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组讨论
第四组第一场分组讨论
参加人员
徐建华 中山公共外交协会理事,四川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吕晓莉 北京师范大学民间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叶 青 西宁公共外交协会工作人员
陈 鹏 九江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讲师
任远喆 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外交系副教授
李海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赵 磊 中央党校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副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主持人
胡泽之 杭州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杭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杭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和外事委主任
记录员
外交学院研究生朱猛、张琳
主题:云南案例研讨
胡泽之:我们在第一阶段将主要讨论,在战略视野下,云南作为桥头堡的公共外交。我对赵老师写的这个案例非常感兴趣,云南是个多民族、开放的边疆地区,习近平主席也强调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云南省与不少国家接壤,是内地向南亚、东南亚开展工作的桥头堡。大家可以结合此案例或本地情况,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赵可金:我与2008年参加了云南省的战略规划。云南是个边疆城市,其最初的任务为守住西南线,维持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保护好生态环境。云南是西南的门户,当时的秦光荣省长提出了建设泛南亚经济圈的构想,后来提出建设第三条欧亚大陆桥的计划,最后提出了“桥头堡”这个词。胡锦涛主席在当地考察之后,肯定了云南建设通向西南线的桥头堡的思路。由于云南与西南边境各国文化交流活动较为频繁,云南当地领导开始寻求中央部委的支持,国务院批复了桥头堡战略是国家战略。云南这两年的发展非常快,一是找到了桥头堡这个好的抓手,二是得到了中央部委的支持。但单靠云南一省不足以拉动整个桥头堡战略,云、贵、川、渝要共同开启经济引擎,相互联动起来才能拉动整个桥头堡战略。
胡泽之:缅甸对我们的依赖度很大。依靠云南多民族、多文化的特征,我们可以将多文化打造成云南品牌。刚才赵老师介绍了一下背景,大家可以根据赵老师的案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叶青:刚刚赵老师提到了云贵川渝,我觉得可以把青海加进去。青海跟云南之间只间隔一个四川,此外青海也是多民族聚居区,两省在生态、地理环境等方面都很相似。
赵可金:青海有青海的优势,未必要攀云南。青海应该跟西藏一起打造西藏高原。
赵启正:只做不说,完全违反时代的特征。
赵可金:“大美青海,酷爽西宁”,就是这样。
胡泽之:他讲的概念是经济概念,公共外交是每个省搞自己的城市品牌,实质性还是要创造自己城市的个性化,怎么跟世界融合,让世界了解你,我们做公共外交实际是让外国人了解你。我觉得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概念搞成经济体。每一个城市公共外交都是张扬自己的个性来开展的。
李海涛:也是看阶段吧,本人觉得在现阶段,各个省市自己的优势如何、劣势如何还没有挖掘好的情况下,要做就是展示自己。
赵启正:没错,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很多人被上海世博会吸引来了,既然到了上海为何不到杭州?长三角地区的人都寄希望于拉动旅游,但是并不是如此。为什么呢?他们到了上海为的是看世博会,请假有限,钱有限,看完这个就走了。
胡泽之:看不完的。
赵启正:结果没增加反而减少了。主观想象啊,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你去一次,你也多少假?退休的不算。你能玩多少天?去过上海,再到杭州,再到无锡,不是那样的。不但没增长,反而原先想去无锡的倒去了上海去看世博会了。
赵 磊:我补充一下,这个城市要不要群体,还是根据地方战略来说,比如说“一陆一带”,这个适合西北几省、西南几省一起做。
赵可金:现在规划了6条。
赵 磊:14个嘛,对。但是文化竞争还是讲究错位竞争。
赵启正:特色嘛!
赵 磊:我认为省和城市的宣传语缺乏国际化,中国人的思路是找个词,然后翻译成英文。赵主任说的“酷西宁”,这就是国际化,首先在西方国际语境中找一个词。我在宁夏挂职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每年9月份22个阿拉伯国家来了,都有钱,开着专机来了,后来57个穆斯林国家都来了。从机场到酒店一系列的细节,比如说公用纸上面要不要有标识?后来想想宁夏的品牌是什么呢?8个字——“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这个体现出目前中国的城市主要还是打山水牌,云南是“七彩云南”,贵州是“多彩贵州”,广西是“天下风景美在广西”,都是在山水上做文章,导致中国城市竞争的点是高度同质化的。在外国人看来,“七彩”和“多彩”有什么不一样?
