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组讨论
第四组第二场分组讨论
参加人员
徐建华 中山公共外交协会理事，四川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吕晓莉 北京师范大学民间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叶 青 西宁公共外交协会工作人员
陈 鹏 九江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讲师
任远喆 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外交系副教授
李海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赵 磊 中央党校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副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主持人
胡泽之 杭州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杭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杭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和外事委主任
记录员
外交学院研究生朱猛、张琳
主题：西宁案例研讨
叶 青：西宁已经有了“夏都”的品牌，这在国内的知名度已经比较高了，这是一个优势。我们在国际友城方面，现在已经结交了15对国际友城。基于这些优势，我们提出了打造“世界凉爽城市——西宁”的构想，想通过这个品牌建立多国的多边的国际合作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开展一些文化、经贸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我讲的就是这些。
任远喆：刚才介绍得很好，“凉爽城市”也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有几个问题，之前我不太了解西宁，但是一块儿去过，西宁的青海湖等等。世界凉爽城市，我想问一问，“凉爽城市”是怎么翻译的？
叶 青：cool city。
任远喆：这个挺好，可以说“酷城”，意思是世界上最凉爽的城市吗？
叶 青：有一个标准。
任远喆：是已经有的吗？
叶 青：不是，自己提出来的。
赵启正：外国有，而且已经有一些国家称为“凉爽城市”了。
任远喆：我们要建设这个城市，最好是可以比较一下西宁的优势和国外的友好城市。我们特别的优势是什么？我做了几个课题，都是跟其他的城市比较。比如我做的课题是如何吸引国际组织落户北京，比如说伦敦，比如说纽约，国际组织比较多的机构，包括亚洲地区的曼谷、东京，这些都是世界上，他们如何吸引？他们有哪些经验？凉爽城市，我不知道国外还有哪些城市被称为凉爽城市？
赵启正：这个概念是从国外进来的，因为有这个标准，中国也推出10个，西宁是其中一个。
任远喆：应该比较一下和国外对比的优势，这确实是西宁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确实挺好的。一说到建设凉爽城市，国际合作机制，以后具体推动国际合作的是通过一些论坛，还是一些其他的形式？
叶 青：包括论坛，我们是建立两个或者多个凉爽城市的联盟，通过会议、论坛开展合作。
任远喆：如果想进一步发展，得有个秘书处。
赵启正：我刚从西宁回来，这些都是想象中，都没做，现在比较眼前的，先开一个中国的凉爽城市会议，如果西宁牵头，很自然就是你们，如果再扩大一下，第二年再找几个世界上的城市。你如果想做，就是国内国际一起搞，至少第一次是我的。像南京牵头国家名城会议，两年一次。你刚才问的问题，都是在头脑中的可能性。
任远喆：我们从研究角度来讲，一个机制的建设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周密的，如果只办一次，想把这个机制从秘书处具体到每年不同的形式，这可能需要非常长的过程。在建设凉爽城市国际机制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宏观、长远的制度设计，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要保证它的可持续性。我们已经联系了一些相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对这个感兴趣？其他国家对于这个凉爽城市感兴趣？而且会不会推动这个平台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把我们这个品牌打出去，如何来带动？如果做到这点是挺重要的，在这之前你必须有一个衡量，增强旅游方面的吸引力，城市的标签，还是经济上能获得的具体的能力，这很需要。赵主任提到这是个非常好的点，结合西宁的特色，确实也是一个挺新的东西。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这个已经是第一步了，如果以后我出去再跟人家交流具体城市化有哪些，就会举西宁的例子，“cool
