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个性”

主持人／章迪禹

嘉 宾／王义桅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

    陶 坚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2013年3月15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式上任以来，中国外交工作尤其忙碌。3月22日起，习近平主席首访选择俄罗斯，随后访问坦桑尼亚、南非（并在南非参加金砖峰会）和刚果。6月1日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6月7日到8日，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举行历史性会晤。李克强总理则在5月底访问了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和德国。其间，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也分别出访世界诸国，王毅外长也在5月初访问了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四国。从地缘政治角度讲，覆盖了世界重心板块的外事活动正是中国外交的一盘大棋，除上述重要外交成果外，中国也迎来了诸多重量级客人：率领历史之最访华团的法国总统奥朗德、高调访华并受到高规格接待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签订《中越两国政府落实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的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带来对话复谈希望的朝鲜副外相金桂冠，等等。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外交的风格、行动和任务呢？如何解读中国外交的“个性”？本刊邀请了四位专家为您解惑。                                                                                                   ——编者手记

 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GDP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变化？

◎ 王义桅：

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三个五”——50年、500年和5000年来做个简单的概括。

先说“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这近50年中所建立的一整套联合国多边体系逐渐式微。比如，仅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两家银行的对外援助贷款就超过了世界银行；再比如，联合国的作用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处理危机问题时经常捉襟见肘，北约也存在类似问题。一些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合理性，各种体制的有效性，均面临空前挑战。美国十年前就搞了个“普林斯顿计划”来取代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体系，全球金融海啸后力推以G20为主要平台实施全球经济治理，就是对时代变化的反应。

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规则逐渐失灵，美国开始创建新的规则——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来规划世界贸易、投资秩序，发挥美国所谓“两面靠洋”的霸权优势。其主要用意显然是排斥中国。美国早先是想通过接触政策，把中国也纳入到国际体系中来，从而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中国。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抓住机遇做大了自己，所以美国就拿出了上述两个新机制。

另外，随着中国产品出口强劲、企业大量“走出去”，在外遭遇的壁垒、阻力也越来越大，好像我们四面楚歌，跟所有国家都有矛盾，似乎是中国外交不力。其实，并非外交上的处理有问题，根源在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全面发展。现在中国在产业链上从低端、中端到高端都具备竞争性：高端跟发达国家竞争，中端跟新兴国家竞争，低端跟第三世界国家竞争，这样对中国的压力会从各个方向袭来。

中外经济关系从过去的互补型走向了竞争型，就连发达国家都感到了越来越强烈的竞争压力。现在印度、巴西经常公开说“我们要挑战国际秩序”，而中国则反复表态“我们不挑战”，结果却没有人理印度和巴西，而是盯着中国质问“中国可能不挑战国际秩序吗？”

综上所述我的第一个判断就是，战后的一些国际安排和冷战结束后的一些规则无法再限制中国的发展，由此带来了新的全球化规则的制订。而且随着网络的发展，权力逐渐在分散，这个分散不仅是从霸权国家到新兴国家的分散，而且也从政府向民间的分散，社会信息化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每个人都是媒体发射器，谁都可能搞乱这个世界。换言之，这个世界更难以控制，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须接受的现实。

再说“500年”。500年来西方主导全球化进程，以前是欧洲，后来是美国，然而已经难以为继。2012年是历史性的一年，非OECD（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的GDP第一次超过了OECD国家，由此带来的重要结果就是价值观或说信念开始动摇。前两天我与一位美国前贸易代表助理聊天，他说“美国的共和党已经没有希望了，不接地气”，这说明如果不改变理念，依旧意识形态挂帅，不与时俱进，共和党就无法生存。因此，我认为中国对美国最主要的挑战就是美国认同和美国身份，就是那种长期以来美国人或者说西方人的优越感及支撑优越感的信念。中国的崛起以及全球化新的发展，确实在影响美国自身的认同和身份，这个现象已经非常明显。

