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知识—察哈尔圆桌 ●

嘉 宾／陶 坚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 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事务与管理学院教授
    王义桅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中欧学术连线主任、教授
    孙 哲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

主持人／章迪禹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今年初，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尽管中国智库入围的数量和具体名次与我国经济实力的世界地位相比仍然较低，但较往年而言确有提升。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均对建设中国新型智库给出了重要指示。紧接着，各种相关研讨会频繁召开，学者们也都在讨论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

所谓智库，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它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为政府提供政策选择，从而影响决策。可以说，智库对于世界各国的主要政策都有着深刻而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智库建设仍然在起步阶段。中国智库的现状究竟如何，未来之路又在何方……本期“世界知识-察哈尔圆桌”就为您来解开这些疑问。  ——编者手记

中国智库的崛起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认识。它是如何崛起的，又该如何认识中国智库的作用呢？

陶坚：

两年前，同样在《世界知识》杂志组织的一次讨论中，我提出，中国国力上升未能在国际影响力上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崛起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心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这两年里，我和我的研究生针对这一现象，围绕国力的结构和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其中就涉及我国在软实力、公共外交、留学生教育、大众传播等方面有待改进的问题。今天举办关于中国智库建设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很好，希望通过这次研讨，把对中国的软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功能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

中国的崛起，呼唤中国智库的崛起，尤其是国际研究智库的大发展。我曾在智库工作多年，对这一点感受很深。无论是胡锦涛同志提的“四力”（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还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的“四大角色”（即中国要做好“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都离不开智力的坚强支撑；无论是中国发挥世界大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性地塑造国际体系，为全球发展贡献“正能量”，还是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走出一条避免传统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努力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离不开智囊的出谋划策；无论是占领世界和平的道德高地，在自己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引导、鼓励、支持其他国家一起来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力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介绍推广中国的价值理念、发展和治理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国梦”，创设议题，理直气壮地影响和引导舆论，都离不开智库的“多做多说”。

在国外，智库被视为立法、司法、行政、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做强“第五权力中心”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成为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我们的国际研究智库有着一连串中国发展崛起中的重大现实课题需要研究，有着一系列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发挥。比如：如何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如何适应、影响、改变和制订国际规则；如何维护日益扩大的国家利益；如何抢占国际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影响并引导国际舆论；如何化解外界的误解疑惑，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争取国内民众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支持；等等。可以说，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就必然被别人占领。“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要从这个高度把握和定位我国国际研究智库的使命和责任，从“第五权力中心”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国际研究智库的地位和作用。

王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生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体制时代”，即知识生产大多来源于体制内或与体制粘附性的知识分子人群，包括诗人、学者、官员等。无论他们的思想多么前卫，或者左、中、右，他们多少与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是90年代中后期，随着媒体市场的开放以及文化体制的市场化，整个知识生产进入了“媒体时代”。大量新知识（如新概念、新名词、新结论或新描述）实际上是通过媒体打造与传播出来的，一批优秀的媒体人实际上是知识生产的真正主力。

三就是现在，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壮大，信息变得过于碎片与喧嚣，传统媒体与专业媒体人的影响力下降，加之体制内学者受到束缚无法充分发声，社会需要真正严肃的知识生产。这就需要一批专业的知识生产者，即智库学者。这类学者需要了解体制的运作，也需要懂得媒体的运作方式，更需要深谙研究之道、拥有问题意识以及家国情怀。从这个角度讲，时代呼唤着知识生产进入“智库时代”。

智库学者有别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学者。一般学者追求的是学术研究，并通过核心期刊的发表，以体现自己的学术能力，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度并不是必然的。但智库学者却有着严格的功能定位，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到金融经济研究，从社会研究到政治研究，智库学者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发掘、影响与改善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目标，以及学以致用的情怀。

在我看来这个“智库时代”至少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高校智库的壮大。近年来，高校智库明显呈增加的趋势，原有的一些研究机构也明确表示转型为智库，纷纷产生影响社会问题、政策议题的意愿与目标。

