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不久前，巴西却因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而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6月中旬以来，巴西近百个城市爆发民众抗议活动，至少200万人参与了示威游行，而这一事件的导火索似乎不足挂齿——公交车票价上涨两毛钱。为什么会是这样？让我们来深入透彻地解读一下巴西，看看其他的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编者手记

巴西:“金砖”还是“空心砖”？

嘉 宾／江时学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副所长、

        前拉美所所长、研究员

    贺文萍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非洲研究室主任、教授

    孙岩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助理、

        副研究员

    田 丰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

        副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吴晓芳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巴西怪象：穷人高兴，富人不满，中产阶级很失落

◎ 江时学：

“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这是我给巴西这场20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的定性。这次反政府游行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导火线不足挂齿，就是圣保罗的地铁和公交车票价要涨两毛钱。两毛钱怎么会引出这么大的一个乱子？巴西一家媒体的报道说，一个名叫玛丽亚的清洁工，在圣保罗市中心上班，家在郊区。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少发达国家，富人一般住在郊区，穷人则住在市中心。但在巴西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穷人住在郊区，有钱人才住在市中心，因为郊区的房价低，市中心的房价高。玛丽亚每天要在路上花费五个小时，她每月的工资是678雷亚尔（1美元约合2雷亚尔），但坐一趟公共汽车需要3雷亚尔。也就是说，她的月薪和交通费的比值是226∶1。所以，虽然只涨两毛钱，但对老百姓的影响很大。还有许多人抱怨，车票提高后，服务并没有得到改善。

第二，游行的规模很大。据当地媒体估计，几天来至少有200万人参加了游行，覆盖巴西近百个城市。无论是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都市，还是偏远一点的中小城市，都有不同规模的游行。

第三，抗议者的诉求五花八门，不仅反对公共交通费涨价，而且要求政治改革、反对腐败、反对警察的暴力、反对公共部门低效率、反对收入分配不公……这些确实是巴西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

第四，警察处理不当，导致事态进一步激化。其实民众一开始是和平游行的，没想到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导致了一些伤亡。加上巴西警察的名声本来就不好，民众自然就更加愤怒。

第五，大游行并没有明确要求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下台，这一点有别于同时期发生骚乱的土耳其。有人套用“阿拉伯之春”这样的说法，称巴西的这场抗议活动是“巴西之春”。我们不能这么解读，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就已经实现了以军人“还政于民”为特点的民主化，就已经是“春天”了。

第六，游行的主体不是穷人，而是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还不错的中产阶级，巴西称之为“Class C”。巴西人按照收入被分成A、B、C、D、E五个等级，每月家庭收入在12440雷亚尔以上的是Class A，6220～12440雷亚尔是Class B，2488～6200雷亚尔则属于Class C。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家庭月收入达到7000多元人民币，即相当于4～10个人的最低工资，那你就是中产阶级的成员了。由此可见，巴西的中产阶级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相差较远，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参加游行的人70%都是中产阶级？据我分析，自前总统卢拉2003年上台以来的十年里，劳工党政府的重点都是放在低收入阶层，通过“家庭救助计划”、“零饥饿计划”等政策拼命照顾穷人。穷人确实很高兴，但是中产阶级难免有失落感，而且还有很多富人不满，抱怨说“我们交这么多的税，公共服务却没有得到提高”。由此可见，政府也挺不好做的，既要照顾穷人，还不能冷落中产阶级。

第七，迄今为止这次游行没有被任何一个政党所利用。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连罗塞夫总统都站出来支持民众表达自己的诉求，称如此大规模的抗议说明巴西民主是有力量的。须知，当年劳工党就是利用学生运动来反对前政府的。

说一千道一万，大游行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经济没搞上去。2011年巴西经济增长率是7.5%，挺高的数字了。但是巴西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卢拉不顾一切动用公共财政支出来促进经济、给穷人好处换来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罗塞夫的政绩，让选民投她的票。很显然，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再加上受到美欧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巴西经济这两年急剧降速。去年的增长率大约是1.3%，今年预计是2.4%左右。尽管巴西的对外贸易还是顺差，但是顺差额在不断缩小。