欧洲的认识也已经发生了变化。欧洲的舆论和民众心态上，过去的比较优势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由此才会有对中国产品的“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一定意义上讲，他们“反”得越多，就越证明中国挑战他们越多。欧洲过去只承认中国人多，在数量上具有优势，后来他们发现中国在体制上也有很大的魅力，现在他们发现中国的文化价值更具魅力。这个逐步发现的过程加上欧洲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使欧洲人的心态变得十分复杂。欧洲人认为这是500年未有之大变局——500年来，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中心都在大西洋沿岸，但现在却在逐渐转移到太平洋东岸。

中国的崛起不仅带来了一般的地缘政治上的冲击、利益的冲击，而且在重构西方的认同。戴高乐说中国是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度，说的就是西方的《圣经》里没有记载任何关于中国的内容，所以近代之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几乎是空白。西方中心论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只有放下西方中心论，西方才可能走出困境。

至于说到“5000年”，那就是，5000年来中国第一次真正成为领导型的国家。历史上中国并没有真正做过世界领导。现在世界GDP中国占10%，尽管历史上最高峰时中国GDP可能占到过世界的33%，但那个33%是自我循环的，是封闭的小农经济。现在的10%则是大进大出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高达50%。像中国这样从农耕走向海洋、从地区性文明走向全球、从内陆性走向全球性的大国，历史上确实从未出现过。现在不是中国愿不愿意做世界的领导型大国，而确实是这个世界需要中国做。当然这个领导型国家不是霸权国家，世界有多种类型的领导型国家，而且可以同时存在多个，并非一家独大。中国从一个追随型、赶超型的选手变成一个领导型的选手，也要适应这样身份的转变。当然中国还是很多元的，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有新兴国家的身份，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还有大国身份。但是外国只看我们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影响力。

◎ 金灿荣：

说到领导型国家，这让我联想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尽管有着两次世界大战，但是英美两个领导型国家之间却始终未发生战争，这点值得好好思考。

国际关系中有一种“威慑理论”。威慑有三个要素：你要有力量；要让人家知道你有意志使用力量；你很善于用力量。这三点结合，威慑才能有效。

把“威慑理论”用到领导权的建立也是这样的“三部曲”，在兼具力量与使用力量的勇气的同时，还能设计一套战后安排。这时，他国才会选择追随。以美国为例，美国霸权的建立是非常标准地按照这个节奏进行的。他首先拥有了力量，1885年其工业生产超过英国，1894年GDP超过英国，这时候他就完成了第一个任务——拥有力量。随后在1898年，美国找到一个业已衰落的西班牙，进行了美西战争。这就是立威。一战、二战，美国趁机参战，也是立威的过程。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仅使得美国参战、同时也使得美国着手建立自己的霸权体系，1941年8月21号美国促成《大西洋宪章》，也就是将道德权力拿在了手上。在战后安排方面，美国建立了联合国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所以从美国的经历来讲，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从1885年工业生产超过英国，到1945年两洋作战结束，按照他的模式，根据“四大自由”，建立了联合国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时候他算是No.1，共计60年。

美国在20世纪总共有三个对手，分别是德国、苏联、日本。美国都是在其工业生产能力达到美国70%的时候，开始动手搞他们的。因为美国人十分清楚，崛起的第一关必定是工业生产总值。201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超越了美国，悄无声息地超越了美国，而人们大多只注意到中国GDP超越日本。

当然，正如义桅所言，领导型国家各种各样，中国是有自己特色的。

在这样的世界中，中国现在以及未来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实力呢？

◎ 陶 坚：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也必然追求更多的话语权、更大的全球影响力，这样的要求再正常不过了。国外分析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有过各种各样甚至是离谱的猜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将现有国际体系完全推倒重来，从未进入中国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之列。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秩序的内在稳定性和霸权国家的守成，还植根于中国自身力量的结构和性质。

中国是本世纪以来各大力量之中上升速度最快的一方，又是发展很不平衡的一方。中国国力的完整性从来没有实现过。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反证了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全球影响力赖以依托的经济力量的可持续性，至今还受到经济改革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严重制约。而且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要花钱的地方越多，国家可资使用的力量包括对外可以使用的资源，仍属相对短缺。

