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闻周刊》：您认为什么样的活动可以称为是民间外交？它与一般的民间交流活动有什么不同？

骆奇：民间外交指的是除了政府外交之外的外交渠道和活动，包括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外交、社会团体之间的外交以及学术之间的、友好城市之间的以及企业之间的交流等等，是一个多方位、多层次的概念。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民间外交主要依靠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放松了，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的智库和民间的基金会组织，它们逐渐的变成了民间外交的主体。

《华闻周刊》：世界各国之间现在是否迫切地需要民间外交？民间外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骆奇：肯定是非常需要，因为作为一个政府，它总得有一个坚持的原则，并且在一些问题上各个政府的看法又不同，例如人权问题。这就使得它们在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障碍。在这些情况下，为了避免两国政府正面的冲突，很多问题就得依靠非官方渠道进行。

现在是一个数码时代，沟通的频率和密度，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难以相比的。政府根本管不了民间的这种往来，也没有必要去管。我们如果能够开放民间的渠道，鼓励社会资源去打造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多平台的民间外交，那将有利于展现一个开放、透明、进步、自信的社会形象。这也符合中国目前要打造大国外交格局的需要。

《华闻周刊》：目前中英之间主要有哪些机构在推动民间外交？中英民间外交有哪些重要事件？

骆奇：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英正式建交之前，有一个48家集团。当时，在两国没有建交的情况下，它穿梭于两国之间，不仅建立起经贸联系，也对两国的关系起到了“破冰者”的作用。今天的48家集团，还有英中贸易协会，它们仍然在为两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而努力。在文教科技界，英国方面还有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英中协会等等。

中国方面当然也有贸促会、各种的行业协会、大企业集团以及孔子学院等等。两国目前还合办了一些大学，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等，英国的兰卡斯特大学和广外也正在商谈合作办学的事情，可能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第三所中英合办的大学。

不久前，由于英方的领导人接见了达赖喇嘛，中英两国的政治关系进入低谷状态。最近英国的财相和伦敦市长访华，两国的政治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这里，伦敦市长访华作为一种城市外交，起到了很特殊的推动作用。

伦敦市在举办奥运会前后，和北京建立起了很紧密的关系，独具风格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本人，在中国也人气很旺，粉丝很多。伦敦市是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它可以借此和中方保持积极有效的经贸关系，提高其作为人民币境外运作中心的吸引力。

因此，当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政治沟通渠道不太畅通的时候，它通过伦敦市与中方的交流，保持着一种经贸关系，使得两方沟通的大门一直没有关上，这为政治关系的恢复，留下了余地。

通俗点来讲，就是事情过去了，气消了，大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中英双方的政府都为了各自的政治原则，做了它们必须做的事，而当关系恢复之后，双方又都不失面子。

因此从这个例子来看，民间外交既能在前面“破冰”，又能在后面“亡羊补牢”，这是官方的外交渠道，它不能办到的。

《华闻周刊》：您怎么预计中英关系的走向？民间外交在其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骆奇：中英之间没有重大的战略冲突，而经贸关系又是典型的互补型。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历史又很悠久。像之前提到的48家集团和英中贸易协会，他们有很好的物质基础和政治资源，因此中英之间开展民间外交，基础比较好。

如果说中英之间的关系会有困难的话，我认为可能主要会因为英国与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同时中英之间还有一个香港的问题。今后可能会因为香港的政治走向，比如要不要普选等问题，出现一些小摩擦。

英国政府作为一个民选政府，它必须要向选民作交代，会做一些表面的姿态。但双方的领导人心里其实都很明白，这些与双方的根本利益相比都是小事，双方都知道吵到什么程度就应该见好就收。

现在英国的民间外交渠道很多元，比如有的问题它让一个议员来讲，然后说只是个人观点，不代表政府立场。或者通过智库来讲，然后又说不代表我们决策的人。这种民间外交，它主要起到一个试探的作用，测试一下中国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中国没有一个对应的民间外交渠道，很多问题都让官方来回应的话，第一会很累，第二没有必要，第三就像打牌一样，人家手里有七、八张牌，我们只有一张牌。

此外，我们中国的领导人，没有在麦克风面前发表即兴演讲的习惯。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多时候是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来宣布的，经过外交部发言人，再经过翻译，这样的方式传递出来的信息，被别国媒体转载的几率非常小。这等于是中国自愿地把打外交战的一个很好的平台，给让出去了。

这种格局如果短时间之内无法改变，就更需要民间外交来发挥作用，它就有了更大的空间来弥补官方外交的不足。

（骆奇，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牛津管理咨询公司首席咨询师，原载于《华闻周刊》201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