◎ 贺文萍：

前段时间我在巴西的金砖国家中心做研究，对这个国家有些感触。金砖国家我都去过，可以粗略地对比一下。我觉得巴西跟南非在气候、人种等多方面很接近。巴西的黑人特别多。在卢拉以前，历届巴西政府并不重视黑人的权益，黑人的收入普遍比较低。我研究巴西和非洲关系，但是我在巴西几乎找不到像样的非洲研究机构，或者相关的书籍。

回到这次事件上来。两毛钱引发大游行，一点都不奇怪。在我工作的金砖国家中心里，就有两个在厨房工作的女服务员，她们住的地方特别远，来回上班很辛苦，要坐好几段地铁，叠加在一起是很花钱的。刚才江所长讲的“家庭救助计划”、“零饥饿计划”等项目，针对的是月收入只有50雷亚尔的家庭。据说有些住在郊外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到过里约热内卢市区。一方面是因为没钱，另一方面，你真的很难想象，巴西这么大一个国家居然没什么铁路！去远一点的地方只能坐飞机。这次事件爆发后，罗塞夫总统很快就表态说今后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说明这已经成为制约巴西发展的一个瓶颈了。

在里约热内卢期间，我还去考察了贫民窟。贫民窟的治安的确不好，但是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有些贫民窟反倒成了旅游景点，可以坐着Cable Car（缆车）在空中游览贫民窟。再交点钱，还有人骑着摩托带你到贫民窟里面转一转。Cable Car是政府专门给贫民窟的穷人修的，免费供他们上下班使用，对游客只收1雷亚尔，相当便宜。我听说，Cable Car一开始是从玻利维亚学来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警察的力量部署在贫民窟，监控那里的毒品贩子。贫民窟一个连着一个，气势恢弘，但是看完后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巴西这些年物价涨得太快了！我在里约热内卢租的房子，也就一室一厅，很普通，每月的房租就得3200雷亚尔。有一次我跟一个也在金砖国家中心工作的印度学者聊起此事，恰好他以前住过我租的这套房子，但那时候的房租是2000多雷亚尔。而且，以前一个高访学者的经费是9000雷亚尔/月，我去巴西的时候变成了7000多雷亚尔。我在里约热内卢吃一碗最普通的巴西黑豆饭，就得花26雷亚尔。试想一下，那些月收入只有几百雷亚尔的民众怎么承受，贫民窟的穷人怎么生活。

◎ 江时学：

请允许我说一下巴西的收入分配。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巴西的收入分配情况在改善。但分配不公现象仍然很严重。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统计，几十年前，巴西的基尼系数（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编者注）曾超过0.6，但2009年已下降到0.55。俄罗斯的基尼系数是0.4（2009年），印度是0.33（2005年）。根据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是0.474（2012年）。由此可见，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必须重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 贺文萍：

我插一句话。虽然巴西的基尼系数在金砖国家中是最高的，但是它一直在下降，就是说巴西在解决社会不公正方面反而是金砖国家中成绩最好的。反过来看，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都是在上升的。

◎ 江时学：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巴西是被排在“高人类发展指数”行列的。前面还有一个“极高人类发展指数”，挪威排第一位。巴西的得分是0.73，排名85位；中国的得分是0.699，排101位。透明国际有一个针对腐败状况的“清廉指数”，巴西的表现也比中国好。2012年巴西排在69位，我们排在第80位。

无论如何，巴西的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反思。在外界说金砖国家如何好、中国如何了不起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 贺文萍：

