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特别是拿到王老师的书，我也是一口气看完。这个书大概一天就看完了，所以王老师这两年所做的工作对于启发我们的学术智慧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以后可以确立一个规矩，写书要写十万字一本书，不要再写20万以上的。其实一本薄书的要求也就是十万字，只不过大家怕自己通不过，拼命的往里掺水，看上去很高深，实际上干货很少。而王老师这个书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干货多。王老师在书的意见说我们外交资源短缺，用的例子是现在外交部的人数和我们所参加的外交任务。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后来我发现不是，如果比较的话美国在统计社会资源，实际上它所统计的很多内容，我们只不过不由外交部长来做的，是由商务部长做的，还有文化交流的事，还有侨务的事，很多事实际上我们分散到很多部门，这么多部门都花钱，实际上大概的我们花的钱各个部委都加上，中央部委都加上，恐怕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花的多，花了这么多钱做的事没有美国做的好。统计口径不一样，比如说外交部的确很少，比如说文化外交由文化部统筹，我做文化部的案例，文化部协调12家部委共同做外交，而这12家部委国家投入的钱非常大，这个该怎么算？我想这些问题本身恐怕都是值得我们思考。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到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吴丹 摄）
同时从作为学者的学术方法来讲，王老师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现在的很多文章上来就严批希腊，把西方的理论模式一摆，拿中国的事例一验证，要么证实，要么证伪，这种方法是否适合中国？王老师这里面有一些理论，当然不是西方理论，是中国学者的理论，近年来对国际学说的研究。就是说我们是从中国的问题出发，通过创作性的思维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学科，或者学术的自主性，或者理论的中国性这个问题，王老师用实际行动来证实了。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我感受最深刻的。
我记得早在我来北京之前，王老师就跟我说要对中国外交不要光做理论的阐释，还要对中国问题做近距离的观察，这句话我铭记不忘，我来北京实际上就是做这个工作来的，我就听您的话，然后到部委做案例，发现我们原来的学者做的研究很多东西可能是两张皮。如果研究中国问题的话，不去做案例还不是完全理解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王老师这本书从之一到之二恰恰做到了这些，作为一个学者向实践学习，从具体的问题中发现中国理论成长的环境。
第一、观察中国全球角色的视角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或者选择什么样的视角来观看中国的全球角色。大概有这么几种视角：
1、历史的视角，从毛时代，从毛之前就开始了，然后到邓时代，然后到今天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视角。
2、世界的视角，我们现在不能只从中国的历史看，我们有一位领导说我们中国外交没有转型，从毛到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化，说外交转型是错误的。这就是从中国自身，他为什么感觉到外交转型是错误的？因为始终他的思想没有变，从过去到现在我的思想没有变就觉得中国外交没有变化，实际上中国外交的变化大了，只是他没有看到而已。所以我们不能只从中国的角度看，还要从世界看。所以王老师的书里很明显是中国的国际决策一开始在主流体系的边缘慢慢的到舞台中心这个转变的过程。这是给我一种除了看自身还要看世界的变化。
3、王老师的书里没有特别明确的提出来，但是我感觉到王老师的语言还是非常强烈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形式。我看外交部的大使，包括上个月杨洁篪刚刚发了一篇文章，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比较一下杨洁篪的文章就是中国官员写的，而王老师写的就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他的思考是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样的成份。所以我把历史、世界和理论三者结合起来看待中国，可能看待中国有一些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很大的。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要学会王老师的方法。
第二，关于中国的全球角色，这个问题王老师提出来。与前面的观察视角相比，我觉得王老师的中国全球角色还是比较谨慎的，尽可能的在现有的基础上往前推进。我感觉到有一种落差，王老师在前面看到的变化是大变化，但是后面在提方案是很谨慎的往前推进，这恐怕是一个学者很痛苦的选择，如果是我，我可能大刀阔斧的提大方案，王老师很谨慎，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包括尤其在非洲的方面。昨天我们在中宣部五开会，中宣部有一个对非研究的协调机制，我看王老师写的内容基本上覆盖了这个机制，而且这些年示范园、医院、教学、教育等各个方面。
第三，我们在谈中国变化的时候，可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自身在变化，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决策的时候可能有两重视角，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另一个还要看别人对中国的理解。王老师在这里面更多的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从总体来看。实际上今天中国的变化在什么地方呢？每个人的角色地位都有变化，比如说我理解的和王老师理解的都不一样，甚至网上大V们理解的都不一样，中国的决策是什么？可能已经分化了，官员一个看法，老百姓一个看法，学者一个看法。世界怎么理解我们，有中国的责任论，也有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有期待，也有恐惧和怀疑，这种决策到底是什么？所以可能这个问题比王老师的书还要复杂，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讨论，时间关系就到这。
创造性介入这个事往往是两部书里面的都还是政府，更多的还是外交部。实际上中国的全球角色的变化，恐怕外交部或者政府恰恰在最后面，中国的变化现在我们也问我们在创造什么，创造介入究竟谁在创造，谁在介入。中国的企业，我有个学生做海外发展公司，他发现中国的企业很久就开始做创造性介入的事，早就有创造性了，他和西方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完全一致，并没有说传统文化什么的。所以我的总的半段是我们要弄清楚谁在创新，不仅仅是外交部门，不仅仅是中央政府，还地方政府。我在广州碰到宁波的朋友，他说宁波的港口是最大的，实际上这也有很多文章可作。我在想总的判断实践成为我们的前辈，我们在发现中国的外交决策的时候要发现实践，不能只进入理论，无论西方提出什么观念，只要不符合实践就不行，我们在观察实践的时候往往观察外交部实践的时候可能不完全满意，我们感到不满意，但是它是合理的，我们要看它的全球角色的履行是不是对国家利益有增值的，如果有的话完全可以说是实现了外交政策，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在确定理念的时候，理念是干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无论我们到古代去这方面，还是到西方去，都要看实际怎么干的。所以在干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是不是符合我们接下来的要求。比如说西方一开始走向全球的时候是充满血和火的，毫无道义可言，但是解决了他走向世界的问题。只不过后来只有血和火不行的，加上了圣经、人文、道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也可能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让它改变不可，中国老百姓到什么地方都到此一游，你让他改变不可能，他改变不了怎么办？没有改变就不出去了吗？没有改变我也要出去，只能相互适应，不能说国际社会批评我，我就不能到非洲去了，因为我去是合理的，我只能这么做。就像西方干涉，他认为对他是合理的，也只能这么说。全体老百姓说要干涉，那也不能干涉，哪怕国际社会批评，批评我也要干涉。我想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恐怕要有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