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新型大国关系也好，中美日三国关系如何发展也好，我认为从“打破大国崛起的传统格局”这个角度来讲，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而且这个时间也是非常有趣的。我本人非常幸运作为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求学了大概10年以后，能够到美国重新思考太平洋彼岸所发生的对抗与合作。

首先，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据我的理解，是由中方提出来的，美方刚开始观望中方希望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什么样新的大国关系。经过本人大概两年的观察，它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要避免冲突，不要像冷战时期的美苏那样，在冲突、危机不断升级下，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破坏。这是一个如何管控冲突、如何避免冲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内涵。在这点来说，中美两国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今天看到习主席、奥巴马总统他们在管控冲突、避免冲突这点上是达成共识的，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一半。

另外一半牵扯到中美两国到底希望有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在这点上来说，根据我在美国的采访也好，观察也好，中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因为主要的矛盾点在于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中方认为美国还是要遏制中国，中方认为美国的战略跟当年对苏联的战略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还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在国内外势力的扩张等等。那么美方呢，也会认为中国会改变现有的秩序。比如说刚刚在巴西，金砖五国要建设一个新的IMF、新的WorldBank，这种措施在美国看来，会猜想中方是不是不满足于今天的秩序，会试图改变秩序。

那么我认为两者都不至于，美国遏制不了中国，中国也不太可能改变或者全面改变现有的秩序。但是在我看来，中美双方对于对方的意图是保着一种质疑的，或者有所保留。那么从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从这么一个中国提出、美国回应的非常重要的概念出发的话，我认为一半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另一半是有所保留。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一方。中方是倾向于前者，我们可以避免冲突，我们可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美方是倾向于后者。更进一步来说，中方不会那么多去讨论中方所说的核心利益，这方面美国肯定是有所保留，包括台湾问题，包括西藏问题，包括中国现在关于东海、南海各种各样的政策等等，美国是有所保留的。中方希望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但美方对此有所保留。

在这一点，美国的白宫方面是有很多讨论的。刚开始美国的白宫方面有反思是不是过多理解中方的新型大国关系了。到后来美方给予了战术性的调整，我们不要说“新型的大国关系”，而是“新型的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赖斯去年年底在华盛顿做了一个报告，使日本政府的许多人认为美方对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给予了理解和尊重是不是过度了？日方给美方是一种压力，“这有点过了吧？”。然后美国方面又收回来，我们不要过多谈论核心利益，更多去谈共同的利益，比如说气候变化、反恐。中美可以搁置争议，搁置所谓的核心利益，更多的是谈论经贸关系、气候变化、反恐、裁军这种所谓的共同利益。

我觉得中美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和立场是有这么一个差异的。总之，中方更多倾向于管控冲突，美方更多倾向于强调到底要什么样的世界，中方是明显挑战我们所主导的秩序，这是有立场上的不同。那就是说从利益的属性来说，中方更多关注美方会不会尊重我们的核心利益。假设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什么武装冲突，美国会怎么样，中方更多关注这些问题。美方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它更多关注所谓的实用性比较强的共同利益。

接下来谈论一下中美战略靠近的三种要素。无论如何，今天的中美和当年的美苏是不一样的。前一段在北京召开了第六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日本人，我非常羡慕中美现在非常灵活，可以跨越意识形态，跨越他们的国家利益，可以在很多方面讨论战略、经济、人文等等。中美凭什么可以进行这种对话？用我的话讲叫“战略靠近”，我认为有三种要素促使中美战略靠近。

第一种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这是非常重要的，双方认为合作大于挑战的一个因素。

第二种是全球一体的崛起。我认为今天无论是乌克兰危机也好，还是南海问题也好，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是如何建立新的经贸秩序等等，中国和美国都是需要对方的配合，就是说全球一体的崛起促使着中美两国不得不合作、暂时搁置争议。

第三种，用我的话来说是国内政治上的相互脆弱性。美国政府也好，中国政府也好，他们在国内的治理上是非常手忙脚乱的。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他们都忙于国内的治理，如何维持经济的增长，如何维护社会的公正，如何维持政治的稳定，来不及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非常重要的对美和对华的政策上相互之间产生矛盾，弄来弄去，不断升级冲突面、摩擦面。