过去十年巴西政府推出的社会发展政策侧重低收入人群，不少政策惠及的都是穷人，使很多穷人一跃成为中产阶级中的Class C。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原来的Class C心里很不舒服，感觉到了挑战和压力，他们觉得“住贫民窟的人因为享受了优惠政策，结果变成和我一样了”，进而很反感政府完全倾向于穷人的政策。而穷人呢，也觉得不满，发觉自己是有些钱了，但是巴西的教育和交通状况还这么糟糕，跟不上自己的需求，反过来政府却花好几十亿雷亚尔去修建世界杯、奥运会场馆。

◎ 江时学：

对，这也是大游行的诱因之一。很多巴西老百姓觉得，那些豪华的体育馆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蒙特利尔1976年举办奥运会，2006年才还清债。雅典2004举办奥运会，结果希腊陷入了债务危机。巴西会不会一样？

◎ 贺文萍：

说到这里我就想比较一下中国了，因为我们2008年举办了奥运会，前后也有一些议论。在2008年的中国，大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还是比较注重整体，比较注重国家的整体富强。现在随着社会发展慢慢往前推进，民众逐渐强调个体了，民权意识逐渐起来了。有时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地方打算搞大型化工项目，结果遭遇群体性的抗议。这些事情都在提醒我们，在投放大项目时，国家一定要兼顾群众的意愿。巴西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巴西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应该通过承办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以提升国际地位，却忽视了国内民众正在面临的医疗、教育、交通等日常问题。其实，这是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方面想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强国梦；另一方面，国内出现很多发展瓶颈，制约着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国家的诉求跟个人的诉求没有对接上。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罗塞夫总统非常聪明，她对这次事件的应对措施很英明，我想应该能够有效地化解这次危机。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游行一出现，罗塞夫就首先表明态度，说自己与人民是站在一边的，然后马上就推出了公投提议，呼吁开展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锐意改革”的总统。她没有像突尼斯的本·阿里或者土耳其的埃尔多安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跳出来说“背后有国外势力操纵”，这种反应是会令抗议者更加反感的。当然，罗塞夫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明年10月的大选，但同时也说明她想借此机会推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其实罗塞夫总统一直很想进行改革，但是遇到了不少的阻力。一些巴西官员认为她不是巴西人（罗塞夫的父亲是保加利亚移民——编者注），根本不了解巴西，工作风格太过强势，与崇尚悠闲的巴西文化不合拍。据说，有时候下属都不敢向罗塞夫“报忧”，因为怕挨骂。

巴西未能解决五大矛盾，

这恰恰也是其他新兴国家所面临的

◎ 孙岩峰：

巴西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点上爆发了呢？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第一，刚好发生在联合会杯比赛之际，大家都知道巴西人喜欢看球，从来没有想到巴西会在踢球的时候发生骚乱，而且是在巴西队大胜的情况下；第二,刚好发生在巴西发展迅速的“黄金十年”之际，就像前面两位老师说的，巴西被视为金砖国家的优等生，是新兴国家的代表。

我仔细想了想，其实这场大游行迟早要发生的，它是由巴西的国内气候和国际气候共同决定的，只不过它发生的时间点我们没有想到。梳理巴西这十年的发展历程，我感觉它有五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这恰恰也是其他新兴国家所面临的。

第一个是民众日益上升的政治诉求和持续僵化的现有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刚才两位老师讲到，巴西中产阶级的数量在上升。现在很多新兴国家都面临一个现象，即国内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过去十年，巴西通过有效的社会政策使大约4000万人脱贫，大约3000万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根据巴西的统计，Class B、Class C和Class D都属于中产阶级，Class A属于富人，Class E属于穷人。2800万人从最下层的Class E进入到Class D，这个过程大概发生在2005～2010年。经过五年的发育，这些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在觉醒。以前他们考虑的第一要务是温饱问题，现在不同了，他们需要政治权利。

