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越来越表现出发动非对称作战的兴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2003年，中国首次发布了一系列针对政治战的规章制度，又在2010年进行了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强调了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三战”的重要性。
    “三战”反映了中国把存在潜在冲突的领域从纯军事领域（比如直接或间接使用武力）扩展到政治领域的决心。对公共舆论、法律体系和对手领导力的操控会助燃这种扩展趋势。但是，和传统的军事冲突不同的是，政治战的基础必须在和平时期建立起来，这样才能创造对军事战争有利的条件和环境，然后加快冲突向着中国有利的形势结束。确实，政治战一旦成功，可以让一方不战而胜。
    中国希望可以扭转一切中美未来冲突的战略背景，因此正在提高其影响全球和国内舆论的能力。如果美国不回击中国的政治战，那么美国以后将会发现自己进入西太平洋的通道受到威胁，因为没有来自地方区域的支持。美国军事力量还未向那些区域调动之前就已成定局了。为了避免被中国不战而胜的策略打败，美国必须加强其战略传播、公共外交和媒介推广能力。

综合实力和文化安全

    中国学界讨论他们对安全的定义时，经常援引“综合国家力量”的说法。这一概念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力量，不能只凭军事、经济或外交实力，还要考察三者的综合运用，以及科学技术的根基和文化的影响力。因此，中国把很多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活动视作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比如，中国的航空能力为增强综合国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因为中国的航空发展把卫星和宇航员送上太空，不仅仅可以发挥明显的军事和政治作用，还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航空力量也是中国日益强劲的科技力量和国防工业力量的有效证据，因此，也被视作公共外交的重要因素。
    但是同时，中国与世界逐渐增多的交往也助长了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忧虑。2011年末，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发表演讲指出，在国际舞台上，综合国家力量的竞争有一个特征，就是文化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很多国家试图扩大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范围，作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方式。”他还指出这意味着国际敌对势力加强了西方化和分裂中国的战略意图，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是他们长期渗透的核心领域。文化竞争不仅仅是西方影视和娱乐的传播，更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两个因素助燃了“文化安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称为“一个世纪的凌辱”，是中国被外国势力欺压的一个世纪。有人顾虑即使拥有了经济增长和军事能力的提高，中国仍然受外国影响力的冲击，这势必会削弱中国的文化。第二个造成“文化安全”顾虑的问题是中国相信中国的文化产品没受到“公平的待遇”。例如，中国有文章为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打抱不平，这部由Christian Bale主演，有史以来中国制作的投入最高的电影，却没有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有些人认为，这是否认中国成就的压力造成的结果。相反地，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则被视为利用该奖项谴责中国。

三战：不战而胜

    中国对公共外交的关注有基于“三战”概念的军事因素。中国军事文章强调，通过影响全球舆论来遏制对手使其服从但不付诸战争，在冲突事件通过影响舆论来影响敌人的领导力、国内群众，以及给予对手军事打击，以及积累国际支持同样重要。中国的文章还表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巴尔干冲突，北约结合轰炸和公共外交来削弱米洛舍维奇，促使中国将舆论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这种结合性的应用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亦显示出同样的有效性。这种联合力量确实削弱了公众对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政权的支持，影响了全球舆论，并得到国内群众的支持，这种力量被中国视为决定两次冲突结果的重要因素。根据解放军的撰文，这种影响群众意志、塑造认知的能力组成了在信息条件下的政治性作战样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规定》中，此样式被称作“三战”：舆论战争、心理战争、和法律战争。他们动用全国的资源，包括军事、民事、软实力，以全面的军事战略为指导，来保障对敌人的政治和心理优势，打击对手的意志，增强自己的意志，并确保来自第三方的支持。
    传统基金会早先对法律战的背景知识介绍中曾指出，舆论战是“三战”之一，心理战是第三个战争。中国分析家几乎每次都将这三种斗争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把三者视为互相关联、互相加强的。特别是“三战”力图通过获得国内群众的支持、减弱对手的国内支持、影响第三方来影响公共对冲突的理解。舆论媒体战就是要获得实施心理战和法律战的渠道。这种形式的战斗被视作独立于武装冲突或者实际对抗的特殊战斗。也许对舆论媒体战的最准确的理解是：一项旨在长期影响认知和态度的、惯常的、连续的活动。舆论媒体战的一个主要工具是新媒体，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舆论媒体战的焦点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媒体，还包括所有告知和影响舆论的工具，比如电影、电视节目、图书等。心理战力图通过制造疑虑、煽动反领导情绪和打击敌人意志来削弱对手的决策能力。法律战力图将一个国家的行为合法化，同时将对手的活动描述为非法的，以此办法在对手和中立的军事和民事权利机构中、在更广泛的群众中制造疑虑，质疑对手行动的合法性。在本质上，心理战和法律占都要求利用舆论战来制造更大的效用。舆论战和法律战又要求心理战的指导来修正他们的目标和方法。舆论战和心理战要求法律战的信息以达到最有效的结果。