二是民间智库的增多。有很多民间智库，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社团或公司，以某种知识推广或政策改变为己任，不盈利，但由重要的资本或财团支持。类似的民间智库越来越多。

三是官方智库的转型。比如说中国社科院搞创新工程，还把过去几个大的研究所合并成研究院，明确表示要研究转型。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安全部下属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近年来的改变也不少。

中国智库的特色是什么？中国智库崛起意味着什么？

朱旭峰：

现在大家一讲到智库，马上就想到美国，可以如数家珍般将布鲁金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等著名智库娓娓道来。当然，美国智库是世界的标杆，我们确实应该学习他们。但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到全球，即便是西方国家的思想库，其实也是各有不同。可以这么说，在保持跟政府和政党没有直接联系（当然背后是否有联系我们暂不讨论）的情况下，能够繁荣成长的只有美国智库这一种。

比如说，英国的所有智库都是跟着各自的工党和保守党走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国人开始反思：“我们不能这么干”。反思的原因就在于大家发现政党型智库对英国的发展根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不对具体的政策优劣进行辩论，而只是对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辩论。先有意识形态，再有政策，这样既不利于英国智库的发展，也不利于英国政策的决策。90年代初的时候，戴莫斯（Demos，英国智库，于1993年成立）说：“我们就是要做这样一种独立的思想库”。但是在英国这种环境，像戴莫斯这样的独立智库生存起来仍然非常困难。

德国跟英国、美国都不一样。德国的智库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是由政府全额资助的，最具代表的就是政党型基金会，比如阿登纳基金会等（有一些目前在北京也有办事处）。这些基金会都是德国宪法规定的，国家财政必须每年给予支持。这些基金会其实就是政党型智库，但他们却也标榜自己独立。

大家都知道思想库要独立，但为什么同样是西方民主国家，做法却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对“独立性”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争议的。美国人认为“只有跟政府和政党保持距离才能独立”；德国人认为“只有只接受政府和政党资助才能独立”。细想一下，其实都有道理，因为如果不只是接受政府资助的话，说不定就会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德国是统合主义，这样看来，中国的智库相对来说可能更像德国的智库一些。

中国的特色其实就是过渡、转型，所以中国智库的特色就是谱系特别长，从政府建立的到民间的、草根的，无所不有。从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中央部委下属的研究事业单位，到表面上以民间智库的形式成立但背后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再到高校，再到像天则这样还算比较成建制的民间思想库，再到完全草根的、甚至固定人员只有两三个人、“居无定所”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发展。任何类型的智库都能够共存、互补。

王义桅：

朱老师提到了中国特色智库的特点，我这里主要说说它的意义。

首先，知识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要实现十八大报告里提到的“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智库建设时不我待。在欧洲文明史上有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复兴古希腊的知识与学术，奠定了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打开了欧洲主导世界的序幕。说到中国，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播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我们迎来了后西方时代。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和全球化的主宰者。只是，权力格局的变迁还没有完全反应在知识和价值观念层面，有个滞后的过程。然而，我们应为此做好准备，积极推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国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促进知识从西方中心论走向后西方时代、建设多元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

再次，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从器物、制度向精神层面递进。中国崛起，世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但这多指器物层面上，制度方面也只是强调中国融入了国际主流社会，制度创新还不够，观念上和精神上的创新更是不够。近代以来我们老是在“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间徘徊，实际上可能将来还有一个“南学北渐”的过程。中国是个“南方”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我就提出，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是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客观上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提供启示，开启“南学北渐”的新历史进程。

最后，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信，还要自觉推动这一历史进程。这就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来提供思想、知识与价值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过，而且发展崛起这么迅速，为世界所仅有，所以说世界看东方，看中国。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越来越集中在中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这一关键问题上。现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很时髦，我们自己更应该好好研究自己。所以从现在开始，是中国智库的自觉发展阶段。当然，自觉的前提是自信，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不模仿西方智库的发展道路。