尽管巴西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重新恢复了民主化，但整个国家仍然被几个主要政党控制，即使像劳工党这样的左派政党上了台，最后也跟右翼政党一样面临腐败、贿选、政治分肥等弊病。久而久之，老百姓觉得所有政党都是一样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10年罗塞夫在第二轮投票中才勉强获胜。在第一轮投票中，除了传统两大政治联盟候选人之外，名列第三的是绿党候选人玛丽娜·席尔瓦，绿党是徘徊在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一个新兴力量。当时为什么会出现第三派政治力量呢？就是因为很多选民对巴西政治体制没有信心，希望有一个新面孔出现。只是玛丽娜·席尔瓦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力量不够大，最终败下阵来。但是这股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从那时起就已经萌芽了。

第二个是民众有钱后日益增长的生活诉求与供应不足的社会公共产品之间的矛盾。巴西的中产阶级有钱以后要干什么？当然是消费。我跟巴西人聊过，他们有钱后首先是换手机、买电视，然后换房子，最后买汽车。现在电子商品极其丰富，买手机、买电视的需求很容易满足。巴西虽然房租很贵，但是房价很便宜。我们计算过，巴西大城市的平均房价跟房租比大概是200～300∶1，这个指标非常健康。而且政府推出了“我的生活、我的家”的住房补助政策，理论上讲老百姓买房子比中国容易得多。那问题出在哪儿？公共服务！就是医疗、教育、交通、治安条件。巴西在这十年中，相对于改善边远地区和底层民众福利来说，在基础设施和城市民生方面的投入是很低的。比如在医疗方面，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增建好一点的公立医院，只依靠原来的几个医院满足生活日益富裕的中产阶层，民众的不满是肯定的。在交通方面，近些年巴西车辆增加很多，但配套的道路设施没有跟上，道路短缺、路况很差，导致堵车现象非常普遍，老百姓交了很高的税收，却没有得到应得的社会设施，怨言肯定越积越多。此外，大城市的治安条件，学校数量、教学质量都难以满足百姓要求。

第三个是保增长和控通胀之间的矛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巴西的通货膨胀就非常严重，历届政府一直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领域的第一要务。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控制银根，就要控制流动性，结果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降。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抑制通货膨胀，又会导致物价上涨——这是老百姓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刚才贺老师说巴西的房租涨得飞快，其实生活必需品也涨得很快。今年巴西西红柿由于气候原因减产，在半年时间价格涨了120%多。西红柿在巴西就相当于中国冬天的大白菜，那可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啊。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想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又控制不了。

巴西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50%左右靠内需拉动。巴西人喜欢提前消费，几乎所有的大电器都是分期付款。一旦经济走势不好，一旦就业不好，民众就还不起信用卡，就可能导致银行呆账增加，形成恶性的连锁反应。更严重的是，经济形势不好，还有可能导致社会保障下降，使刚刚升入中产阶级的人重新跌回Class E，社会出现再贫困化现象。

第四个是媒体自由度与政府控制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媒体自由度在上升，另一方面政府控制能力在下降。巴西人口不到2亿，但手机拥有量是2亿多部。巴西网络非常发达，上网资费比中国便宜多了。这次游行中的“零票价运动”其实是一个特别小的组织，它不仅反对公交车票涨价，甚至希望公共交通免费。这个组织本身没多少人，就是依靠社交媒体来动员整个社会的。这次大游行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传统媒体。游行期间，巴西最大的电视台——环球电视台连晚间黄金档电视剧也不播了，天天播示威游行现场。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偏远地区的人一看大家都上街了，也跟着上街游行去了。上世纪80～90年代民主化的时候，拉美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对媒体放弃了管控，对媒体的控制力非常弱。现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花钱重建政府控制的电视台和新闻社，希望跟反对派打舆论战。