当时,阿拉伯来人了,第一是阿语的翻译,因为针对是阿拉伯国家,要准确的阿语,第二是国际化的英语翻译。结果那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我上网去查这8个字怎么查,没有准确的翻译,像“塞上江南”这个是古诗词的韵味,阿拉伯人不知道塞上江南,英国人也不知道。
赵可金:你看美国,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是“美国精神之州”,到了纽约是“帝王之州”,到了华盛顿是“没有代表权的纳税者”,因为国会没有代表。
赵 磊:包括加拿大也是一样,加拿大最美丽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英文的车牌上就写着“美丽的哥伦比亚”。阿尔伯塔省类似于中国的山西和内蒙,车牌上写的叫“野玫瑰之乡”,简单到三个单词。我们拍了很多照片,非常好的。结果宁夏口号这8个字没法翻。我们到网上去查,还好中国网上有,但是不准确,中文叫做“边疆边境地区的绿洲”。阿拉伯人对绿洲还是有印象的。但这个翻译不准确,因为宁夏不沿边、不沿疆。后来再看一个翻译叫“黄土高原上的绿洲”。没有一个准确的。
当时我们就讲,中国的品牌,第一是怎么样实现差异性,第二是怎么翻译成服务对象的语言。后来我们跟外交部翻译室的同志翻译了一下,总算是翻译过来了,翻译成“长城边的绿洲”,借长城的力宣传,因为宁夏缺乏品牌嘛。而且古代到了长城之北就算出塞了。
山西打的是“晋善晋美”,这个一看就是中国化的,山西人前鼻音、后鼻音都分不出来。省长、书记觉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国际化,怎么翻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讲究错位竞争。杭州的标志就很国际化,叫做“东方休闲之都,品味生活之城”。
叶 青:之前“夏都西宁”就翻译成“summer resort”,就是“夏季的旅游地”,现在翻译成“cool city”比较好了。
赵启正:记得住。
叶 青:因为“summer resort”英文里也没有一个专门对应的词。
赵可金:实际上我去了感觉西宁最大的资源是宗教,达赖喇嘛、班禅的老师都在那儿。
叶 青:还有就是伊斯兰民族、回族、撒拉族比较多。
赵启正:民族多,文化多。
赵可金:而且很安宁,没有什么宗教战争,没有冲突。
胡泽之:实际上是个多元的宗教文化,很有东西可搞,如果搞得好的话,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赵 磊:“青海”直译成英文就可以,“青的海”,这样想象力就很丰富了,这就够了。但是如果“山东”翻译成“山的东边”就没有意思了。
赵启正:这个跨文化传播,刚才你们举个几个例子都特生动,比如说世博会,英文就很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城市”。你说“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所以歧视农村。第二,城市是使生活更美好吗?城市病、垃圾病、交通拥堵、空气污染。
当时我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主任,我以外事委员会的公函给上海市,说:“你的中文很好,英文不妥。”说了这么些日子,还没有改观。到现在为止,我没追踪出来是先有的英文还是先有的中文,我觉得像先有的英文,后有的中文。这种例子还是很多的。公共外交,本身你自己的品牌都清楚,怎么能对外表达清楚呢?
赵启正学生:西宁现在提“世界凉爽城市联盟”,我跟崔主任有过一次深聊,我感觉他的意义不光是传递一个城市形象,还有更大的野心,他真的是想成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的秘书处落在西宁市,这个想法已经得到了世界上不少城市的认同,他们正在积极沟通协商。
赵启正:有可能实现。
赵启正学生:成立了之后他要定标准,等到今后谁想再加入,就得按标准来,这个很好,不是通过塑造品牌推广城市,而是打造一个平台,然后制定一个国际制度、体系。
赵启正:外国人来理解,“酷”的全部含义包括凉爽,包括很神奇很酷,这个词花钱买都买不来。你回去赶紧注册,要不然很快云南就“酷云南”了。
赵可金:我感觉云南比西宁更湿润一些。
李海涛:刚才赵主任说到了各个城市提到的一些口号,有一些是对内的,不是对外宣传的。就我了解的一些城市的口号,他们没有转变为一种思维。
胡泽之:现在很多口号是一种政治口号,都是领导人自己的政治口号,我觉得跟打城市品牌要分开,要不然人家要搞不清楚。我们跟美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到现在美国还不理解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很多都是站在我们的角度上考虑的。还有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城市外交有很多关键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上海容易跟国际接轨,就是因为文化上已经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赵可金:今天上午我提了一下,部长没有回应。我们现在研究城市外交,是不是由部长挑头,搞一个什么城市外交的倡议?据我了解,美国不懂城市外交。
赵启正:美国不需要。
赵可金:欧洲的城市外交强调高级政治,强调和平。我觉得研究公共外交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或者说我们中国人为世界贡献的。现在讲公共外交,一听就是美国的。
胡泽之:是不是我们也要提出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中国的价值观让人家也能接受,大致围绕这个价值观开展公共外交。
赵可金:我们中国的城市化步伐很快,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城市化进程也很有问题,西方有的我们也有。
赵启正:一样的,西方有雾霾,我们也有雾霾。
赵可金: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倡议?