王文：

“智库时代”的到来，对中国来说意义不同凡响。大体看来，至少有以下四点。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全新需求。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必然会出现的传统政治中“黑匣子”、个人专断的终结。未来的政治决策不得不寻求智库的智力支持、咨询，甚至建设性的批判意见等。近些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学习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知名学者被请进中南海，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二是中国学术功用化的突出反映。几年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曾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提出学术研究的两个功用：为了政策(for policy)、为了学术(for academy)。事实上，学术功用化还有一个目标，即为了社会。把学术内容用简明平实的语言，通过各种媒体使官员和老百姓得以理解，这就是学术的功用化，也是影响社会、影响政策的重要途径。约瑟夫•奈本人就是既写学术文章，又写政策报告，还是评论文章写作的高手。

三是中国社会权力化的必然目标。目前，中国社会的崛起趋势明显。老百姓越来越关注国家大事，并通过新媒体反映出个人对政策的诉求。决策者也越来越关注老百姓形成的社会力量，于是这种力量很自然地反映到了一批专门收集和发掘社会关注点、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智库学者笔下，于是有了智库报告，进而去影响决策，或者说代表老百姓参与决策进程。

四是中国智库产业化的最终结果。正如美国智库业的现状，中国智库的未来一定是产业化的，即有明确的生产者、有知识产品、有销售与营销人员、有渠道、有消费者等分工与定位。

中西方智库的差异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有限地学习西方的经验呢？

孙哲：

相比西方的智库，中国智库主要存在“五多五少”的现象。

第一，对美国、俄罗斯、日本等政治、经济大国的研究比较多，但对中小国家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这两年有好转的趋势，比如北京大学成立了非洲研究中心，也有院校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但是多数高校仍然是以研究大国为主。特别是联系到一些更具体的专题时，比如中亚某国政党情况、欧盟一些国家内部民族问题，则非常缺乏相关专职研究人员。当然，功能性的智库也相对较少，比如研究能源、裁军、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智库比较欠缺。

第二，理论成果相对较多，有影响的战略建议相对较少。中国的研究机构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已推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还没有形成一种机制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能够陆续转化成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因此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成果较少的境地。

第三，长期问题的研究比较多，比如大国兴衰、21世纪的什么什么的问题，但是中短期研究存在不足。中国学术界的中短期研究通常是行政指令性的，这些题目大多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比如有些国家性或部委招标的课题包括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思潮的变化”等，限期完成，多少有些滑稽。

第四，学术界作为局外人的评论可能比较多，但是作为局内人的参与、行动较少，也就是说，中国还缺乏行动型的智库。美国很多智库是倡议型的，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而且它有自身的“旋转门”制度。这样直接参与政治的决策者本身就曾经是智库的研究人员。

第五，目前国内学者关门交流研讨较多，但跨国交流较少。总体讲，我们的智库“走出去”的机会不多，到外面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者作为一个智库联合体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比较少。

中国智库发展可参考现在西方做得比较好的智库，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倡议化的特点。有些智库标榜中立，但是并不介意自己发出的某些报告是不是偏激，只要能够为现实所用，它就会提出很多倡议。比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一直被看成是保守型的智库，对共和党的影响很大，许多研究成果都被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政府所采纳，其研究人员直接从政的比例也很高。而另外一些智库，例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最近的快速崛起，就是因为它不断地对美国的政府特别是行政当局提出各种各样的倡议，所以能够迅速扩展自身影响力。尤其要注意，这些倡议实质都是行动性的。

第二，西方的新型智库呈现扁平化的发展，已经开始拓展其全球网络。扁平化其实是和项目化的发展结合在一块儿的，就是说智库本身不会聘用多名专职人员，只就项目来组织人员，你拿到项目就在这个智库干两年，拿不到就走人。这种扁平化趋势可以节约成本，也变得很有效。另外，西方智库全球性的网络已经开始布局了，比如说一个小智库，大家都知道的“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其在北京的办事机构寥寥数人，但是做得相当不错，尤其把中国学者对朝鲜的辩论分析得非常清楚。像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中心在全球包括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分中心。