city”，通过这次会议，一方面学到一些东西，另一方面通过地校的结合，进一步优势互补。
陈 鹏：今天下午的收获非常多，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上午提到我们九江学院，让我们这个小喽啰觉得有一些存在感。我们主要是讲城市外交，像北上广深这些国内的一线城市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的名牌了。如果说要特立独行、彰显个性，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九江这样一个偏远的城市，我们的文化积累也有很多，最后要选择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作为我们的名片去宣传，去彰显特色。那么我们国内还有600多个城市，如果说每个城市都做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小城市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这需要察哈尔学会还有很多地方高校一起帮助地方政府进行梳理。其中难免出现世界凉爽城市，十几个、二十五个遍地开花的现象，现在出现了“cool”，下面会不会出现“cooler”，内部会打架。
赵 磊：去年海南好不容易搞了一个宣传语“海南，深呼吸”，这个东西泄露出去了，他还没用，别人已经开始用了。
陈 鹏：赵教授提出来把中国公共外交的思想向周边的国家推广，向世界推广，形成一个世界范围或者是区域性的公共平台，我们国内做的公共外交的论坛，有很多的地方协会一起参加。
不管是公共外交，民间外交，还是城市外交，都有任重道远的工作去做。我们九江这么一个市县城市，这么一个新生的二类院校，我们围绕九江的特色，以后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赵主任去给我们指导过两次，我们学到了很多。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公共外交的研究学者的培养、培训方面，依靠我们院校的配置资质，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二三线城市研究公共外交的教授或者是年轻的老师我们如何与一线城市、与察哈尔学会保持同样的脉搏，共同进步，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赵启正：我呼吁一下，西宁、九江在全国来说不是一流的城市，但是积极性很好，西宁引进的外资很有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发展公共外交的热情和愿望，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如果几年没有做出什么来，可能又会回去。为什么成绩不够而灰心呢？大家理解不够。公共外交，我们的企业家承担一些，教授承担一些，非政府组织要承担一些，等等。大家缺少公共外交的自觉，不是文化自觉吗？文化的内容太多了，公共外交本身也是文化，如何保证自觉？
陈鹏说了，二线城市的力量弱一些。但是大学教授，不管你是讲师还是博士生，基础很好，理解公共外交绝对不难，只不过感觉不够，不是很复杂的事情。比如说九江，跟你们的书记、校长说，干脆连续上三四天课，再讨论讨论，立刻九江就能升上去了。现在大家都是由别的领域转过来的，赵可金也是，我非常高兴这些青年教授响应我的号召，他们的新知识对比我好，我的都是老师，外语也比我好，我们的外语只能读不能说，这火都点着了，我就可以淡出了，他们就淡入。
赵可金：您不能淡出。
赵启正：九江培养起来，就可以自己运行了。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叫做《跨国经营的公共外交》，现在分任务了，企业家不太自觉，不撞南墙不回头，有的甚至没有回头，到了国外就会发现国外的投资环境和国内大不相同，对于中国企业家不像欢迎外国企业家那么热情，领导接见，还给你优惠，整个社会对我们抱着怀疑的态度，比如说“你们把环境污染成这样”，整个社会带着问号，乃至于有少数势力是反对你们的。
但是现在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培训，要找好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他们讲的话，九江就记住了，这就是个案例。不妨派一两个人做这件事情，你就是为中国企业界做贡献了。
好了，跟着是非政府组织，他们做的就是典型的公共外交，比如现在国际的气候会议，世界各国都是，政治质问，非政府组织一群辩论讨论，中国的非政治组织也去了，但是效果如何？报道多不多？如果没报道就算失败。就像您刚才说的，花了3亿，中国报纸连篇累牍，但是外国报纸上没有多少。
这是从企业家走出去的角度说。从我们的利益出发，有一个词叫“临场恐惧”，你看陈鹏发言的时候缺乏一些底气，再看赵可金，完全像国家领袖，锻炼出来了。这个培养一点也不难，只是这个概念传到中国太晚。