舆论战：中国的定义

    舆论战指利用各种大众信息渠道，包括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电影和其他媒体形式，与总的计划和目标相一致地、有选择地向目标受众传播新闻和其他材料。它针对的是对手的军事力量，用来作国家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的补充。舆论战的目的是扭转国家和对手间的势力均衡。这样的影响，要求的是保证某一特定观点或事实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曝光度，减弱敌人的战斗意志，扭转敌人对形势的评估。舆论战是国家和地区的责任，而且不仅仅由人民解放军承担，也要有武警参与。

舆论战的支柱

    中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的讨论突出强调了一些主题，为统管所有军事行动提供了概念的起点和框架。这些主题包括：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舆论战必须支持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目标；舆论战的行动必须符合最高层领导（比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设计的国家战略。所以，舆论战的措施必须服从高层对内容和时间的指挥。
    先发制人。在舆论战中，谁先灌输信息，谁就会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对舆论战的分析强调“先声夺人，先入为主”。本质上，舆论战的目的是确立讨论的关键词，限定媒体报道的范围界限。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调要先发出信息，以此期望强调其行动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集中国家力量，显示其优越性。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削弱对手的反抗意志。
    随机应变。听从统一领导，坚持统一行动，在这样的前提下指挥官应灵活地使用舆论战，综合考虑政治和军事形势地变化。同时，指挥官还应根据特定行动指定相应地策略，而不是采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举个例子，中国在应对“分裂势力”进行舆论战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受众使用不同的宣传活动十分重要。“必须把顽固势力和一般大众区分开来。”
    动用一切资源。中国的军事文章经常写到的理想状态是平战结合（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行动相结合）、军民结合、军地一体（军事和地方的统一）。在舆论战中，这一强调格外显著，因为为舆论战服务的民用资源远远多于军事资源。民用和商业的新闻机构、广播设备、互联网用户等等，被视为无价的资源，可以把中国的话语向国内和国际公众传达出去。另外，使用民用资源有助于发现更好的技巧和信息，然而这些技巧和信息在纯军事渠道则不容易得到。
    在这样的架构内，中国的研究文章认为舆论战和其他军事行动一样也有防御性和攻击性两种成分。比如，攻击性的舆论战力图削弱对手的意志和外部支持，同时积累朋友和联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运用它在信息传播方面的绝对优势，对伊拉克的军事人员和普通群众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信息轰炸，不仅打击了伊拉克的作战意志，也打击了人民对萨达姆政权的信念。在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中，华盛顿方面运用舆论战的机制建立了一个反恐联盟，争取到了其他主要国家的支持，缓和了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对美国的担忧。
    在另一方面，防御性舆论战用来反击敌人发动的舆论战。这需要有力的教育和新闻管理来确保国内群众不会接收到来自敌人的信息，即使敌人的信息传达到了国内也没有立足的根基。防御性舆论战需要对敌人的批评和指控做出主动、可信的回应。第二个方面只能通过和平时期在舆论战场的细心准备来实现。就是说必须针对舆论战的策略和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理解潜在敌人的心理和民族情绪，培养舆论战的专家。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章经常提到，“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强调舆论战的准备工作必须远远早于冲突的实际爆发。