第三，西方的二轨外交做得很活跃，有些经典案例很成功，尤其是他们的二轨外交和公共外交经常结合在一起，为自己的国家树立了形象。比如说美国的和平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对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当然最有名的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就这么一个智库，其实也没多少人，居然主办了历届香格里拉会议，在亚太呼风唤雨，从运作角度来说显然是非常成功的。

一做比较，中国智库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如果我们要弥补原来的一些不足，在运作上、在参与机制上、绩效评估方面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最主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其实西方智库做得好，基础是法律和制度支撑。智库参与外交，如果没有一个参与的制度，如果没有一个“旋转门”的制度，那它怎么去参与？我们的很多智库、非政府组织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账户，想成立一个基金会还要找其他单位来挂靠，所以法律层面上有很多问题。

另外中国智库缺乏的就是跟现代舆论的结合，跟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结合，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智库是被政府管理得太紧了，我们可能需要不同的代表“利益集团”的声音，需要代表各种不同行业、不同群体而进行争论的智库成果。要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王义桅：

相对于时代需求，当前中国智库的差距在哪里？我简单归结为四个字：“不智”、“不库”。

所谓的“智”，上“知”下“日”，就是天天生产知识。现在我们是照搬西方的知识，这是不够的，应该天天生产新知识，就是有一整套的逻辑体系和思维方式。我觉得这要以整体中国科学、知识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前提。学术强，则智库强；学术不独立，则智库不独立；学术胜于西方，则智库胜于西方。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呼吁我们尽早走出170年以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纠结。

现在很多学者都习惯跟着西方跑，害得研究生毕业论文大多以美国“重返亚太”为题，基本上在浪费精力。不仅研究对象是西方的，研究的思路、素材也是西方的，根本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还有大量的学者在“引滦入津”——乐此不疲地把西方那套观念、制度照搬进来，就是缺“掘井人”——把自己的东西掘出来，引自己的活水。这样，我们的智库缺乏核心概念、核心观念打造、推销能力，在国际上自然掀不了波澜。中国智库不够发达跟思想大环境有关系。这是第一个原因，“不智”因为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其次，学科体系的分类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比如说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一般大学的国际关系系就这两个学科，连国际安全这个学科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有了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安全》这本杂志。国家安全涉及军事、外交、海洋、网络、能源等，是多学科的，不是简单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概念。这也提醒我们，智库大发展要以学科大发展为前提，学术评价体系一定要跟上，为此要改革国务院学位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在学位、学科、课题各方面服务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再者就是运作的模式，目前我国智库基本上还是按照权力的依附体系来运作的。但是真正的智库不只是为当下领导服务的，也为未来的领导服务，不只服务政府，也要服务社会。智库要具备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三大功能，必须在知识传播、价值传导、理念塑造上下功夫，按照知识发生、传播规律而非权力体系运作。

所谓“库”，首先意味着多种选择，其次也有储备之意。就像去超市买东西，有琳琅满目的物品供选择，有的马上用，有的放在冰箱里、仓库里以后用，不是一次性消费、一锤子买卖。为此，中国智库要为政府、社会提供多样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做得很不够。其原因可能还是与不够独立有关系，或者说立场不够多元，都是依附于某位领导，或者说没有真正的“旋转门”。因此才说中国智库是“不智”、“不库”。

陶坚：

刚才两位老师说得都很好，我认为我国国际研究智库的不足，表现为“三少一小”，即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数量少、高端人才少、创新成果少，其结果是国际话语权小。

对于这些差距，我们大家应该说是有共识的，认识是到位的，态度是客观的。至于具体怎么做，刚才王文老师和各位学者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我想再补充两点。