胡泽之:大家可以围绕这个东西,比如说环保方面的,或者是和谐方面的,可以提出一个比较言简意赅的口号,这样外国人也可能了解你,我们也可以围绕它做一些工作。
赵可金:当时你们弄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现在能不能搞一个“城市和谐区”或者什么。
赵启正:“开发”这个词的英文含义比汉语多。我参加联合国的计划合作署开的会议,这是1986年,叫做开发高级行政官员研讨会。官员怎么开发呢?培养、提升、惩罚,跟咱用的不一样。你刚才说“开发”,中国和外国是有区别的。这种“开发”实际上是一种干部的制度。
如果说各城市联合,但没有一个机构牵这个头,这个构想很难实现。像咱们这个会就算不错了,这么些地方的代表来开这个会的。我们一个地方如果能够获得全球化的利益,必须使本城市出名,不出名的话世界上不存在你这个城市,一定要在世界上有存在感。如果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城市,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我怎么会去呢?所以出名不是坏事。个人可以谦虚,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我不愿意活跃,我就愿意粗茶淡饭,可以,但这是你的价值观。作为城市,整个城市跟你粗茶淡饭、过隐居的生活?
赵可金:80年代之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个国家越来越取决于这一批城市,像美国原来是三大城市群,就是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近十年来,大华盛顿地区,包括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等等,整个是一片,在美国经济当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包括习主席提出的京津冀协同的问题,实际上归根结底解决这个城市群能不能吸引全世界的注意。比如说上海,能不能向30年代一样,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当时日本还要看上海的脸子。
赵启正:一定会的,再有10年。人民币现在已经是国际贸易的第三大货币,已经超过日本。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看到曙光了。如果人民币不能在国际上自由兑换,那么中国没有世界金融中心,只有本国的金融中心。
地方公共外交呢,上午你说应该有地方公共外交的共识。地方公共外交共识的目的是什么?说通俗点,就是对方的发展需要国际的互通,促进本地区的开放。怎么做呢?一定要突出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特色。突出的特色并不等于一个简介,甚至连经度、纬度都说出来,那没意义。像美国那些州相对有幽默感,中国不太容易。
我一直想推荐一个口号给上海,但是一直没成功。1950年马里兰大学的一位教授叫莫菲写了一本书,叫《Shanghai,the
key to model China》,这是美国人写的,这不挺好吗?比什么“开拓”、“互荣”好,要有一个主要的标志性的描述。然后是怎么样通过一些途径让外国所知。
胡泽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羊肉。
赵启正:地方如何自我表达是一个题目,如何表达西宁,如何表达杭州,这很重要。另外,你表达的时候注意不要重复。刚才说了,“多彩”和“七彩”英文差不多,这就不行,必须得特立独行。
胡泽之:张扬个性。
赵启正:不能谦虚,谦虚,你的城市就不存在。
你刚才说的城市宣言,是表现本城市的,让世界知道本城市,从而为国家的声誉、形象做了贡献,同时本地也获得很多的好处。比如通过大量的国际往来,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人家可以到这儿来,我们就有收获了。所以说公共外交到底为什么?地方不可能脱离经济说事,没有经济哪来的收入?一定是以经济为主的,顺便搞点文化,除非将来很富裕的,不然不会专门花钱搞文化。上海租一套油轮,论全是展览介绍上海的,到哪个港口,一开放,展示上海。我不知道做没做成,反正这是有钱人做的事。不只是上海展览,租一个油轮,安排节目,带着演员,走到哪个港口表演,是不错,这得花多少钱?经济富裕之后才能这样,一开始不会的。当然那句话也不太对,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实现不了。文化搭台,来的都是文化人,经济唱戏,唱了半天不听有什么用?白唱。潍坊风筝节,人家来了买两个风筝走,来的不是企业家,是放风筝的。