中国国力不完整和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无法改观。或许是基于类似的理由，布热津斯基曾经断言，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如果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崛起大国与现存霸主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应该对中国的力量性质及其影响给予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力量性质及其优势给予足够的重视。何况，崛起的大国还不止中国一家。强大了的中国承受着巩固现有优势和建立新优势的双重压力，战略机遇期必定是补强和完善力量而非全面扩张力量的时期。

开始“建设性塑造”国际体系的中国，需要不断壮大和完善自身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经济力量之于崛起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过，“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曾如此表述到，“美国的外交实力、保持一支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的能力以及美国价值观在国外的吸引力，所有这些部分都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同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立足于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基础的不断巩固、社会和谐的不断改善，崛起的中国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保持经济力量持续快速成长的势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19.8%，取代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长达120年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2011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600亿美元，约有1.8万家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足迹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当前，中国正进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建设，在新一届政府领导下全面推进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市场整合、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社会和谐等工作。可以设想一下，当中国将巨大的生产力和消费力转化成经济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将无数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指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建设性塑造”国际体系将具备多么强大的支持力和响应力。

◎ 唐永胜：

国际体系的变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新的条件，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变化已经带来权力政治的进一步松动，减少体系的惯性制约，带来机遇和开启空间；但另一方面，在国际体系的变化过程中，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弹，处理不当就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所以可以理解习近平主席为什么要强调：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能否走得通，很大程度上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国际作用的提升，国内外有人以为中国已经占据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对中国的未来展望过于直线和乐观，而有意无意忽略了中国的大半个身子还处于发展中处于落后的严峻事实，更没有看到由于世界渗透性的增强，即使是一些非国家角色、一些非极力量也都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新中国国成立以来，战略上冒进的情况时有发生，到今天仍有一些战略研究也习惯性地把愿望当成现实，而不习惯对问题进行结构性、系统性的科学分析。而在实际上，中国要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在当前及未来的较长时期里，都应力避成为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以此为条件才有可能成功破解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并逐步担当起大国责任。

◎ 王义桅：

有了这个定位，我们才能客观分析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中国面临着以下三大挑战。

中国融入再全球化的成本会非常高。正如我前面所说，第一次全球化是美国拉着中国进入世界，但现在美国到处设门槛。以前是免费的东西，现在就要付费了。中国如果制定新的国际机制，成本只会更高，苏联在冷战时期也这么干的，最终以失败告终。如果中国还是继续在这个体系里运作，那么，如何更顺利地进行“游戏”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挑战了。由此，在新一轮全球化规则的制订过程中，中国要进去的成本大了、标准门槛也更高了。

创新的成本也比较大。我们的产品技术需要创新，现在世界还需要一个提供中国式的公共产品的贡献。这个贡献除了物质上的、制度上的，还有文明上的，就是精神层面上的贡献。贡献有赖于创新，包括国内、国际制度的创新，以及观念上的革新和文明的转型。

中国作为领导型大国成本也很高。美国一直痛感自己的领导成本太高，现在要中国来分担一部分，比如“G2”的出炉，而中国总认为这是陷阱。同时，在分担领导成本的过程中，中美如何建立起相互信任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所在，这个确实是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我觉得对于中国从一个追随型选手到领导型选手的身份转变还没有完全适应。

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外交活动十分丰富，这是否是他们基于上述认识和判断而做出的通盘考虑中的重要一步？怎样看待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风格？

◎ 陶 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得益于理论创新和大胆实践。随着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崛起中的和走出去的中国更加明确地定位于“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要达成这一全新目标，离不开“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创新进取精神。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必须占领维护世界和平的道德高地。世界和平、国家安宁是全人类的祈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尤其如此。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国家不可能顺利发展，更何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如习近平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国一方面要展示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大局的决心，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与国际体系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现有摩擦和潜在矛盾，妥善化解与有关国家的分歧和对抗，让长期把持国际体系主导权的西方大国，和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以某种方式、某种程度地接受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占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道德高地。我们常说，中国的发展，世界的机遇。事实的确如此。拿我国周边地区为例，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亚太地区特别是亚洲邻国带来实惠和机遇。新世纪以来，周边国家同中国的贸易额由1000多亿美元增至1.3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众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投资来源地。同时，我们也要承认，2012年中国消费了世界一半的钢材、水泥和煤炭，造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世界最大，而去年的GDP只占世界总量的不到12%，人口只占世界的19%。这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由此，习近平同志说，中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惟有靠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人才能在世界上得到发自内心的尊重，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才能得到确立。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必须占领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道德高地。全球化时代是高度相互依赖的时代，各国利益以多样的方式捆绑在一起。而且，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都有自己的软肋。连奥巴马总统也承认，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单靠自身应对这些全球性的挑战。因此，中方力推并得到美方响应，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出于中国的国情，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习近平主席说，“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需要中美双方不断增进了解，加强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走出一条避免传统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

