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邓小平如何把握香港的变数和风险

原载于：凤凰网，8月22日

“有不少在香港的日本投资家正在考虑把根据地转移到新加坡去，有的已经走了。”

我上个月访问香港，一名日本金融界人士在中环的高楼上这样告诉我。

“为什么呢？”我问。

“还是有政治因素吧，包括最近的'占中'计划，对于我们搞经济的人来说，政治风险越少越好。但展望香港的未来，随着离中国内地越来越近，香港的'厌中情绪'又越来越凸显，这块土地似乎也在失去原有的制度安全和独立地位了”，他回答说。

天气很炎热，潮湿湿的。走过充满“霸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楼，无意中看到中国中央政府宣传“一国两制”的大广告，在往前走，就碰上游行了。

有两个阵营：一个是主张即将到来的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不要遭遇中央政府“干扰”，提倡香港民主的，里头也有支持“占中”计划的；另一个是捍卫“港人治港”、“一国两制”、以及“爱国爱港”的，里头也有反对“占中”计划的。

两个阵营被警察隔开得很明显，中间大约有10米左右的距离。我在现场感到好奇的则是来自两个阵营的主张之界限和底线在哪里。

2017普选不受“干扰”离捍卫“港人治港”有多远？

“香港民主”离“一国两制”有多远？

反对“占中”的人士难道不支持普选的独立运行和香港民主之实现吗？

“占中”人士说，只要普选不遭受“干扰”，由香港人自己公正、民主地选择香港的领导人，就放弃该计划（到时怎么着，我也不知道）。这一点，难道与邓小平先生当年按照“一国两制”的框架所提出的“港人治港”的方针有根本性的矛盾吗？

关于邓小平与撒切尔中英领导人之间围绕如何处理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我就不一一阐述了。据我所知，邓小平先生所主导的“港人治港”方针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除了香港回归后也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中国中央政府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有权利驻军等之外，回归之后的香港仍然执行从英国统治时期以来贯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采用中国内地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此方针50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回归后的50年，直到2047年，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内涵将是有区别的，所以叫“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理论上一点不矛盾，相当有理。

当年邓小平先生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判的过程中最后接受这一“50年不变”的方针是不容易的，同时，这一点恰恰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和公民格外重视的一点。毕竟，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的主体发展了那么多年，基本实现了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先进制度，当时西方国家的普遍担忧无疑是香港回归后，这些有着积累的制度优势向何处去。

我很好奇，假如今天邓小平先生还活着，又看到我前一段时间在香港所碰上的局面，究竟怎么想。

邓小平先生曾预想过类似“占中”计划的发生吗？

邓小平先生提出“港人治港”时如何把握未来可能发生的变数与风险的？

邓小平先生是怎么预测香港回归之后50年期间的中国走向的？

当年，邓小平先生发挥政治智慧与英国谈判，设定香港回归的议程，并为未来的走向提供框架，才有了今天的局面。但邓小平先生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完整地预测自己逝世后，更是时代和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和变数。那么，我们需要做到的不仅是认真、细心继承邓小平先生所遗留下来的方针与智慧，更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的变化与走向，与时俱进推动“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生活与文化。

“他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提出。

而大概完成了“平稳过渡”与“顺利回归”的如今，香港局势应该说早就从过渡期走向转型期，至于转型何从何去，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怎么推动，怎么收拾，等等问题，恐怕不是邓小平先生当年能够准确预期的，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和形势变迁的不可预测性所决定的。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怎么继承遗产，共享智慧，有所超越？

从1997年到2047年，怎么度过，又如何跨越中间的2017年？

问题的解决已经移交给后代了。

如今，香港毫无疑问是中国问题中的热点。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海外媒体，都非常关注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关联问题。

“香港如何与中央打交道？中央又如何面对香港？”

它不仅影响香港的未来，还左右中国的走向，此外，两者的碰撞状况很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国际社会，尤其西方政府和公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认知与立场。

香港问题就是中国问题。她俩都很重要。

至少肯定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与“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同舟共济，为此，香港经过艰苦的历史进程推动，并维护下来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社会秩序、金融中心、国际地位等必须得到制度性的保证，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当然，迈向2017年这一关键时刻的过程中大家所关注的“香港民主走向何方”无疑决定香港人未来的生活问题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