一是在“中国特色”上找出路。一方面先易后难，把易行的、能改的先做起来。比如，国外智库人员的“旋转门”制度一时在中国还转不起来，那就采用中国式的挂职、借调、返聘、“柔性引进”等办法，先将人才流动起来、智力发挥出来；在政府部门所属智库不易推动的改革措施，可以在操作空间和弹性相对较大的高校智库先行先试起来。另一方面，借鉴经验，不走老路，少走弯路。比如，可汲取建设“985”、“211”高校中的深刻教训，既定位好政府部门的角色，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教练员，厘清利益关系，斩断利益链条，又定位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角色，按科学规律办事，保护科研人员的学术独立性和创造性，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和实践价值。

二是在“新型智库”上下功夫。就是要始终以改革和创新的原则统领这项工作。首先是资源配置的创新。新型智库建设，实质上是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由谁来制订优化的标准？又由谁来调动配置资源？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现行的做法，由某个部门（实际上会变成该部门某个司的某个处）牵头，把国家相当一部分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按照某种标准划分出来的某些智库上去，人为制造出资源分配上新的不公平，导致我国智库体系的整体公信力受到质疑，这是我们应当竭力避免的最坏结果。为此，要充分调动各方面投入的积极性，淡化政府财政投入的色彩，更多通过基金会等间接方式进行支持。同时，限制政府机关对智库的行政管理和审批权限，减少寻租和学术腐败的机会。第二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不致力于创新制度，在现有的框架里很难去解决这些和那些制约发展的问题。当下，“2011计划”正在推进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应本着协同创新的理念进行总体设计。第三是以人才为中心进行智库创新。在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中，要做到以人才为中心，而不是用机构的属性、单位的归属、大楼的面积、人员的数量、专业的种类以及硬件的优劣来衡量。中国的大学要注意处理好“大家”与“大楼”的关系，对于智库更是如此。

除了个别的例子，大多数的国际研究智库都是烧钱、花钱的。因此，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烧钱为了谁？用谁的钱来烧？谁来烧这些钱？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智库的服务对象。第二个问题是要明确资金的来源，是用纳税人的钱，还是用企业的钱，或是社会的捐赠？第三个问题则是强调研究人才的高素质，即花钱的这些人能不能够拔尖、够不够优秀？

中国的崛起，为我们国际研究智库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需求和巨大的支持力量。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动力充足，各方面条件也渐趋成熟，是不是就可以“Just do it”了呢？不那么简单。刚才孙哲教授对其中困难和阻力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十分希望关注新型智库的热度能保持下去，乘习主席批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东风，将这方面的工作往前推进一大步；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术界的风清气正，使智库真正成为生产知识产品的热土，进行科学研究的净土。

对于中国智库的未来，该有怎样的期待？

朱旭峰：

我把中国智库主要分为官方、高校和民间三类，相比较而言各有优劣。官方的智库，其优势首先在于吸引力，在学术上最为权威。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现在政府在社会上的公信力有时会比较低，导致政府下面的研究机构的公信力也不是很强。最终结果就是这些官方背景的专家出来说话时，社会上很多人就认为他们是替政府说话，替政府宣传。

民间智库最大的劣势是没有办法吸引人才：不稳定，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没有可持续性；组织身份的劣势，比如没办法解决户口问题，而这一条体制上的缺陷就导致很难有比较优秀的年轻学者在民间智库工作。

高校智库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不光有学者，还有学生，他们可以做大量的调查，它也有一些渠道可以上报中央。同时，它跟政府的关系其实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相对来说更有公信力。因此，我当然是建议咱们好好发挥高校智库的作用。

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其实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提这样的一个政策思路，就是要建立“政策思想市场”。“政策思想”市场的生产者是智库，最终消费者是决策者。但还有个中间环节的消费者，比如说媒体、公众，还有其他专家。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生产知识是需要研究经费的，而研究经费并不一定是由最终消费者提供，这跟普通实物产品市场不太一样。当然，很多情况下是政府有需求，然后提供一笔研究经费。但还有很多情况是各类公益的研究基金，甚至于企业、个人捐助，都是思想库的活动经费、研究经费的来源。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基金会和研究基金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它其实站在知识和政治的交界面上，这是两大社会领域相摩擦的一个位置，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研究资助基金起的作用就是把“政策需求”转变为“学术问题”。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比如说发布招标指南、发布课题申请书，通过这些手段提出研究问题，吸引各界学者来做政策研究。其实如果要发展好中国的智库，各类研究基金“指挥棒”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这个。我下一步就准备去这几个基金资助机构好好地调研。