“习奥会”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两位元首对不走历史上大国冲突老路、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关于“走新路”的提法，“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以及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的说法，展示了新时期中国大外交、大安全的新思维，由此也呼唤世界各国以同样创新的思维来回应并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美国学者关于“回应来自中国的强大挑战”的说法，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其真实的故事主题应是“如何包容和接纳中国的建设性参与”。当中国以包容的精神尊重他国、寻求共赢时，就该轮到国际体系中的现存大国认真思考并实质性地调整自己了。

◎ 金灿荣：

陶院长说到创新，这个提法很好。新领导班子今年3月15日正式接班，到现在三个多月了，大家都十分关心他们的思路。我认为在这三个月当中确实可以看到一些新气象。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中国外交也确实有发展。首先是国家对外交的重视超乎大家想象。西方媒体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概念：中国现在的问题比以前多——过去十年成就非凡，但是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所以西方官方学界媒体圈都认为中国会先解决内部问题，然后再重视外交。但我不认同这个看法，现在对外交工作的重视超乎想象，而且是外交与内政齐头并进。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1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就以外交为重心了。我注意到习近平当时指出，“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为世界的机遇”，这是非常高的要求，要做到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上一届政府对外交的要求则是“建立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观”。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简言之就是四个方面——“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但是在十八大报告里面有两个新内容写了进去：第一，“我们要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这是公共外交第一次被写入党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将公共外交写入外交政策的框架之中。中国要更多地开展公共外交，这个实践早已有之，但是进入纲领性文件后其分量就大不一样了。第二，“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也是把“全球治理”第一次写进党的文件，实际上就是中国准备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了。纵观世界，“公共外交”和“全球治理”都是大国应有之物。

新一届领导人近来的一系列外交活动，风格上显示出非常强的自主性、进取性。这一整套路线贯彻执行后获得了成果。我今年年初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闲谈时，他们对中美峰会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但是就在不久之前，美国人坐不住了，主动邀请习主席去美国与奥巴马会晤。显然，是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对其产生了触动。

除了自主性和进取性，另一个特点就是全方位，这个问题的焦点在美国的周边国家。王毅外长说，习主席出访拉美三国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拓外交新局面、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的又一重大行动。实际上，我们与拉美就是积极合作、以求双赢的关系，但对美国而言，他可能从中看到了“威胁”。

党对外交这么重视，又提出这么高的要求，而外交在具体实践上、风格上更加主动，以中国为中心，全方位统筹，现在看来确有效果。最近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更加透明，一些新装备也不怕被人知道。这样，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首先中国是同一级别的国家，其次中国的透明则会让中美互信的建立更加容易。

中国外交前后十年必然存在继承，也会有新的发展。如何看待中国外交的过去和未来？

◎ 金灿荣：

过去十年的中国外交，我认为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个国家从2001年GDP世界排位第七发展到2010年的第二位。要指出的是，日本成为“第二”是把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了，而现在的中国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中国得以如此快速发展，里面必然有外交的功劳。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是成功的，现在国内一些人认为中国外交有些“窝囊”、“缺钙”，实则不然。相反，美国看似强硬的外交才大有问题。过去十年美国滥用力量，“想打谁打谁”的“气势”甚至让中国部分网民羡慕。但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毫无价值，虽然军事上全部赢了，但是算战略账，输得体无完肤。