我从05年代到日本，那时候中日关系不好，有一个北京—东京论坛，回答中日关系对于政府交往的问题时，我说：“我很伤心，不报希望，因为你们的首相整天换，刚了解一点儿又换了，中国的领袖至少10年吧。但是日本公众能换吗？非政府组织能换吗？所以跟你们交朋友，可以弥补不足。”我们的论坛就是公共外交。有些政治上的老政治人物，还有年轻人，就抓住公共外交了，非得把公共外交做好了，这也是一种事业，今年9月召开第10届。
我就不细说了，你先把地区联合起来，不只培训老师，还培训地方干部。培训老师的课是5天，培训地方干部是2天，因为他们要开会，前面是比较基本的概念，后面是比较专业的，这点儿钱绝花不了3亿，否则你们就没有第一批师资。哪些人愿意参加第一批师资？第一，年轻的讲师们，这个行业的老教师瞧不起你，正好给你一个空间。上次见你们的书记，我说：“你在学校里做书记，没有专业，将来你这个书记做不好。”“我什么也突出不出来。”我说：“公共外交你突出不出来？”因为刚开始而已。你们的校长和书记都挺积极，挺棒的。
陈 鹏：因为下来分了很多二级学院。
赵可金：回答赵部长那个问题。工作外交，的确不能是老是很狭窄的，应该让更多人参与。你们西宁这个不像案例，就像是工作报告。案例，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思路是如何形成，做了什么事，有没有解决你这个问题，就像看病，病因是什么，下什么药，下了药有什么效果，有哪些该总结的地方。像哈佛大学每年向全世界买工商管理的案例。我跟柯银斌讲，我们公共外交也汇集一堆的案例，然后中国的公共外交案例库就出来了。案例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还有一个，刚才部长讲的。中国的公共外交还是太依赖政府，包括西宁做的，还是政府包办一切。要做的话，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是汇集智慧，什么意思呢？做研究的人、搞过实战的人，像部长做过浦东的开发，做过新闻发言人，又做公共外交，部长很多都是创造性的。如果说中国人当中谁在推动浦东，做个节目肯定找你谈。
赵启正：我上次说一句话：“赵启正，你可能有违规的地方。”这说对了。国家利益如果没受损，你违规了，国家获得了利益，这就是改革了。如果结果是很荒唐的、损失很大的话，受损就要处分你了。
赵可金：汇集智慧是第一位的，这些智慧到位了，你的思路就到位了。
第二个是汇聚人气。部长去年也讲，你得让人家知道你，西宁这个地方，知道的人很少，或者说中国人去的就少，怎么让它有人气？有的时候先投点钱、投点资源，人来了，就有项目，就有发展的机会。方方面面的人，让东部沿海各个地方的，包括温州的全世界的华商，这些人都是可以有合作的，要有更多的人气，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汇聚力量，把各方面的人气、智慧，转换成实实在在的发展项目或者是发展的具体措施。恐怕要有这么三步去推动，这样无论是酷爽西宁还是什么，才可行。外交属于一个微观研究，宏观是战略，中观是决策过程，微观是外交，不是很强调理论的，你要知道怎么做。其实思路问题，你决定做酷爽西宁，已经可以了，不用再做很多论证，接下来就是用创新性的办法来做。如果有一个路线图的话，就像刚才部长讲，如果三年没事干，基本上就算放弃了。
吕晓莉：我回应一下赵老师。崔主任的报告里有一点很好，起码能证明在西宁的公共外交里面有赵老师说的国际化事业，有可以带来的国际化资源。比如说西安的空气污染安全监控，这些在西宁不太可适用，本身西宁的环境很好，这个不太适用于西宁。赵老师说太依赖政府了，但是在中国很多事情是如果政府不支持，干不长。
赵可金：浙江就是一个反例。
吕晓莉：一线城市很正常，那么多外国人来，当国际化成为一种推广理念，我们要告诉这帮领导，国际化能带来什么好处，或者说国际化能长远地看对品牌提升有什么作用，如果能顺水推舟更好了，像广州的案例一样，申请一个国际协会的什么位置。
但是我有一个反思，以前我们注重国际化，注重外事，改革开放那时考虑的是经济问题。但是当逐渐国民化待遇实现以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其他国家的影响，要维稳。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给公共外交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既然定位，经济是一个辅助或者是主要的驱动力，那么民间的交往其实可以做很多政府做事情，所以城市的公共外交还是大有可为的。刚才说想做城市联名，国际组织落户，其实从长远来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赵可金：你们西宁可能在模仿扬州，扬州搞了个世界运河联盟。但是扬州并没有把所有的秘诀告诉你，扬州的发展与老江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老江支持，做到这样很难。
赵启正：你们回去要跟领导传达一下，要不然讨论这么长时间没有实际效果。
李海涛：他特别用心，他自己有这个想法，但他不是专家学者，他不方便说出来，去说服学者，就去找学者说，把我们拉过去有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他这个思路特别好，地校合作。我上次去犹他州，西宁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进行城市与城市的联系，他们走了一个平台，由犹他州和青海的一个联盟，西宁和犹他郡的合作做得非常好，这一点在模式上来说算是一点创新，但也需要合适的人来推动这样平台、整合这个资源。