另外，中国智库发展还是要有自己的自信，要有自己的评价体系。

柯银斌：

我是在民间智库领域做实际工作的，借着本次研讨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感受，我主要谈四个问题。

首先是察哈尔学会为谁提供思想产品。察哈尔学会是2009年10月成立的。我们现在做的是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工作，实际上刚成立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刚成立的时候，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是要做全球危机及解决方案的研究。2009年底，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决定办一本“公共外交”方面的杂志，因为韩方明主席是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个任务就由他来承担任了。由此，察哈尔学会从承办《公共外交季刊》开始，在国内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这就是说，战略定位不仅是“想做什么”，更重要的是“需要你做什么”。

作为外交与国际关系的智库，我们现在界定的服务对象就是中国外交、外事、外宣、外经、对外友好等涉外部门的一些决策者、管理者，国内外有关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机构和人士，以及关注国际问题与事务的社会人士，这是一步一步形成的服务对象群体。

其次是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思想产品。从战略设计的角度来讲，一个智库要做什么事情，应该是三类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想要提供什么，这是一家智库主观的愿望；决策者需要我们提供什么，这指的是需求；你能提供什么，这取决于我们拥有的资源和能力。

察哈尔学会目前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公共外交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些出版工作并筹办了一些会议。大多数智库都是这样的，主要以这两类形式来做。我们出版了《公共外交季刊》、《察哈尔快讯》，再有就是《公共外交概论》，现在很多学校用这本书当做教材。我们还有一套《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今年下半年，我们学会可能会推出一本新的出版物《察哈尔报告》。为了推广公共外交，我们也做了很多活动，比较有影响的是每年一次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已连续办了三年。第二是“公共外交的国际论坛”，2012年5月北京第一届，今年9月在荷兰海牙将办第二届。第三是“察哈尔圆桌”，不定期，其中的“世界知识—察哈尔圆桌”已办八次。第四是跟其他机构合作办的一些学术研讨会。还有，比如今年刚启动的“察哈尔对话”。

当你服务的对象、目标确定以后，这个产品的设计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一些。比如说《公共外交季刊》的定位，就是针对各个具有涉外性质的政府部门。《察哈尔快讯》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放的。《公共外交概论》作为教课书在大学里发挥作用。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我们有相应的产品提供，比如《公共外交丛书》的主要受众则是学者。

再者，我们如何生产和提供这些产品？察哈尔学会做任何事情都是跟其他单位合作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能力有限、资源有限。在一开始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我逐渐地觉得合作这件事很有艺术，实际上要做好了的话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因此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合作了。比如说《公共外交季刊》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我们承办，外交学院支持，是三家合作。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第1届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我们承办。第2～3届由我们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察哈尔快讯》是跟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合作，等等。

最后，谁来生产和提供这些产品。我多年研究企业战略，实际上就这么几个问题：一是为谁做；二是做什么；三是如何做；四是谁来做。但在企业战略教科书里面“谁来做”讲得很少，我觉得这个才最重要。

刚才听完了孙哲老师讲的，我特别高兴，“小而精”、“网络化”、“智库可以没有专职研究人员”都是我们现有的特点。我们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大约有20个人，研究员有40人了，加起来约有60余人，遍布各大高校。我们跟研究员的合作是以项目制的形式的来做一些项目、研究。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小型智库未来发展的方向。

另外，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我个人感觉到，对我们来讲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人力资源问题，民间智库仍然缺乏吸引力。民间智库发展另外一个头痛的事情是资金问题。察哈尔学会每年的预算大约是300万左右，主要是靠主席一个人的力量在筹集资金。但是长久来看，还是应该寻求基金会的支持。

