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讲“中国梦”从政治传播学上来说，这是一种国家理念，这种国家理念的形成是指一个国家发展路线的一种带有符号化的传播语境或者内容，历史上有三种类型的形成，第一种是一种政策型的，就是政策性的国家理念，或者叫治国理念，通过强化自身政策，来宣传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这是最早的一种，现在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包括之前国民党之前的三民主义，这些都是政策性的国家理念。第二种国家理念就是效果型的，就是更具体于发展目标，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一会儿我要重点讲的约翰逊时期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做伟大社会。那个对我们今天“中国梦”的对外传播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或者说高福利社会，包括60年代的独立解放，这是效果型的。第三种是综合型的国家理念，重视公众和个体理念，和一集体意识的结合，会知道较指导较长时期的这个历史活动，比如说关注的美国梦，大家都在讲，就是这种类型的，他带有20世纪，美国非常强的进步主义时期的那样一个特色，开始逐渐形成。那么我们看到所有的这种国家理念的形成他的扩散方式，刚才钟新老师讲的，因为扩散方式，钟新老师讲的我非常认同。有四个层面的扩散，而且都是自内而外的扩散，第一层面就是价值观体系的形成，这个就是说美国梦就是这种价值观体系的形成。第二个是政策目标的建立，20世纪60年代请大家真的有空的话可以关注1964年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经历了经纪商的快速繁荣之后，开始出现经济衰退，一点一点的隐忧，但是上层社会还没有意识到的是，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的概念，这个概念指导了很长时间美国政治运作的过程，这是第二个阶段的目标。第三个就是政策。在1964年到1966年提出来的包括之前肯尼迪的新边疆，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包括民权，包括环保法案，大家听起来都特别耳熟，这几百套的方案体系的提出，不仅仅建立美国社会非常完善的这种治理基础，而且是我们今天讲美国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提出的，你看人家有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性的东西。最后一个就是行动，通过法案之后如果把法案落实，我们把中国梦要对外做好更多的传播活动，恐怕在这四个环节上，我们刚刚走到第一个环节，“中国梦”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终结。我们刚刚有一个价值体系的初步形成。但是从外宣层面上，我特别想谈一个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外宣层面上的“中国梦”恐怕到目前这个阶段要做一点减法，而不是加法。从去年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复兴之路那次讲话之后，到今年两会，海外媒体对于“中国梦”的理解的条数，综合你总结七条，可能还会有多理解的出台。而围绕实现“中国梦”的矛盾问题挑战，那恐怕这个配套的问题就更多了，所以目前我觉得在我们大家都会“中国梦”有期许，但是没有明确的路径的时候可能要对中“中国梦”做一点适当的减法。我觉得有五各方面的差异，能够帮我们做这各方面的减法。第一个方面差异就是中国梦的共识和多样性之间的差异。我们说中国社会已经走道难以建立共识的阶段，尤其是自上而下建立共识很难。那么什么样的共识是可以建立起来的，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和条件，承认中国梦是未来五到十年新的领导集体执政的主要的核心路，这点还要媒体在猜测的非常主要的之一，就是政治性质上对“中国梦”的定型，就是有利于内容的进一步的扩展，但是故事上要有一些参与性和多样性，刚才赵主任的是长春梦，地域上的差别，我也补充讲一个就是阶层上的差别。中国的阶层是多样化，我举三个例子，第一就是中国梦要重视社会底层的上升渠道的梦想，第二个，重视中产阶级，维护自己稳定富足生活的梦想。这个群体现在存在，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第三个重视富裕阶层道德自律和价值体系自我完善的影响。因为对于富裕社会来说，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上的完善，所以我觉得共识和多样性之间有一个差异。第二个差异就是远景和现实的差异，其实这些年来我们面对实现“中国梦”的美好的远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大的逆差，中国梦外宣的逆差，比如说对外的逆差，非洲周边国家感受到中国快速发展崛起之后，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我们的历史的边缘在逐渐的扩大，周边国家收首先感受到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是“中国梦”是一个巨大的逆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吴丹 摄）

对内贫富差距增大，也形成了我们“中国梦”内宣的逆差。有一个卖药的在各位住的楼顶上盖别墅，他的梦想实现了，各位你们的梦想就破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实现这个，去克服这样的逆差？我觉得可能有两个路径是我们需要考虑得，第一个在外宣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适当的合理的展示，中国发展复杂性和实现这个“中国梦”的这种复杂程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可避免，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我们要适当的描述一下实现“中国梦”的一些具体的实现的量化，可以量化的标准。因为量化标准往往能够有助于形成共识。大家都对小康社会有共识，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大家都对人均六千美元以上社会进入动荡期有共识，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首先我们要对这些可操作性的一系列的标准！层面上的东西恐怕要有一个理解的概念。这方面我要简单说一下，1930年亚当斯的那本美国梦是现在大家讲美国梦的时候非常完善的一本书，我们对于中国梦现在仍缺乏这种系统的，权威的，不断完善的，或者可以争论，批判，讨论的内容样本，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差异。第三个方面的差异是中国梦的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差异。我们也经常在对外传播的层面上不断问，就是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并为使中国受到世界欢迎的程度提升？也没有使我们的政策共识上升，就说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他在对外传播的渠道上是出现断裂的情况。面对这种断裂的情况我觉得“中国梦”是一第一次在中国发展到，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尝试去完善精神领域，这种内容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尝试。既然有这样的一次尝试，就不能简单的只进中国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的回避对中国富强，这样的概念的反复的强调。而要重视分享，重视责任，这方面的内容的阐释和强调。第四个方面，就是追“中国梦”的定义和扩散之间的差异。“中国梦”的这种定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梦”涉及到一个软实力，但是中外软实力的差别非常明显，所有的西方世界的软实力，是制度的软实力，那个时候是可以通过制度来实现的，中国的软实力是一种分化层面的来实现，比如说你和谐，中庸，你个是没有办法通过制度来实现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定义是一种口径，但是扩散是一种具体的分析和具体的故事，所以应当重视带有争论意义的扩散。有的时候口径不如扩散的好？这也是实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排出我们在对外传播上有一些带有学者个人感官，感悟的这种评论文章，深入的评论文化文章比如说谈“中国梦”实现的一些途径，渠道，挑战，谈我们目前要做的一些事情，最后一个。我想还是想说“中国梦”的目的和效果之间的差异。我们经常会说今天全球已经发生了变化，是一种多主体，新渠道，受众自主性强的语境，大家在讲这个语境的时候都会认为这个语境是因为新媒体，但是同时这种语境的变化实际上是对个体传播感受产生巨大冲击的变化，比如说最直接的一个挑战，我前一段时间在坦桑尼亚大学的学者就问，中国中国梦对非洲有什么意思？我们就想说中国梦对非洲没有任何意义。首先“中国梦”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自主性，对于世界各个国家都会产生主观，或者客观的自主性的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梦还是一个重视效果，比效果有限的一个效果渠道，就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