超过一千家，中国大陆的是没有，可能有那么一两家香港的。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做工作的效果肯定就没有办法跟人家比，把钱投下去了，没有长期的跟踪、接触和交往，光是单纯地撒一点钱和建一两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媒体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周边，很多国家的媒体受西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做了一些好事和革命性的事，但是媒体宣传出来可能就变了味了。我跟一些媒体的朋友也交流过，他们也在想一些办法，比如说入股当地的媒体或者进行交流合作，但是相对来讲资金和政策方面还是比较缺，其它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我们做工作，从政策上还有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民间组织怎么在外国落地，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上一次参加国家发改委的孟中印缅会议，当时有扶贫基金会的一个领导，他们好像是从商务部那儿争取到了外援资金，他们在缅甸可能会设一个点，相关的国家可能都会有援助的资金，通过它来实施。我觉得这也是从长远的未来发展来讲很好的方面，但是确实也需要国家有相关的配套措施，通过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争取国家政府的资金开展民间外交工作。
李晓敏（浙江行政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过去的五年，公共外交工作主要是建立团队，中央重视这么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五年的发展很快，后面主要是公共外交从专家团队，从一个小圈子，一个智库的角度变成领导干部如何提高他的公共外交意识。
现在中国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也自我感觉好像在亚太地区，我们已经到了最前面。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最主要在于基层领导干部，这一届领导干部是公共外交的主力军或者担当者。怎样提高领导干部自觉做公共外交，培养他的意识，提高他的理念也会作为我们学会下一步可以做的事情。
怎么把公共外交的意识植入头脑，比如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的读本，在适当的场合有一些论坛，通过一些舆论报刊讲一些案例，从这种角度来提高领导自觉的意识。现在越来越多的基层领导干部都有机会出国，国外有大量的人进来，许多领导可能受到外交政策规定的影响，一直不太善于表达，怎样使得他进来也好，出去也好，自觉自愿的行动中，细节的角度上，把中国的好形象、好故事，中国的好声音发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谢谢各位。
张小燕（温州市政协常委、温州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温州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
我是温州大学的一个教书匠，应该说跟察哈尔公共外交学会结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我们在理论上，说公共外交有相对的独立地位，不是政府外交、官方外交的补充，但是我们在形式上，我觉得做得很多，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公共外交、国家政策，当然我们肯定要体现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在这个半径当中转来转去，我觉得慢慢的就磨去了我们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个性，本来我们能够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好像他们能做到，我们都做不到，我觉得慢慢的这种个性如果丧失了，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另外，大家都讲到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我们自己在国内都没有发展好，何况到国外去了。我来自温州，温州这几年经济上确实出现了一些瑕疵，但是温州最近有几大改革都是国家级别的，比如说医改、农改、教育改革，还有一个是民政部改革，民政部在这里的改革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关于社会组织的培育。
当年的经济先行，现在社会组织比较发达，温州进行了一项改革，就是温州鹿城区的民政局把民间的社会组织引进来，叫民间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这里叫孵化区，以官方的这样一个力量，然后把社会组织引进来，上海的、北京的，很多社会组织都住进了这个地方。所以温州的很多事情都是社会组织来做的，比如说微笑联盟等等这些，他们请来的美国医生和中国的医疗工作者结合，做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发挥了一种民间的，还有公共外交的作用。
而且我们也看到，走遍世界各地的温州人，他们在商会的社会组织中已经发挥了公共外交的作用，比如坐在我右手的郑志良明年3月出发，自己一个帆船周游世界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人联络，而且打出和平和谐外交，这些都不是政府力量能做，而是民间组织在做。
我觉得在民间外交当中，在“一带一路”，还有四合一东南亚外交区域当中，应该利用原来的这些社会组织已经建立起来的民间外交基础，谢谢！
吕凤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中央外办原副主任、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公共外交季刊》编委）
本来不想讲了，但是听了大家的发言，确实也很有启发，因为大家的发言，涉及的面比较广，所以很难从说，但是作为我们中国公共外交的协会来说，我们确实希望能够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完成好从事公共外交工作的任务，也能够跟在座的和不在座的，从事外交工作的机构和朋友一道共同努力，把我们国家的公共外交工作做好。
当然，公共外交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尽管已经有这么多，几年的时间，但是从发展的规模和我们涉及的程度来说，应该说还属于初级阶段，但是同国际上的公共外交发展情况来看，我们不属于落后的，应该说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是好的。但是，从效果上说，我觉得确实还有很多应该改进和提高的余地。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我们在有些方面可能有一些效果比较明显，但是某一些方面可能还非常令人失望。现在有人说我们钱花了，我们工作做了，但是效果怎么这么差，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觉得好心不得好报，做了好事反而没有取得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今后还会发生，因为这个世界非常复杂，你想要取得某种效果，不一定能够尽如人愿。
一是国际上某些人不希望你达到目标，另外是你做工作的对象，比方说缅甸或者非洲一些国家，他的一些思维方式，甚至他的社会结构，形势的状态跟我们的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格格不入的，往往我们觉得他应该感谢你的，他不一定感谢你，这就是我们公共外交工作，或者民间外交工作需要研究和提高的方面，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孟中印缅走廊的问题，我也到过印度去，也谈过这个走廊的问题。当然现在说双方有过共识，要推动这样的一个构想，实现这个构想，以便福于四方，或者造福于本地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印度、中国、孟加拉、缅甸都不会有不同意见。关键是我们如何推进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推进，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也觉得第一我们要推进。第二我们不能太着急，因为确实是我们这几个国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比方印度，表面上它是支持这样一个构想，但是它心里对我们的疑虑还是存在的，甚至我在跟他们的智库人员进行接触的时候，他们还有很多的抵触情绪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推进这样一个构想，去实现它，不克服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做起来还是有些困难。当然，官方有官方需要做的工作，民间有民间需要做的工作，智库有智库需要做的工作，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双边上要把工作做好。
什么叫做双边？中国和缅甸、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孟加拉，甚至它们之间都要有一些比较好的故事，做好了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在推进大走廊工作时就会少一点阻力，多一点动力，我们的效果就会好一些。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工作。
第三，如何做工作。我们那么多留学生在那边，学习过以后，好像不是我们去做人家的工作，而是人家把我们的工作做过来了，我觉得会有这种情况，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你所接触的那几个国家有这个问题，在其它地方也有。
所以这就提到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我们公共外交或者民间外交要做的，就是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使我们的人有“以作为中国人为荣”，以促进中国和他们所在国，或者留学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为荣、为责任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下面的工作也就好做了。所以，我的意思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教育搞好，二是在我们的出国人员中间，包括留学人员中间，在他们出国之前、留学之前能够有这方面的概念，有些人并不是说他不想，而是他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一方面的提醒，自觉性没有，或者事先的招呼没有打到，没有把这样的觉悟提高到这种地步上去。
同样的情况存在于官员的出访，甚至企业界到外面从事的一些活动，他们在同外国人接触中间，同样有做公共外交的责任，也有一种是否有自觉性和责任的问题，我还是有这个信心，就是通过我们国家外交的总体部署，有我们各界积极参与的公共外交活动和民间外交活动，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应该是会一天比一天好，不会一天比一天坏，我们在外面的地位也会一天比一天提高。当然，提高了，并不是说对你的误解或者批评甚至是攻击会少，不会。我觉得这一点在思想上要有这种概念，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我们要准备迎接挑战，随时准备化挑战为激励，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作为现在在公共外交协会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来说，我还是希望同大家多分享你们的想法和你们的建议，更想看到你们的热情，特别是年轻的同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