赵可金：我补充一个，在开这个会之前，前天我在清华组织了一个内部讨论。清华讲究科学研究方法，有一个学者做了一个统计，89年之前的友好省州、友好城市，实际上更多是什么？是地方政府，城市只占了37%左右。但是91年之后，这个数就变过来了，90%的友好是城市之间的友好，就是说进入新世纪以后省之间的合作少了，都是城市和城市之间。
赵启正：避免不好操作。
赵可金：城市的积极性，从90年代之后有极大的发展，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
赵启正：广东省公共外交协会就不如广州市公共外交协会好操作。
胡泽之：它还没成立吧？
赵启正：现在察哈尔学会在公共外交领域真是做得最好。我总是重复基本概念，公共外交是改善外国的民意，使外国民意对本国更加友善，那么他对本国的政策就可能抱有善意，我们就会有做出政策的空间。10年前中国买动车组，一次买了三个国家的，日本的、德国的、法国的，当然有政治考虑也有技术层面的考虑，都买日本的人家会有说法，这说明什么？民意影响政策。像给马其顿捐了50辆校车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内校车出事。
曹伟：我们主要涉及中国国内的城市外交，我想起一个案例非常好，目前做中国国内城市外交的人比较少。台湾的公共外交比起60、70年代，它起步早，比中国大陆早得多。大家知道，72年中美关系转型，台湾已经看到了种种迹象，美国跟中国大陆中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66到72年间，对于如何扭转中国和美国的变化，开展了一场非常浩大的对美公关运动，那时候还没提叫公共外交。目前在台湾公布的一些档案里可以看到像能源的安排等，包括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政策。这些方法、手段和政策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虽然结果没有改变历史，没有能够改变中美关系转型的历史，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谈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台湾的外交家在美国学界当中是最受公认的台湾形象代言人，直到现在，台湾的形象比中国大陆还好，这跟他们在六七十年代的努力是有关系的。如果从案例的角度，我建议对这个案例好好做一些研究。
吕晓莉：我回应一下这位老师的观点。因为台湾在非政府的交往里面非常有作为，因为很特殊，中国和其他国家建交以后，外交的地位很尴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他们出去培训、开会，台湾的外交部给钱，专门有个处给钱。但是中国不一样，即使懂外语，能出去说话，最早期都是以国际NGO的赞助的名义出去，提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发声，地位很高。这个策略很值得学习。老从那一个口径别人不太信任，多元的角度更好一些。
胡泽之：我们讲得太政治化，外国人不信任，而且我们国家有一点很不好，不放心老百姓去搞这个工作。为什么外交部急急忙忙成立一个公共外交协会？他怕你们出乱子。实际上它还是处在一个政治高度统一的概念下，所以很多东西，公共外交这个概念还是由他们来做。刚才赵主任在太原会议的时候讲公共外交理念。实际上公共外交协会每个地方都成立，但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碰到三组，像我们非常迅速，让外国人了解中国，通过了解有一个感知认识，这是一个观点。还有一个经济利益，这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利益。你们搞公共外交协会通过招商引资，这是第二组，第三组是什么呢？我不讲哪个地方了，现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出国很难，“你们公共外交协会以这个名义能不能出去？”这样就变成功利化的一种形式了。
公共外交是两大责任，第一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第二个责任是怎么来提高本国公民的对外形象和素质问题，可以经常组织一些报告会、专题讲座，来提升每一个公民，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做公共外交，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意识。我是这么个理解，大家探讨。
所以说我们杭州公共外交协会本着这个想法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因为很多事情，讲到最后，你想利益要不要讲？肯定要讲，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外国人对你们的GDP多高不感兴趣，关键看能不能吸引人，因为GDP2000、3000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外国人讲究法律。一个目的是通过公共外交让外国人了解，扩大知名度，另外一个目的是带来丰富的经济效益。