胡泽之:文化在公共外交上更深入。像韩国,实际上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像年轻人,“韩剧”、“韩流”对下一代的影响更深了。赵主任讲得对,对政府来讲,肯定是文化和经济并存的,扩大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到你这个城市来,投资开展经济活动,文化品牌打出去,让这些人对你的城市更具体地了解。你讲你有什么优惠政策,外国人也不听,你就按法律办事就行,也不要减免什么税。关键还是一个城市有没有吸引力,他愿意在这里投资。
更大一块我们理解公共外交,外国的很多议员也好,上层人物也好,他们对中国说三道四,实际上他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没来过。我们让这些人到中国来看一看,从城市也可以感悟到中国的政策也好,政策体制也好。我们杭州的定位公共外交是怎么做外国人的工作的?组织外国人参观宗教、农村。我们跟温州又不一样,我们更多是做外国人的工作,让他们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农村多一些了解。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理解。
吕晓莉:城市外交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话题,因为从政府外交到城市外交,我比较关注的是非政府组织,国际化不敢说是非政府组织外交这个词。听了上午各位老师的分享,我感觉城市外交现在也蛮时髦,不管从软实力的强调,还是从整个国家形象的塑造来说,都非常需要这块。
我的感受是什么?除了需要一个好的平台、好的名字,怎么想着特立独行,推出一个好的名字,更好地传播出去,其实新媒体是投资最小,见效最快最广的一种方式,我们是否用到了?我们通常说公共外交、城市外交,把外国的朋友请进来感受一下,这是最好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用微信来找到西宁的公众号就可以,是否通过这个平台,能吸引我去那里走一圈?如果有这个作用,你再告诉我你的故事、你的特点,那么好,这个“五一”、“十一”四川我不去了,我去西宁。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方案,成本低一些,受众更多一些。这是很重要的。
这次来我有一些私心,我对云南很感兴趣。在城市外交这方面除了有一个好的品牌,还有一个就是信息的公开。现在做一些东西,比如说涉及到云南,桥头堡很重要,但是怎么翻译?从国关这个领域,如果不说中国和东盟有什么关系的话,湄公河那块,澜沧江的发源地,湄公河的牵头者,地理位置很重要,但是找一些资料,希拉里说湄公河做什么,我发现公开的资料都是官方的描述多,具体的实例和数字少。最后我不得不通过商务部去找数字,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效果。既然我们做了那些事情,为什么不把它在安全的基础上把它公开化,让更多人了解你做的事情,这是思路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向大家汇报。
赵启正:你们民间外交成立多少年了?
吕晓莉:我们是最早的,我们为什么叫“民间外交研究中心”呢?因为当时还没有“公共外交”这词,我们比北外早一年。
赵启正:我顺便说一下,咱们的对外友协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人民外交”和“公共外交”有什么关系?我说民间外交的,狭义的是People
to People,原始的狭义公共外交是Government to People。到后期公众不再只做听众了,他们也自觉地或自动地承担了公共外交的责任,对外表达自己,比如说美国的基金会赞助中国的学者去,这是干什么呢?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或者说比较亲近美国。比如说美国赞助世博会,就是给美国一个公共外交的平台。后期的公共外交同时存在政府对公众、公众对外国公众。公众对外国公众,这当然这就是民间外交了,但是也可能对政府,出国访问,就去访问某个外国议员或者是外国的某个机构,但我是民间的,也可以。