刚才提到了三点：经济上相互依存，全球一体的崛起，以及国内政治上的相互脆弱性，这三点促使着中美两国共同进行战略靠近。这是一个背景。

第四点，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依然是给予了非常深刻质疑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质疑起源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呢，新加坡大学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在书里提到，美国在西方世界拥有霸权地位，他说美国一定会去遏制中国在东方世界里的霸权地位。我认为这种主张在美国的学术界、在政策界是比较普遍的，就是说哪怕在太平洋，哪怕在东北亚、东亚，美国也不会允许中国拥有所谓的地区霸权的地位，美国肯定想方设法，用“干涉”两个字有点过了，但是会去关注、维护，尤其是他的同盟国的利益，比如说日本、菲律宾，越南也是很重要的国家。我认为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包括乌克兰，包括朝鲜半岛，包括东海、南海，这些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是美国对中国崛起质疑的一个起源。

另外一点，不用说了，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不同。这点我到美国以后感受很深，他们确实是这样，包括哈佛的学者，包括华盛顿的政策制定参与者，确实觉得“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体制跟我们不一样，合不来”。有一个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这是美国提倡的。我原来以为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我到美国以后的感受是，他们依然从政治体制或者价值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崛起提出质疑。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用我的话来说，是国家规模的历史性。这点跟当年的日本是非常不一样的。各位都知道，战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它的发展确实比较快速。当时傅高义先生写了一本《日本第一》，确实整个日本东京的地价可以买整个美国。但日本主要是经贸上的崛起，因为当时很多日本的企业，像丰田，到美国，不断威胁日美的通商关系，美国方面非常警惕日本经济确实在崛起，怕对美国的经济构成一定的威胁。

但是从过刚我所提到的国家规模的历史性的角度来看，日本和中国是没有可比性的。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政治评论员在谈论零和博弈的一本书里谈到，中国缺乏像日本那样的稳定性或者制度化的繁荣性，但是从中国的人口规模、国家规模的角度来看，他确实跟当年的日本是不一样的，毕竟13亿的人口，而且他曾经实现过非常辉煌的历史地位。这样的一个国家，哪怕它的国内治理有多大的问题，无论如何，它的国家规模是具有历史性，那么我们对于今天中国的崛起应该给予应有的旨意质疑。

今天用“战略家”三个字，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刚刚大概谈论了三点：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政治体制与价值观的不同，以及国家规模的历史性。这三点在我看来是美国的战略家对中国崛起质疑的三种起源。我认为这点是很重要的。

在我看来，今天中美两国围绕领土的争端，还有朝鲜半岛的朝核问题，其实基本上以维持现状为特征。对于钓鱼岛问题，首先美国是不站立场的，主权归谁是不碰的。当然，美国这两年也不断强调它的管辖权、行政权自从1972年是归日本的，这是美国的一个立场。但同时，“中日两国围绕相关海域的冲突也好，摩擦也好，你们尽量冷静一下，不要搞摩擦和矛盾升级，尽量冷静，相互配合”，这是美国方面非常明显的立场。另一方面，和平解决，那就是说中美两国围绕相关海域的问题要和平解决，尽量依靠对话来解决。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可能是一种矛盾体。我到美国以后明显感觉到其实很多美国的学者，包括哈佛的民主派学者，他们认为日本正在制造矛盾，日本把钓鱼岛国有化，其实使中方无路可退，不得不给予施压也好，反抗也好。

各位都知道，当时在中国的国内发生上百次的反日游行，它对于中日的经贸关系给予了很大的变数。这是一点我作为日本人到美国以后的发现，我原来以为日美同盟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美国对于日本是非常信任的，但是至少从一个国有化政策的角度点，美国方面也是有比较激烈讨论的。如果说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正在变空，有点过了，但是有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也好，日本也好，我们如何面对、如何看待美国的参与，是一个变数。但无论如何，对于朝鲜半岛问题，六方会谈的召开，美国不反对，中方提出应尽早重启，美国和中国应该合作为主，共同处理朝鲜半岛的问题。

刚刚我所谈论的中日的领土争端也好，朝核问题也好，美国的态度基本上是维持现状的，一方面是不得不维持现状，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管这个问题。可能这点对于东亚地区未来合作的格局来说也是一个变数。

下一个是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我在这里专门提到六名美国战略家的中国观。我介绍的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位学者，比如说詹姆斯·斯坦伯格——美国第一任的副国务卿，包括约瑟夫·奈，包括沈大伟——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我把他们的看法汇总一下，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