之前朱老师提到智库独立性的问题。这其实是我们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我个人理解，独立性实际上需要多维度地看，评价一个智库是不是独立性的，笼统地说可能不是太合适。美国人认为跟政府、政党关系无关叫独立性，但实际上“旋转门”就是代表美国智库跟政府关系非常密切，比任何其他维度都密切，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钱之间的联系要紧密得多。独立性可以是资金来源的独立、选题的独立。我个人的观点是，资金的独立、人员的独立、课题来源的独立都不是最重要的，智库专家在研究某个问题时，你是否在独立地思考、理性地判断、负责任地发表观点，才是最重要的独立。

王义桅：

我的建议主要可以归结为四点：

第一，大智库。智库并非越大越好，但智库人要做大学问，要有大关怀。我们现在研究的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世界关系也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能不能研究一个看起来似乎跟中国“没有关系”的关系？美国很多智库研究的内容看似跟美国没有关系、实际上未来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要有大学科支撑，包括学科评价体系、学位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的设置、考核，都要改。

第二，接地气。我们现在不够接地气，完全是以中央智库为主的，忽略了地方智库，比如说云南的周边研究就做得不错。光是中央学者，光是北京学者做智库，这是没有前途的。地方智库确实需要大力发展，现在完全靠地方社科院、地方各高校，能不能创新模式？另外就是民间智库，让民间资本进入智库已经产生积极效应，如上海的春秋研究院、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提到接地气，不光要接中国的地气，还要接外国的地气。我们的智库要“走出去”，要办到国外去，办到国外去，最重要的是将驻外使领馆打造为海外智库。可考虑选择重点调研馆试点，改革外交官来源、考核体制，加强使领馆调研的横向合作，为中国智库走出去铺垫。同时探索以新华社海外分社为基础建立《中国日报》等媒体一起合作的智库，聘用外国媒体人参与研究。

第三，改模式。关于智库的模式，我觉得应该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但现在我们完全是自上而下。另外，政商要结合，现在完全按照政治的运作模式是不行的，未来能不能有商业资本或者是民间的运作？也可以搞这样一套并行的评价体系。智库一定要超越领导任期的限制，要做一些跨时空的、跨国界的、独立的、真正的、系统性的研究，这是中国智库的发展方向。

第四，引“外脑”。现在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研究。金融危机以后、欧债危机以后，有点像当年的苏联解体一样的，大量的外国人知识分子退休金缩水。中国对他们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可以做大量的引智工作，这些人未必研究中国问题，但是他们一直研究的是中国关心的这些问题，在他们退休以后，我们通过返聘也好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让他到中国来做研究。另外一个借助外脑的方法，比如国外的智库想在中国设分部，而我们中国的智库“走出去”，怎么进行一个嫁接合作，像当年的合资企业，以“智库特区”或者是什么特区的方式来经营，我觉得也可以探索。

孙哲：

对于中国智库的未来，我的感触颇多。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制度问题、资金问题，除此之外，我认为学界和外交界也需要经常交流，研究和实践要结合，比如说中国的挂职锻炼，学界和政界就可以形成相互挂职的机制。另外就是要鼓励创办“小而精”的智库，要注重品牌，注重特色，特别是发挥地方优势。中国的东西南北，云南研究缅甸或者是研究东南亚，新疆研究中亚，我想智库要有自己的品牌和研究特色，不需要“大而全”。

陶坚：

孙老师说的很对，作为小规模特色院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办学特点就是“小而精”，这一点与之前柯老师的感悟是一样的。以这一理念办智库，办出特色、创出品牌，也是唯一可行之路。比如，我校在成立美国研究所之前，就对我国高校的美国研究现状作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广泛听取专家意见，以更好地结合当前美国研究的现状和我校的特长，找准生长点，形成并保持特色，从而真正能为我国的美国研究事业添砖加瓦，哪怕是有意义的一小块砖、一小片瓦。