中国呢，过去十年没有犯这种错误。中国一直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香港有媒体总结中国的发展叫“闷头发大财”。美国到处打人，花了很多钱，死了很多人，还招恨。中国人忙着发展，你说成没成功？绝对是成功的！

只是，现在我们发现了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恰是前面十年的成功发展带来的，绝不是外交失败的结果。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全世界对我们的态度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世界老大美国对我们的态度改变了，周边国家对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历史上仰视中国的周边国家最近百年对中国是有点俯视的，因为它们至少在经济实力上比我们强。现在呢，有些国家开始平视我们，有些又回到仰视了。所以一些国家心理不平衡也不难理解。

如果硬要说过去十年中国外交的问题，或许可以说是对我们自己迅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外部影响有些估计不足。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随后中国舆论全都在说GDP总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均GDP，只有人均指标才代表发展水平。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人对自己的“世界第二”在全球的影响没有感觉，但整个国际社会却相当有震动，他国对我们的防范心理在加强。比如，过去他们会允许中国购买一些技术，现在就不会允许了。现在我们更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了，搞全球治理、做公共外交，其实是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硬实力增长很快，但是软实力跟不上，因此要加强后者的建设。

◎ 陶 坚：

一个强大了的中国能为世界做些什么？“中国梦”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安纳伯格庄园，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表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将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这段话让我们回忆起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说的那段名言，“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所以说，从一开始“中国梦”注定就是一个“世界梦”，不仅要造福中国人民，而且要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在谈论“中国贡献”时，不能不提及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和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近年的欧债危机，中国都没有落井下石，为一己私利而损害他国利益，而是以“同舟共济”的主张和真金白银的付出给世界送去温暖，或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承担着重压；或是伸出援手，积极参加多边救助。当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金融泥淖时，中国又全力稳定金融体系，保持经济年均8%以上的增速，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中国正是以实际行动，让世界既体会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泱泱大国的气度，又看到了一个崛起中大国的实力、潜力和影响力。这个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多作贡献，中国为世界多作贡献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正因为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贡献的内涵应当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不光是对人类的物质文明贡献，还有精神文明的贡献。这就要求中国发挥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同时，将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能“走出去”的软实力，大幅提升中国的感召力、亲和力，充实自己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与这个世界的内在互动关系在于：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富裕，综合实力不断壮大，这样中国对世界贡献的能力就越强、作用就越大；中国充分地发挥世界大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性地塑造国际体系，反过来有利于自己的更大发展和更快崛起。

综上所述，无论是力量的补强，思维的创新，还是贡献的付出，都需要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中美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时指出，“需要创新思维，积极行动”，我想借用并引申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有了创造力，有了行动力，才会有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 唐永胜：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外交筹划要有更宽广高远的哲学境界，而在这方面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习近平主席讲：“不论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发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英国人利德尔·哈特曾有这样的认识：“生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看到，如果不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和平进步的最好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这段话也更适用于今天的国际关系。

在变化着的世界中，国家面临新任务并需要做出新选择。实际上变化在今天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常态，在全球范围，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认识当前的世界政治必须要有不同以往的更宽阔有效的视角，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外交筹划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必须具有必要的弹性，以适应新条件下国家间的战略博弈。习主席强调“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不能为一己私利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刚才陶院长说多做贡献，我十分赞同。在新的条件下，中国要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并为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根本上就是要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和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在历史发展的大势之下谋求国家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过去的几百年中，英国、美国曾先后积聚了巨大的权力优势，成为世界的霸主。然而在当前国际联系在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不断深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要独领世界风骚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没有更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就不可能应对全球性挑战。为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和平崛起”的基本方向不动摇。

第二，充分认识全球变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复杂化趋势，积极利用和创造条件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国际变局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因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更有利于后起大国消解对于自己的防范，避免成为传统权力政治的制约目标。中国应注重以共同利益为牵引，处理与有关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关系。

第三，不应贪功冒进而要以迂为直，在与外部世界的长期互动中逐步积累战略主动。“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历史反复证明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要实现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消除外部威胁，总体上不能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更应尽可能避免正面直接的对抗和碰撞，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