现在很多地方把经济搞一顿，经济作为一个主导，先搭个平台，再举行一个活动，实际上公共外交更多的，大家以后要探讨的，就是你的主导思想主导的是什么。每个地方做法不一样，刚才为什么跟赵主任讲，公共外交首先要提出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观的问题。下面围绕这个东西开展合作，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因为公共外交本身是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多种手段，不是国家外交。国家外交是刚性的，利益就是利益，行或不行，公共外交很多是柔性的，通过感情的交流来达成对你的了解，至少是要他不反对你，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公共外交通过学者和地方来探讨。当时赵主任提出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大家都在摸索，地方公共外交都在摸索，有着不同的做法。上次南京来的学者，跑到温州，最后到杭州，我就跟他讲，温州我们也没办法学，温州是侨乡，更多是企业走出去搞公共外交，学不来的。上海是国家外交的延伸，更多是做总领事通报，来个新的领事，开个什么通报会，上海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形式发展，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怎么样做好外国人的工作？就是按照杭州的做法，我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都是省会城市，而且很多文化都很相像。最后公共外交协会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为谁服务？这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的学者在这方面要更多关注，你要让人家了解你什么？这样子才能突出你这个城市的个性，可能更有目的性地来做工作。最后更多的还是功利性的东西多一点，这是我的看法。
赵可金：德国汉撒同盟有一个谚语，叫“城市的空气天生是自由”，我们谈城市外交，其实核心就是城市独特的精神。第一轮城市化太注重表面现象，所以我们看到各地的城市都一样。
胡泽之：都是复制性的。
赵可金：都是玻璃包的楼，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刚才谈到公共外交或者城市外交，目标是什么？其实本身的含义是执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就是“外交”，它也不能避免，它必须要执行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执行一个城市的对外政策，我们这个城市有什么政策要执行。现在有一个问题，各个地方都有这个问题，城市的外办主任是无法列席市委常委会的，所以这个地方的发展战略是依靠分管外事的副市长来二传手的转接，所以他只能是执行分管副市长的指示，但是整个西宁的发展战略他都不知道，比如说市委书记肯定不会跟你讲，肯定是跟分管的副市长讲，然后再跟崔主任讲，这样一传好多东西只能等着了。
他们西宁很明显，2011年还是市政府办公厅的一个处，那就更是办事机构了。
胡泽之：“办”一般都是党委的，台办、侨办又变成政府的。
赵可金：现在很多是这样的，好几个省既是市委、省委的外事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同时又是政府的外事办公室。但是有些城市已经把它化为政府组织部门，属于政府组成人员。
曹 伟（音）：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当中，赵老师都知道，存在一个矛盾，就是决策的集中化跟外交政策的多元化，外交是个决策最集中的一个场所，哪些该收、哪些该放。
赵可金：炒了这么多年，实际上国家在公共外交上的投入很少，基本上是“自带干粮”，哪个部门愿意做自己投入就行了。包括外交部在这里面投入也很少，政协更少了，还没有付诸实施。
胡泽之：现在我们来推动这个城市外交，说不定城市投点钱。有个问题，你搞城市外交，这个任务肯定是放给外办去。当时成立，我是这么一个观点，上次苏州到我们这里来取经，就问了三个问题，他说：“你们这个公共外交协会跟侨办的海协会什么关系？跟外办的友协会是什么关系？”侨办的比较好解释，就是做侨务工作。跟外办友协呢，主要是友好城市，是不是互补关系？后来他听明白了。但是真正你要把这个成立起来，政府上不愿意。我们有的部分把这个非常狭隘地认为是利益的问题。好多都是政协的。