第五个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愿望和利益阶层固化之间的矛盾。老百姓从Class E上升到Class D和Class C很容易，因为有政府的补助，但是要从Class D和Class C上升到Class B和Class A就非常困难了。经过十年的发展，Class A的经济利益已经固化，早就不像上世纪90年代搞经济自由化的时候，一个人还能够通过白手起家进入Class A。现在你想在巴西当政治家，首先得有钱，但钱从哪里来？只能是上一辈。所以巴西也是一个“拼爹”的社会。你要是没钱，就没资本竞选，老百姓都不认识你，会有人选你吗？有人评价说，巴西“黄金十年”、或者劳工党当政十年的最大受益者是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最富的人受益于巴西的高利率和大宗商品出口等经济政策，最穷的人则受益于政府的救助计划。而Class C和Class D实际上没得到什么好处。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场游行迟早会爆发。去年巴西媒体报道了很多腐败案件，短短一年里罗塞夫第二任政府中就相继有八个部长因腐败离职，媒体尤其大肆报道了对前总统府民事办公厅主任（相当于总理）等高官贪赃舞弊案件的“世纪审判”，不满和民怨那时已经在积累了，只等着一个突破口。换言之，干柴早已经准备好，就等着火星儿。结果政府大手笔修建体育场馆，一下子就给点着了。2007年智利也爆发过游行，大学生要求进行教育改革，市民要求进行公交改革。当时很多人对此很吃惊，因为智利是拉美经济搞得最好的国家，也是拉美第一个进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情况和现在的巴西一模一样。说到底，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中产阶级或者民众必然会对社会资源或政治权利提出新的需求。

◎ 贺文萍：

前些天我刚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全球中产阶级起义》，举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和巴西。全球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觉醒，要求基本的政治权利，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资源更加公平地分享。

◎ 孙岩峰：

我觉得巴西这个事件和西亚北非动荡很不一样。刚才江老师讲巴西是“反政府”游行，其实我觉得是一种要求体制改良的运动，反对的是体制，而不是政府。因为游行并没有明确要求推翻政府。西亚北非爆发动荡是因为大量的失业人群、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不满。而巴西的失业率相对较低，工作很好找，民众不是对总统罗塞夫不满，也不是对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不满，而是对现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社会管控、权力分配体制不满。我不认为巴西会有一个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政体变化。

现在巴西的政治体制属于“两党相争、一党得益”，即由左翼的劳工党和右翼的社会民主党争总统，民主运动党两头得利，三个主要政党协同各自盟党相互间进行政治分肥。在现有政治框架内，靠投票是很难选出一个新兴政治力量的。因为新兴政治力量想上台，就要建立新党，得有大量政治捐款，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国会议员后才能获得免费的政治宣传时间。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你不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内分得一部分权力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出头露面；而如果你要进入到现有的政治框架里，你就必须妥协，必须融入这个圈子。

我个人认为，巴西的政治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的确会有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比如罗塞夫总统提出要加强社会基础设施投资、进行政治投票。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我认为,必须有一个新的力量异军突起，打破现有的政治体制，才有可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如果没有大的改革，只是在细微处进行改良的话，日益积累的矛盾迟早会爆发。

百姓现在需要的是日常生活中能够享受到的发展。

必须使公共管理更加精细化

◎ 田丰：

各位老师对巴西研究得非常细了，我本身对中国的问题比较关注。我觉得巴西现在的情况对同为金砖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大国的中国非常具有警示意义。我一直在想几个问题，这些也都是中国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地方。

第一，现在中国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我们需要的是“高楼大厦”式的发展吗？需要的是那种标志性的发展吗？可能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应该是日常生活中能够享受得到的发展，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觉到能从改革发展中得到实际利益，并且这个实际利益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相关的。

麻省理工学院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的是美国在阿富汗反暴动。怎么反？就是加强当地的发展，而且这些发展是从一些细小的地方入手的。麻省理工的研究人员发现，美国在阿富汗的发展计划其实非常成功，改变了当地居民对于自己生活状况、福利水平的知觉。当民众对生活满足了，自然就不出来暴动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可能就是使发展更加精细化，让大家都看见、感受到发展的成果。