这么一说,民间外交比起公共外交,好像从狭义来说窄一点,就是民间对民间,但是民间对政府就没词了,因为民间外交好像包括不了。但是你说“我们就是新式的民间外交,就是可以出访外国政府,政策是怎么回事,我也跟你讨论讨论”。而且外国议员认为“正好是我的一个机会,表达我自己”。双方都是有利。后来这样说,民间外交是公共外交中最重要的渠道,但没说是全部渠道。
比如说二轨外交,那是公共外交。二轨外交的严格定义是前官员和国际问题的研究者双方座谈,不让媒体参加,直率地交换意见,直率地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可以这么问。我去日本,日本人就说了,“虽然中国人不喜欢安倍,日本人其实也不喜欢,但是有很多日本人喜欢他,因为他改善了经济。”这个外交叫什么外交?甚至这种话呢,双方是不是可以稍微向后退一点?谁先退?你们是有退的意思,商量好了没有?为什么这样商量?因为官员对于双方历史问题十分熟悉,对于双方的政治历史十分熟悉,但都和现在的领导没沟通。如果用民间外交来描述,只好这么说,你说“我们这个就是公共外交”,在中国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这么说,外国人就懂了。显然,民间外交现在不如公共外交热,因为到外国,对公共外交都承认、都懂。什么地方不懂?马来西亚、老挝是真不懂,说来说去说不通,越是发达国家越懂。英国人说:“公共外交哪是美国人发明的?我们《泰晤士报》100年前就有了。”民间外交呢,跟外交人交流的时候,也可以中文和英文不一样。一个电影,中文跟英文不一样的多了。你就把它翻成“公共外交”,一点错没有,不能说你是两面派,因为你得让外国人懂,在外国就翻成公共外交。
赵 磊:我补充一下。包括西宁,包括新疆,新疆也叫“桥头堡”,对中亚开放的桥头堡。
赵启正:这个太有战争意识了。
赵 磊:我个人觉得西部很多地方还是缺思想,不是缺钱、缺平台。我举个例子,在西宁9月份开会了,8月份处级以上干部要统一思想。当时我有堂课,我问了个问题,我说:“宁夏要卖什么?”这时候两个人互相交流,一个人说:“我们有什么?”“枸杞。”但是阿拉伯人不吃枸杞。羊皮,阿拉伯人生活在热带,也不可能穿个皮坎肩。硒砂瓜,阿拉伯人不能拉回去一飞机的瓜吧?我到广西,东盟博览会搞了十年,还停留在有啥卖啥。山西人是煤博会。新疆也是,新疆有什么?干果、葡萄干、哈密瓜,主要是考虑有什么卖什么。温州鞋城,连牛都没有,不一样成为鞋城吗?还是想想自己要做什么,大家还只是停留在有什么卖什么。
赵可金:中国搞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创造一个机会,让中央领导来,比如西宁会议,部长去了,这就成功了。你在那儿,市长听了一下午,这是莫大的支持。
赵 磊:你说的是这样,你看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原来是一年一次,现在两年一次。现在广西也有点儿坚持不住了。每年9月份三个会,新疆、广西、宁夏,全部是9月份。宁夏首先撑不住了,今年开始变成两年一次,之前不停升格,升为博览会,虽然领导去了,但还是卖不出去东西,变成了两年一次,没有内容,不知道打造什么,不知道推销什么。
叶 青:没有思路,主要是没有人才。
赵 磊:为什么你去讲一堂课?讲清楚了,打造思想,现在西北就是缺思想。
赵可金:现在有国际眼光的人分配不均,在北京、上海过剩,别的地方没有。
赵启正:我说一个真实的事情,西北某省会城市,人民大学根据高教部的建议,博士去脱产挂职一年,任某个局级的领导,这样做可能能够做一些东西。结果我的一个学生到某市去了。这个城市说我们的知名度不够,希望能对外打通。某大学的某教授,他专门研究地方外宣,就是如何让地方出名,让他到我们那儿去。一联系呢,涉及到钱,若干钱,也稍微多了点儿,那边说不行,就没下文了。上海市有一套书,就是他们一年做了外事工作,像年鉴一样,很不错,我给寄过去了。他们看了以后说:“收获太大了,有太多的启发,闭门造车不行。”我学生建议是不是去几个人到上海学习。“那级别低级别高呢?”“那没关系,反正我老师在。”完了说:“上海我们都去过了,不去了吧。”完了,又没成功。你说这个怎么弄?不是太小的地方,但是比广州市小一点,也没杭州那么大。我请教师来,当然请那个教师有缺点,请赵可金不要钱,可给可不给。给也不谢绝,不给也不闹情绪。
赵可金:问题是这样,就像当年西宁外商一样,你来了不要钱,来了以后,事业起来了仍然有机会。
赵启正:比如说省委、省政协、省人大,推举些太年轻的孩子,他不相信,比如说推荐叶青到广州市政协讲话。人家说:“小姑娘行吗?”如果是赵可金绝对行,像50多岁。
赵可金:压得住场。
赵启正:我呼应你那个,思想还是没解放,没解放到什么程度?不太肯学习,就是解放得了,如果学都觉得多余,上海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