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我自己研究了很多年的企业战略，之后又扩展到了军事战略，现在对国家战略也是很感兴趣的，刚才大家谈了很多外交战略。接着这个问题我想讲四句话。

我个人认为战略的逻辑是一致的，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第一条是“位置决定战略”。如果你是大国，你就用大国的战略；你是小国，就用小国的战略；是中型国家就用中型国家的战略。这个非常重要，对自己位置所在位置的判断，决定了你这个战略的制定是否合适。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柯银斌（吴丹 摄）

战略有三个要素，目标很清楚，现在我们的目标很清楚，我们一直把“中国梦”理解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对吧？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我们的目标，但这个目标没有量化，也没有阶段化，也没有层次化。

另外一个，为了这个目标而配置资源去行动的，那就是改革开放政策这个事情。在国家战略、企业战略研究当中大家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把这个因素叫作“战略起点”。只有战略起点跟目标、跟行动三者放在一起看，这个战略才是完整的。我们往往忽视了起点，起点就是对我们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的一个评估以及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评估。你看，起点和目标都是位置问题，所以位置决定战略。

根据自己的核心位置制定了一套战略，那么这套战略做起来，能不能做成呢？所以我想讲的第二句话是“能力决定成败”。“能力”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某一项战略需要的能力，从逻辑角度讲需要这个能力；另外一个，你这个战略实施主体本身所拥有的能力。这两者往往是有差距的，在我看来我们自己拥有的能力就低于战略要求的能力。

那怎么办呢？就涉及到需要学习跟创新的问题，所以我想讲的第三句话是“需要学习和创新来提升能力”，来消减能力差距。能力差距消灭掉了以后，我们自身能力提高了，我们的战略就实现了，战略实现了就是我们的位置提高了。

全球治理我看完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讲的好多事跟公共外交有关系。

我想着重讲几点。从我的理解当中，从全球治理这套体系来讲，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可以分为三个——政府、企业、NGO，基本上分成这三类。中国目前参与全球治理的情况，刚才蔡老师做了一个评估，我认为都比较好，但是我补充一点，就是企业，中国的跨国公司应该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行为体。

目前中国在全球治理别的领域中，可能企业发挥不了作用，但是在经济领域或者叫经济次序，或者是各行各业的游戏规则、行业规则的制定方面，应该发挥一些作用。

从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看，规模在100亿美元的全球市场上，中国已经有若干个小型企业掌握了行业规则的制定权，比如中集集团的集装箱，振华港机的港口起重机械，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两个行业的领导权控制在他们手上，他们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主流市场，比如说海尔所在的家电行业、联想所在的电脑行业，市场份额还可以，但是没有规则的制定能力，缺乏这种能力，品牌地位也没有那么厉害，也没那么响。

大国的标准当中，经济实力就相当于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国际职责当中占据核心地位相当于行业规则的制定权，你有大国战略，对其他国家有决策影响，这是你的战略影响力。因为作为一个强的企业来讲，后面的企业要追随他的战略。什么叫领导者？你有追随者才叫领导者。没人追随你的话，你叫什么领导者？如果说中国是大国，有谁追随中国呢？

没有国家追随你，你就不是大国，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指标判断。美国为什么是大国？一堆国家愿意跟他好，愿意跟他结盟，这就是大国，超级大国。我们中国没有，所以就不是。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在市场规模比较大，上千亿美元的时候，只有一家企业——华为。一、市场份额很高；二、拥有一定的规则制定权。那么一个企业有没有规则制定权力，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就看该企业有没有“专利体系”。中国提倡要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开发专利，完全是通过专利来挣钱，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合适的提法，因为真正领导着企业的专利是不赚钱的。拿来干什么呢？跟别人换专利，所以专利互换是专利的最高境界。我有好东西，你也有好东西，我给你，你给我，我们俩互换，你不给我钱，我也不给你钱。为什么我们俩能互换呢？因为我们俩的水平在一个量级上，全是这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在G4的通讯设备上，G3华为已经是全球第二了，G4有望做到全球第三。除了我们数得过来的少数企业之外，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商业游戏规则的制定上，这应该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多少力量。这是刚才可金给我的命题。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如何发挥跨国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第一个要把跨国公司进行分类，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不可再生资源类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是负面，它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世界上的人都跟这些企业有关系。

石油，不可再生的资源，都是为了那些东西而打的。美国实际上打这个打那个，后面都是大石油公司在幕后主导的。那么制造类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中的主要贡献应该还是对全球经济次序的一个功劳。另外还有一些，服务业跨国公司，我认为它在全球治理中贡献出来的能量大部分是比较正面的。我这都是假设的，不是通过研究的。还有一类最特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当中的能量极大——跨国媒体集团，包括在公共外交集团里的能量也是极大的。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