第二，中国未来的发展依赖于改革的推进，巴西的问题归根结蒂还是改革不到位。我查了一下《世界银行2012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巴西的营商环境在全球排120位，非常不理想。在巴西申请开一家公司需要多久？119个工作日！而且巴西的税负很重，地方税、州政府税、联邦政府税等等，一大堆税，在全球183个经济体中排150位。这些问题都与巴西改革不到位有关。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开放红利、人口红利的作用可能会减弱，而改革红利的重要性会显著上升。这是一个重要启示。

第三，如何看待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前面几位老师介绍的情况看，巴西至少在形式上是民主的，总统是直选的，州长也是直选的，而且搞多党制。但是，民主是不是就能够解决发展问题？多党制是不是能够解决发展问题？完全通过注重低收入者来缩小收入差距能不能解决发展问题？从巴西的例子看，答案不是完全肯定的。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的制定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取决于政治力量对比，因此均衡制度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制度。不同的经济制度会导致不同分配结果，因此不同人和不同集团偏好的经济制度不同，即存在利益冲突，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使制度设计、公共管理更精细些？

第四，重视新媒体的作用。我做了一些微博问题的研究。从微博对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来看，其实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通过新媒体很快就能组织起一批人。从巴西的例子看，近百个城市几乎同时发生骚乱，怎么如此巧合？巴西是一个特别喜欢交际的国家，也非常喜欢使用各种社交媒体。有数据统计，Facebook在巴西的用户数仅次于美国，巴西是YouTube访问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巴西的Twitter使用量也非常活跃。巴西每个用户每月在Facebook上花费535分钟，而全球的平均值才361分钟。就是说，巴西人对于新媒体的运用非常娴熟，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起一帮人，在全国各个地方进行规模不等的活动。

新媒体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其负面影响。在对新媒体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发现新媒体发生作用的流程跟大家预想的不太一样。其实，新媒体的作用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真正能酝酿成骚乱的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新媒体首先把事情引爆，然后传统媒体跟进、进一步放大。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不一定要采取一味限制的措施，而是要在关键的环节将事情把握住，一方面使大家都能获得知情权，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会的稳定性有所提高。稳定和安全是人们的普遍关切，谁都不想哪天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既然如此，那就势必要在某一些方面牺牲一点，比如个人自由受到一些限制。自由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BRICS既不是一朵花，也不会break

◎ 江时学：

前些天我与两个巴西人一起做电台节目，他们多次强调，这次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实际上充分说明，过去十年巴西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我认为他们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巴西发展模式有过“辉煌”，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过于注重消费。罗塞夫上台以后，变着花样鼓励老百姓消费。例如，不久前政府为鼓励民众购买汽车而提供廉价的信贷。如果说美国过去有房地产泡沫，那么我认为现在巴西有“汽车泡沫”。本来道路设施就已经很差了，但政府还在拼命鼓励民众买汽车，从而加重了“城市病”。第二，生产结构没有太多的变化，科技创新少，经济增长依然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第三，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道路建设非常差。例如，出口到中国或其他国家的铁矿砂和大豆等大宗产品，大卡车需要在崎岖不平而狭窄的路上走几天才能到达港口。在港口还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后才能卸车和装船。第四，生产性投资得不到大幅度的增加。这一点与中国大不一样。众所周知，中国的投资很多，政府有时候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遏制某些领域的投资。第五，“巴西成本”居高不下。“巴西成本”的含义是多方面的。除了交通阻塞以外，还有政府的官僚作风严重、办事效率低、不行贿办不成事、税率高以及其他一些不利于经济活动的人为因素。我在网上见过一个据说是真实但不可思议的情况：巴西有一种很有名的葡萄酒，从产地运到港口的“巴西成本”大于从港口运到中国的成本。巴西在金砖国家中的表现确实不错，但是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挫折，的确应该好好思考如何使自己的发展模式具有可持续性。金砖国家也应该从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巴西的反政府游行说明，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再平衡很重要。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是说，因为巴西出事了，所以金砖国家就完了，那也太悲观了。不过，金砖国家确实不能盲目乐观，不要因为人家说你几句好话，自己就飘飘然了。我始终有这样一个看法：不要太高估金砖国家的作用。

