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以及周边环境的变化，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争议开始增加，尤其以今年的黄岩岛与钓鱼岛问题为最。其实这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周边国家开始对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的老大帝国的复兴逐渐流露出畏惧之情，因此借着美国所谓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开始对中国不那么尊重起来。然而，菲律宾与日本的行为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还将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推向了高潮，为历史屈辱感和使命感所萦绕的中国人在位临世界第二的宝座之后，终于有理由对其政府索要强硬了。

　　早在上世纪末期，当中国综合国力并未如此显眼之时，我们总是用实力弱来解释对外政策的风格，然而时至今日，国人心中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世界第二了，对外政策还是如此软弱呢?”由是，一波高过一波的爱国声音响起，反日游行接踵而至，更有打砸抢日货的事件频繁发生，国人只想借此向世界说一声“不”，向中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希图后者能够彻底解决目前的领土争端，并一举扬威。

　　事实上，这些民众情绪或者说民意并非一时兴起，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力不断的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早就逐渐激增。特别是在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提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正在中国兴起，而这股民族主义之风在他们看来是与以往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的，于是，“新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等名词便应运而生了。更有很多人将目前国内盛行的来自民间的对中国外交方面的关注与意见倾向称为“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或“网络民族主义”。姑且不论其属于何种民族主义，但是民间所展现出的这种爱国情结与对外政策诉求，确实开始对官方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后者在本次钓鱼岛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历无前例的强硬就是明证。然而即便如此，民众通过网络平台所表现出来的依旧是以不满居多，因此现在正是时候来理性评价这些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

　　显然，这种民间情绪来源、传播、发展于民间，是一种带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情绪”，产生于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或中外关系的看法之中，而且还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且没有形成统一的、具有纲领性精神的理念，其内部是具有相当差异性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合。其产生和发展方式，是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表达观点，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出现后，我们发现民间舆论的声音更大，更容易并吸收赞同者。以民间对日情绪为例，中国人对日情结显然属于历史积怨，自幼的抗日教育，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特殊的对日态度，连体育比赛都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打日本不需要开战前动员会。”同时，在普遍的情感因素之下，我们还可以发现每个人的敌视程度有着明显不同，理性一些的民众会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四十年中，双方互利的一面，在坚守日本作为二战罪魁的原则下，对日相对宽容;另一些民众则严重仇日，在平日便抵制日货，有深厚的历史情结。因此民众对日态度并非统一，尽管在日本挑战中国底线时，大家的声音开始趋同。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大家的表达更为简便，如果单纯将微博看成一个民意表达的窗口，确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短短几分钟内便会有上千万人留下自己的足迹。

　　在这些声音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在进步。从过去的一种声音逐渐变得有了多元化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人都谈论政治，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现象，尤其这样会导致民意凌驾于政府决策之上，因此对于发展迅速的民间情绪和舆论，政府方面应当有正确的对策加以疏导。毕竟这种有针对性的社会舆论的目的，是要求政府在对外政策决策或对具体涉外事件的处理上，按照民间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意愿，做出相应调整或修改。但事实上，政府是广大民众托付的国家利益首要责任者，而不是“民意”的简单呼应者。因此，尽管政府在引导、教育公众的对外政治情绪方面负有责任，但国家整体利益依然是高于这些而存在的。简言之，政府不能被民意所绑架。

　　民意不能绑架政府

　　那么民意到底不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民意究竟如何被影响，又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呢?

　　民意不是个人政治观点。一位妇女对于其邻居的宗教信仰的态度并不是民意，民意必须指向政治或社会问题，而非私人事务。捕风捉影的轶事并不足以反映民意，其代表性有多大是无法衡量的。“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想法是记者的观点。民意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公众会有强力、清晰或统一的信念。这种一致性非常少见。所谓民意经常包含数个小规模的、相互对立的群体，加上许多游移不定的人群，再加上更多的对此问题并无兴趣和想法的公众。最主要的一点事，民意是关于政治态度的散布，它能够快速地改变。民意往往显示出无知或者漠视，例如200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6%的人不知道格林斯潘是干什么的。

　　政治学大师阿尔蒙德对于美国民意的观点是：民意分为三种而非一种，首先是普通的公民，他们是人口的大多数，除了切身利益外对其他事情不太了解或者不感兴趣。尤其是他们对于外交政策并不关心，除非国家处于战争或者国际危机之中。其次是专注的公众，这些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哪些抽象的政治问题，例如外交政策。他们是政治精英进行表演时的观众，同时也能够对普通民众的观点产生影响。第三种则是政治精英，他们是极少数高度卷入政治生活的人，通常是职业政治家，他们是国会议员、总统任命的官员、负责报道过内外政策的高级记者等。这些人对普通公民和专注的公众施加影响。显然，这三种区分在外交事务上最为明显，简单地听从新闻的人数量很少，阿尔蒙德根据调查指出，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总体而言就是漠不关心的状态。然而正是普通民众的冷漠和不统一，意味着其观点难以识别，对决策产生的影响也不会十分巨大。实际上我们现在口中的民意，往往是专注的公众那不成比例的热情和影响力所致，热情无比高涨，影响力却有限。这也就说明了民意往往只是一个小团体的观点，尤其应该注意这种民意的有限性。