第四，经营更为广泛的安全网络，营造稳定务实的地区安全态势。比如在东北亚方向，应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确保半岛稳定”的基本原则，努力推动将六方会谈机制逐步转变成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以淡化美日同盟的影响。

最后，勇于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并扎实积累努力成为国际体系的典章制度的重要提供者。这是中国快速发展必然提出的问题，而变化的世界也需要世界各国更多的创造和贡献，为此应做好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当然与此同时还应继续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 王义桅：

对于中国外交的应然形态，我认为主要是三点。

首先是要自信。外交自信源于国内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根本标志是外交旨趣从追求国家利益到追寻中华道统。中国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且要复兴古老文明。这样，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崛起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原因在于中国崛起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崛起，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将颠覆“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其结果是，“中国软实力威胁论”又在西方蔓延，认定中国威胁的真正根源是走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之路，直接挑战西方的普世价值神话。因此，融入、拒斥还是包容西方普世价值观，成为中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

如何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与创新型崛起并举？如何因应美国权力霸权与欧洲文化霸权从而开创新型中美权力关系及中欧文明关系？如何应对世界未来挑战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这三个问号成为中国崛起的时代考验，直接考验中国崛起的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种种考验集中于一点，就是国内外质疑中国崛起的道统性。

走向海洋的中华文明，不得不再次面向西方。不过，这次是民族自觉、自主的选择。中华文明的复兴，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相类似的壮举，将欧洲的普世价值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

其次是要自觉。外交自觉聚焦于通过自身文明转型推动人类文明转型，以此确立中国的领导型国家地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迫融入世界，第二个阶段是主动向世界开放，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和世界相互影响、相互适应阶段。前两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现正进入最关键的第三阶段。中国崛起的最大身份优势，就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超越了美国、欧盟作为人造国家、组织的政治认同。因此，以西方的民主、人权观来诠释中国治理的合法性，以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必然牛头不对马嘴。

从文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内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富强之路，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之路；对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这是因为，中国崛起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并非一个国家的崛起。因此，我们的思维必须超越崛起，超越单纯的国家利益追求，及早规划崛起之后的国际诉求，从外交自信，转入到外交自觉层面。

近代以来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逻辑，今天已上升为文明转型的逻辑，即通过自身的文明转型推动人类文明转型。中国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面临的是文明转轨与身份转型：从传统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地区性国家转变为全球性国家。当中华文明走向海洋，才能塑造包容历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

最后是要自尊。外交自尊则体现在“中国梦”成为中国的新共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系统阐述中国核心价值观，向世界宣示中国的身份与认同。这些核心价值观，凝聚成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梦”。

如果说，中国崛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最大特征，也是过去十年国际社会最流行的政治词汇，那么，“中国梦”正在成为今日中国的最大特征，并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最流行的政治词汇之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超越了中国崛起层面，着眼于崛起之后的中国选择。这种选择，就是让中国百姓从国家崛起中普遍受益，不搞以牺牲中国人的健康权、发展权等为代价的崛起。让世界明了中国的追求，关键是实现“中国，让世界更美好”的承诺。中国在追求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也在推动其他国家的人民实现自己的梦，这些梦共同汇聚成“世界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也就是“世界梦”。

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中国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要帮助其他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不仅自己要成为世界强国，也要让世界强国寻找到维护自身地位、生活水准尊严的共赢之路，实现包容性崛起，彰显中国和平发展的普遍关怀与世界意义。

◎ 金灿荣：

对未来十年中国的看法，各家现在的分歧比较大，对世界、对中国怎么走的分歧都十分大。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不会出大事。经济上慢一点，这是正常的经济规律；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满之声也很正常。

未来十年中国的力量增长仍不会停止，GDP超过美国应该没有问题。不光是GDP，我们的科技、军事等，都会上一个台阶。对外部世界的一些国家而言，未来十年会是它们接受中国比较痛苦的十年。外国人现在觉得中国的总体力量很强，但同时看到中国人在海外一些不好的行为会有不快。发展起来的中国和世界需要有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逐渐习惯于被人说三道四甚至有时挨骂，世界上没有大国不被骂，有些事情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