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看，第一夫人在参与外交方面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交，世界各国第一夫人在外交上，甚至在整个政治舞台上都是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世界上各种文化对女性参政充满了偏见。从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女王、女皇之类的角色，基本上也是为了维持皇室的正统性，不是说发挥女性的职责。在中国“第一夫人”更是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对女性的角色限制在私人领域，对女性参与政治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

真正决定性地把第一夫人推到政治舞台上应该是二战期间，或者二战以后。第一夫人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一些与公共相关的，与民众相关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界定，把第一夫人界定为是一个国家元首的夫人。“第一夫人”外交在本质上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是指“第一夫人”为执行最高领导人授予的外交使命或倡导非主权类的议题，与社会各界开展各项形式的沟通和交往活动。这是新时期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夫人”在具体外交实践当中，需要平衡女性、首脑和公众三方面的社会角色。一是平衡女性与首脑的关系，扮演首脑外交的“左膀右臂”的角色；二是平衡国家角色和社会角色，扮演国家公共外交的“形象大使”角色；三是平衡女性角色与社会角色，扮演民间外交的“桥梁纽带”角色。

影响第一夫人外交的主要因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人格特质、正式制度和社会生态。

    我认为，做好第一夫人外交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推动第一夫人外交从一国首脑外交的辅助向一国公共外交组成部分转变。因为公众对第一夫人有很高期待。

    第二，推动第一夫人外交从临时授权角色向正式的制度性角色转变。第一夫人是很好的代表，要起草外交授权法，同时组建第一夫人的外交团队，制定一些规则。

    第三，推动第一夫人外交从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向国家形象和社会道德代言人角色转变。这是世界的潮流。我们看整个西方的，尤其在欧洲。

    要充分发挥第一夫人母仪天下的职能，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这是整个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必然趋势。

    赵可金在会上做主旨发言 （ 劳加宁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