怎么从大格局上来看这个问题，地方政府要有一个比较开阔的眼界。为什么讲政协成立比较合适呢？因为政协32个届别，实际上就是32个行业的精英，就是非政府组织，他的工会界别、青年界别，包括民主党派，实际上代表了社会各个阶层。如果是对非政府组织的交往，以这个级别名义出去，就可以代表一个非政府的妇女代表出去。我们现在很多妇联，人家还是认为你是共产党下面的一个组织，不认为你是一个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这些有它的优势，但是现在国家，包括地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习近平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是政协的有利条件，但是一旦涉及这个问题，会有所抵触。我们杭州设计得比较好，把资源统筹起来，这是一种做法。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当中，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的观念非常重要。政府、党委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手上，还依赖于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市长、市委书记而言还有更重要的，你要多跟他讲，可以做一做。
叶 青：以前我们外办的地位挺低的。
余万里：他用一个概念，而且把他整个西宁的发展战略捆在一块儿了，所以把领导吸引过来。
赵可金：他就重视，他就会投入。
余万里：如果你搞城市外交，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把发展放到全球的层面上。
赵可金：中国是很多事都可以自己做，实际上建这个桥不需要自己出钱。上午启正主任谈到BOT（building
operation transfer）的问题，你又不用费劲，他给你建好了，外交就是你让别人来给你弄。
李海涛：我感觉地方的领导还是没有商业意识，没有信息交流大层面的意识。
胡泽之：地方政府对国际经济都是很感兴趣的，问题是高质量的有没有，世界500强以内的有没有，总部能不能落在你这里。
赵可金：你刚才谈到NGO的案例，我建议你去做友协的。今年刚做的彩虹桥的项目，这是怎么创意设计的呢？全球500强的企业每年都有上千万的社会责任计划，不要求全给我们，你给我一滴水，你给我100万美金，微软你再给我100万，我用20个100万就有相当一笔钱了，我就给你们做，建学校、建桥、修路。
余万里：招商引资，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弄，其实国际化不完全是招商引资，有很多种，社会发展，凉爽城市旅游，抓住一个亮点。
胡泽之：实际上根据城市的特点，搞旅游比较好。怎么样提升国际化？我们以国际商务旅游为抓手，多搞一些会展或者是高端的东西来促进国际旅游。现在好多外国人不来了，觉得空气那么差，不仅不来了，而且好多都跑了，所以一定要有抓手在那边。其他地方不知道，我们杭州就是以旅游作为抓手，提高旅游的质量，还是处于低端粗放型的水平。会展业、商务这种。像南京举办了一个青奥会，把整个国际化的水平都提升了。
赵可金：广州各个行业都有。
胡泽之：广交会搞得比较早。深圳大运会，整个城市都发生变化。到三元里那个地方都是黑人，不知道还以为在非洲了。给社会治安是带来问题，上次搞了一次整顿。
赵可金：尼日利亚来到中国以后把护照一撕，买卖服装很赚钱。
曹伟：上次有一个黑人在派出所里被打死了，后来聚集了数万的黑人闹事，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
胡泽之：现在常驻的1万多，还是义乌多，主要是做贸易的，中东的多一点。但是真正高端、高层次在上海。
赵可金：那是国际型大都市。
余万里：阿里巴巴。
胡泽之：新的全国政协外事委潘云鹤，就是赵主任的后任，他讲了一个丝绸之路还是停留在贸易、经济上的角度，经济和军事都在里面，丝绸之路只是个名词，现在更多的是达成国与国之间的共识，通过丝绸贸易这个平台。作为杭州来讲，现在采用电子商务，这也是一个丝绸之路新的内容，你坐在里就可以同国际上交往了。
余万里：说这个统战工作，台湾人叫什么来着？
李海涛：在台湾如果想买淘宝的东西，要选台湾省，包邮，阿里巴巴会统一中国。
胡泽之：最后肯定是依赖性很强的，然后再政治、文化、军事。
赵可金：所以到了网络时代，很多传统的观念都要发生变化。现在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就是老土的理解。
余万里：上次去社会主义学院讲课，在阿里巴巴的对面，阿里巴巴三个入口，是个帝国。
赵可金：阿里巴巴真是个创新的典范，你有行业创新，这个了不得。
余万里：阿里巴巴为什么能生存在浙江？跟当地的小商品有关。
胡泽之：跟政府的支持有关，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再加上马云是本地人，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包括广东、上海找他，他都不去。
赵可金：他们一批人有这个特点，受过现代教育，乡土情结又很重，有很强的使命感，非要做到最好。
今天时间到了，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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