◎ 贺文萍：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度，比如说巴西过度依赖于消费，其实这正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中国正在努力刺激消费。巴西的服务业空间膨胀，制造业已经萎缩了。而我们的制造业盘子太大，现在要做的是扩展服务业。

我觉得从巴西民众的诉求看，第一是民生的问题，第二是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巴西的政府管理毫无疑问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惩治腐败不力、社会公共服务不健全等。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也是力抓反腐败问题，因为这已经关系到了党的命运、国家生存。

早在“阿拉伯之春”开始时，就有很多人开始反思了。突尼斯的本·拉里家族垄断了全国很多行业，即使本·阿里把经济搞得再好也没用，照样会引发民众的不满，最后不得不逃到国外去。当时突尼斯也是被评为经济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GDP数字听上去也非常华丽。其实，这就叫做“有增长、没发展”，老百姓感受不到冷冰冰的GDP数字。

转型中的国家面临很多挑战，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个人的诉求跟国家的诉求能不能对接？国家的梦和个人的梦能不能同步？在国家追求强盛的同时，能不能让个人感受到国家强盛带来的实在好处，能不能为个人打开、拓宽上升的通道？巴西就是一个警醒大家的活生生的例子。

迄今为止，外界对金砖国家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它看得太重，认为它是个救世主——世界经济危机、欧洲债务危机都没有关系，有金砖国家帮忙呢。另一种是说BRICS会break，因为现在整个金砖国家的GDP都下来了，中国也一样。这些看法都太极端、片面化了。风险是存在的，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 孙岩峰：

 我觉得巴西的问题不是金砖国家的共性，实际上是新兴国家在发展阶段中遇到瓶颈的问题。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并不相似，只是被高盛公司“撮合”到了一起。其实在发生问题的节点上，金砖国家可能没有那么多相似性，反而是在发展阶段上比较接近的新兴国家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土耳其，甚至下一阶段有可能是墨西哥——就是人均GDP增到6000～10000美元左右，民众生活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但民生条件、政治体制没有达到相匹配的高度的时候。

所有国家在发展中都会遇到类似的瓶颈，有些国家可能处理得比较好，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而拉美国家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经验，或者说其比较独特的国情会导致这种突发情况。所以我觉得，不要单从金砖国家来看，而是要从新兴国家发展阶段上来看。

◎ 田  丰：

对。当初高盛提出“金砖四国”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它比较粗浅。那时候刚好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大家觉得欧美国家不太靠得住了，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又都还不错，股票节节上涨，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金砖四国”的话题就被炒起来了。然后这几个国家也就“抱团”开峰会了，并慢慢机制化，出现了后面一系列的发展。

金砖国家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像印度，我们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的问题可能比巴西更大。俄罗斯也有很多问题，过于依赖矿产资源，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大宗商品跌势明显。此外，金砖国家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像巴西是第一个提出“汇率战争”的，并主张世界贸易组织采取“汇率反倾销”的措施，允许各国针对实施竞争性货币贬值的贸易伙伴进行报复。金砖国家要继续往下推进，相互之间的协调非常关键，同时还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让大家看得见，感觉到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现在金砖银行有一些突破，但是还有很多的障碍，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感觉，金砖国家因为情况差距很大，利益诉求的协调可能会很麻烦，而且现在经济增长也慢慢出现了分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这次的“世界知识-察哈尔圆桌”开得特别好、特别及时，让大家把巴西的事情深入透彻地看一看，提醒其他国家应该怎么样做、预防些什么东西。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幸运的。以前日本发展好的时候也出现了问题，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如果没有日本这个案例的话，可能中国有些政策会出现一些偏差。然后又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很多警示。巴西也是这样，它出现了一些问题，短时间内社会上出现了动荡，但是也给我们提了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