中国经验和可行方法

    基于他们对第二次海湾战争的观察和对舆论战的观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提倡必须把舆论战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用总体目标去考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第二次海湾战争中获得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要想真正对抗美国，必须反击美国在全球渠道和全球信息覆盖方面的优势。有一篇中国的研究分析认为宣传的指导纲领应该以争取“新闻权”和“信息权”进而获得“心理权”为目的。在这一方面，中国似乎立志于发展一套效率更高的战略传播设施。从2011年9月起，中国外交部开始把新闻发布会从1995年规定的两周一次改为每天一次。今年早些时候，国防部也首次举办了每月的新闻发布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际新闻覆盖的扩张应该被看作其和平时期舆论战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方面的发展包括在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旗下设立了24小时英语国际新闻服务，以及国有中央电视台在国际上的扩张。考虑到中国对塑造舆论的重视，以及中国认定CNN和福克斯这类新闻机构都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观点，我们可以推断这些新的新闻实体的建立都是为了反击西方新闻报道，提供中国对全球发展的观点看法。
    类似的，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也可以被视为转变中国形象的举动，虽然它的扩张是在一个更隐蔽的层面。这些机构常常设立在大学和中学内部，由主办单位和教育部下属的国际汉语教学办公室资助。孔子学院推动了汉语教学，但是着眼于“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相关信息，促进对中国的研究。”

抵御中国软实力崛起

    中国的安全规划家恐惧中国会受制于针对普通大众的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所以中国领导对“文化安全”提出警告，并立志打造中国自己的“软实力”，不仅仅作为和平时期对外来压力的回击，也是战争时期的一项潜在武器。因此，美国对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也必须考虑和平时期的应用和可能的战争时期的应用。美国影响和塑造舆论的工作不但要做好打退攻击、守卫美国的准备，更要先发制人，在全球公众中推广美国的立场。在上述两方面中，公共外交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和中国一样，美国也需要每天都为影响外国领导和公众做出努力。临时的、短暂的工作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相反地，美国必须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可靠的信息源，而且定期提供依据。中国和其他政权一样试图限制公共讨论和阻止信息的传播。而信息的自由传播可以最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但是在冲突中，美国仍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向对手的群众和决策者投射美国的讯息，对抗那些影响美国盟友和中立国家的活动。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现在的公共外交活动应该加大力度，扩宽广度。公共外交的改革应该是下一届执政者的工作重心。
    另外，在短期时间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些步骤向中国和世界表明美国对思想市场的全球竞争十分认真严肃。具体来说，美国应该向中国要求对美国记者的公平签证，以及收听、收看美国广播节目的公共渠道。中国有几百名记者在美国工作，而且大多数供职于国有媒体机构。但是北京却不愿意给外国记者，包括美国记者提供同等互惠的条件。美国政府应该要求中国为美国记者提供同等待遇，否则即可减小中国媒体在美国的存在。迅速填补公共外交领导职位，美国政府需要一批能够履行新的公共外交战略的官员，比如说广播理事会现在大部分职员已经超过了聘用期。
    改善对军事和公共事务官员的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培训。中国认为公共舆论是塑造国际环境的关键，并且在军事冲突中，中国方面会力图影响国际公众的情绪。美国的军事和公共事务官员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得到适当的训练，时刻准备好回应这一举动，并在可能的时候掌握主动权，率先作为。
    保持对军事信息支援行动的资金。中国对美国在近几次国际冲突中的心理战、军事信息支援行动都做出了评估和衡量，从中国的评估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的决策者都对西方传播讯息的能力感到十分担忧。讯息的传播，不仅针对敌人的高层领导，也针对普通群众，不仅在战争时期，也在和平时期进行。对美国来说，单方面减少在这一领域的投入，看起来似乎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特别是目前军事信息支援行动相关的投入，总共只有大约2.5亿美元，仅相当于两架F-35战斗机的成本。

结论

    信息时代提供了直通一国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无与伦比的渠道。中国清楚地表明，在冲突事件中，它将利用这一渠道去影响对手，希望不战而胜。甚至今天在和平时期，中国也在为软实力的活动铺平道路。因此，美国现在有必要对这种影响予以回击，并准备好一旦发生冲突便动用我们自己的政治战武器。
（来源：Heritage，日期：2012年11月26日，作者：Dean Cheng，编译：刘琮，链接：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2/11/winning-withoutfighting-chinese-public-opinion-warfare-and-the-need-for-a-robust-american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