首先，去年4月我在哈佛正好有机会采访詹姆斯·斯坦伯格，他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接受两种想法：第一，遏制战略不可取；第二，不反对中国成为重要的大国。他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一样，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利益正在扩大。我认为，他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是持有谨慎乐观态度的。

第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软实力的提倡者——约瑟夫·奈教授的观点。他原来在《纽约时报》发了一篇文章：《不要遏制中国，要和中国合作》。他说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美国不需要遏制中国。因为他本身没有足够的精力。今天美国许许多多的战略家越来越认为“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够遏制中国”，那就是说不要去遏制了，遏制没用。如果中国被遏制，它自然主动遏制自己，所以说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我认为这种逻辑在今天美国的战略家里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重振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实力。这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布热津斯基——国家前安全助理，他也提到，“我们今天最需要做的事是重振自己，促进更加广泛而重要的西方力量，同时在东方支撑复杂的平衡，为了使建设性地容纳中国崛起中的全球地位，以及避免全球性的动荡。”

这是美国战略家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一方面你不要遏制，你有时间遏制还不如好好地重振自己，只要重振自己，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可以保持领先于中国的全球地位。沈大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一本书提到“中国走向世界，但它依然是个局部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他们的中国观。他是这么说的，“倘若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的在经济、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领域具有综合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获得这些特点，但在这之前中国必将是一个局部的力量。”他的意思是说美国依然是最强大的。

用我的话来说，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当然我在这里所提到的美国战略家也是非常少数的，不能代表全部。但是我从中看到的是，用我自己的话来概括是这样子：他们认为美国依然强大，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地位关键在于自身具有渗透力的实力和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美国只需要展开务实的外交，不需要刻意地遏制，中国最后一定会受制于中国自身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在中国崛起面前的总立场是这样，而且越自信的人越如此。他们认为不用遏制，用非常极端的话说“他们自我崩溃”，很多学者表示过类似的观点。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新鲜的一个观点，也是一种发现。我给各位介绍了一下他们的一些中国观。

最后，未来的中美关系面对的挑战和变数或者说不确定性在哪里。我在这里提到了三种：

第一是认识差异。这点跟新型大国关系的不同解读有关系。中方还是认为美国会遏制我们，美方还是认为中国会改变秩序。我们所想要的世界秩序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对方的意图是有所保留的。对于“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两个大国对于对方的意图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主观上他们的解读是不同的。

第二点，我认为还是一个地缘上的风险。地缘上的风险，在东海也好，南海也好，乌克兰危机也好，还是阿拉伯中东、东北亚、东南亚等等，充满变数的地缘政治上的种种因素，中美双方在精整关系当中的矛盾点和摩擦点很有可能在地缘的风险上有所爆发。我认为这是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变数。

第三点，我认为还是国内治理。我发现中美两国一方面在国家内部治理上具有残脆弱性，在国内遇到的麻烦越多，在对华、对美政策上越倾向于合作大于矛盾，这是一个特点。另一方面，回顾历史，一个国家在国内治理得很不恰当，在经济通胀、发展上不去、社会不稳定、民众对政府不满、政治上也没有那么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往往倾向于对外扩张。中美两国在未来经营自己国家的过程当中如何处理国内的治理问题，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如果他们把国内治理得不好，甚至陷入失控的地步，那么中美关系很有可能产生摩擦多于合作的局面。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因素。

我刚才讨论了挑战、不确定性，认识差异、地缘风险，以及国内治理，这三点很有可能成为中美未来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最后给咱们的讨论一个结论，中美能否打破大国崛起的传统逻辑，经过两年的研究，我的答案是谈不上打破，它会长期保持下去。我刚刚谈到了中美关系进步的一面，也介绍了有所保留的一面。我一年前在肯尼迪学院做了类似的报告，我当时说可以打破，遭遇了全面的反对，肯尼迪学院的学者说“你这个太乐观了”，中方的北大、清华的博士生也在哈佛学习，说“你太乐观了，凭什么？”当然，这是他们的看法。又过了一年，我觉得谈不上打破，包括围绕新型大国关系不同的立场和解读，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可以在管控冲突这点上达成共识，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世界、怎么样解读对方的意图，这方面是充满着不信任感的。我的暂时的答案是谈不上打破，它会长期地漂流下去，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