孙哲：

美国前十名做得好的智库每年都是两三千万美元以上的预算。相比而言，中国的智库，还确确实实有太多的工作要去做。我一直呼吁中国要有大眼光，领导人要有远见卓识，对智库要更加重视才行。

我一个朋友负责一所外国基金会，每年大致有七八十亿美元的预算，我问他主要干什么工作，他说，“我就是散财童子”。这个基金会主要就是资助学者研究，其实这就等于一个基金投资公司一样，比如哈佛大学哪些人对韩国感兴趣，随后便挑选这样的学者。而中国现在恰恰缺一个中国基金会，缺一个能叫得响的、能够领头的民间智库来树立起这面旗帜，政府的服务型功能让智库或者让其他的基金会来做，我觉得中国这点可以再考虑怎么去改进。

民间智库比起高校智库、官方智库最大的一个优点，虽然是草根的东西，但它有勇气、有胆识、有闯劲。对这样的民间智库，我们有些经院派不屑一顾，但我觉得国家应该给予大力的鼓励和扶持。他们出的很多主意或者是他们做的很多事是值得社会肯定的，而且确确实实他们的存在能够促进百姓良好的参政品质、有益社会公德、公民良好教养的培养。

现在最大的问题，咱们谈要打破禁区、打破垄断，有很多实际的问题要解决。中国智库要发展，时代来不来临，所有的法制环境、体制配套是跟许多具体问题有关的，比如说档案的开放，外交档案、党史的档案、国内重要的一些资料、《人民日报》以前的资料等等信息的互享，还有军事档案，如果你不了解军事档案就没办法去研究能源，没办法研究中国军事外交，所以档案的开放非常重要。如果按现在的档案管理制度，对重要的研究人员不开放的话，做出来的决策都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归根结底，中国智库必须承担责任，把中国的希望播种到全世界，我们也需要把全球的经验介绍给中国。

阅读链接

2013年1月17日上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华盛顿召开发布会，公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最新排名。从综合影响力来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蝉联亚洲第一，在全球总榜单中排名第17位，较上次上升11位。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6603家智库。而2008年全球智库是5465个，2010年全球智库有6480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于2007年发表了首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现在每年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目前该报告已成为衡量各国智库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项目研究人员将调查问卷发放给全球数千位学者、专家、智库主要负责人、公共或私人捐款者、政府决策者等人，根据调查结果，形成排名报告。排名共分四种类型：一是全球综合能力TOP智库排名；二是按地区分类的TOP智库排名；三是按研究领域分类的TOP智库排名；四是按特殊成就分类的TOP智库排名。此次排名是由全球120个国家的1900多名学者、记者、政府决策者进行打分得出的。

该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James G.McGann）在发布会上表示，智库的影响力不在于每年出版了多少本书，或是召开了多少场会议，而在于它们对媒体、公众和政府决策者的影响。

美国仍为全球智库第一大国，数量与质量都居第一，中国数量位居第二，质量却远逊。这份排名未必正确，但至少说明，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远不相称。

阅读链接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创建于1927年，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赢利组织，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为华盛顿的两大智库。其宗旨是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政策建议，以达到三个目标：即捍卫美国民主；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经济荣繁、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带来的机遇；推进一个更加开放、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社会。布鲁金斯学会一向被誉为最有影响力、最值得借鉴和最受信任的智库。

现在学会每年有经费4000万美元，除来源于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之外，还有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政府资助及出版物收入和其他一些投资收入。

该学会总人数近300人，其中约有10人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学者共有100多名，从事近85个研究项目，其中高级研究员75人。他们拥有极强的学术背景，观点和文章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使学会享有“没有学生的大学”之美誉。还有不少学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被称为“学术实践者”。

布鲁金斯学会以持自由派观点著称，常被称为“开明的智库”。它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任要职，故又有“民主党流亡政府”之称。

布鲁金斯学会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为美国外交政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近期对华盛顿记者和国会成员的调查表明，该学会是美国从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中最有可信度的研究机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