　　真正的民意是靠调查数据显示的：美国普通民众的关注点大多在国内政治层面，比如堕胎，大部分美国人允许堕胎，但只有少数人强烈支持;再比如犹太人本身不到美国总人口3%，但在这些人中间，支持以色列的态度非常强烈;又或者是枪支管制问题等等。总之民选出来的美国总统只会去关心这些选民最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笔者注意到近几日新浪微博中尤其流行一个民调：你认为哪里更难登陆?A.钓鱼岛B.铁路售票网站。选择B的人大约是80%左右。这个事例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中国公众与美国公众的选择趋同，即更关心自己日常生活相关之事，其二，钓鱼岛问题的降温。这个现象是十分重要的，在伊拉克战争伊始，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该战争取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然而情况仅仅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美国公众的反战情绪就溢满了白宫和五角大楼，换言之，公众的关注点和对焦点问题的看法是变化不定的，因此即便民调本身意味着民意，也无法确定公众下一秒钟的想法是否还会延续。这也就是说明民意不能是政府决策的标尺，只能是参照系的一部分而已。

　　总之，数量并不意味着正确。很多美国人反对对汽油增税，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就不会增税。民选的领导人会屈从于民意么?杜鲁门总统对民意非常讨厌，经常口出微词。几十年后，许多人欣赏他是一位不顾反对意见，执意按自己意图做事的领导人。

　　日本民意形成与其对华外交政策

　　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戚凯，他告诉记者，大家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和大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相关的政治笑话，譬如“中国外交部曾经收到群众寄来的钙片，意指外交部的同志们骨头太软，在外交工作中缺乏必要的强硬态度，故而需要补补钙。”这固然只是一种调侃，只是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而做出的一些评价，这种评价也许根本并不符合中国外交的实际情况;但是这种评价本身就是一种确实存在的民众舆论。民众的舆论可能因为民众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水平、政府宣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舆论对外交政策做出的评价可能并不十分客观、公正。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可以忽略，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民众舆论即便有失真之处，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在它的背后必然有着产生的深刻原因;作为一种不完美的事物，它也并不因此而消失，相反它会继续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那么是否只有中国的民众常常指责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过于软弱?作为比肩的大国，美、俄、日等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对各自政府外交政策的非议呢?答案是肯定的。美国自身在国土安全、反恐、人权等几个方面均饱受批评，而且美国现在国内的反战情绪十分严重，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以及目前的伊朗叙利亚问题的解决途径。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十分强硬，可以说，俄罗斯民众希望恢复过去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的心态相当程度上支撑了这种强硬。本文将重点放在日本，这个与我们文化上千丝万缕、地理上一衣带水的国家。

　　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赵磊，他认为讲述日本的民意，就要先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说起，而且日本的新保守主义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三个阶段的民意基础各不相同。

　　第一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总体低迷不振的情况下，日本却始终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日本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思潮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于是，日本国民对生活现状感到满意的民众急剧增加，在劳动者中间出现了庞大的“新中间阶层”，即以都市白领为核心的中产阶级。根据当时的民调显示，1974年回答自己生活属于中等水平的调查者占到了91%，比15年前增加了18%的百分点。日本舆论界把这种生活满足感叫做“中流意识”，这是对现实生活的基本满意状态，也是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意识形态，日本国民对于保守政党及其政权的支持率逐步回升，日美安保条约和重整军备也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这一时期，“满足感”在普通国民中蔓延开来，并逐渐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

　　第二阶段，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鹰派保守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于1982年上台执政，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在日本正式登场。他上台伊始，就鲜明地提出了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追求，强调应“毫无顾虑地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以往的基本制度与结构，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使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堂堂正正地前进”。显然，此时新保守主义的心理基础是日本民族优越论。根据日本广播协会1983年的调查，认为生于日本很好的人约占96%，认为日本比其他民族国家优秀的人约占71%。随后，在“自我特殊论”、“种族优越论”等日本民族意识的影响下，国际贡献、全球责任以及大国报复等词汇开始反复出现在日本的媒体宣传当中。中曾根更是盛赞日本的独特性，“两千年来，一个民族同住一个岛上，使用一种语言，创造一个国家。这在他处是没有的。”这一时期，“优越感”成为基本的民意基础。

　　第三时期，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出现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因此新保守主义思潮便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急剧扩大——以态度的强硬唤起存在的价值。被称为日本最后一位大政治家的自由党代表小泽一郎1993年在其著书中全面描述了日本民众所拥护的政治主张，即对内主张政治改革，对外倡导“普通国家”，寻求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与军事正常化，甚至不惜同周边国家发生外交摩擦与军事危机。尤其在2010年日本GDP第二的地位被中国取代之后，日本民众心理上的不适应感和挫败感就迅速发酵开来，而这种不适应感和挫败感正是石原慎太郎能够挟民意以逼野田政府“购岛”的重要原因。

　　戚凯则认为，由于日本国家安全基本可以得到保证，经济低迷常态化的同时，国家的外交事务就更加受到民众关注，由此日本与其他国家的主权争端就更显得重要，相关处理则可能直接决定日本首相的归属问题。日本民众心中的正常国家首先是自助防御而非他助，由是驻日美军日益受到谴责，而另一方面就是领土争议，尤其是日本长期来实际控制的“尖阁列岛”(中国钓鱼岛)问题。所以 “尖阁列岛”的搁置就成为民众诟病、在野党攻击现任政府的由头。笔者认为本次钓鱼岛事件实际上就是石原慎太郎利用民意绑架政府，制造政治影响力，为其子选举铺路的结果。

　　同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总是有种莫名的感觉。在日强中弱时，其心态尚能维持平和，而当局面重新回到历史上的中强日弱时，就是前文所讲述的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感发挥了重大作用。日本内阁总理府的 “对中国的亲近感”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1980 年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 78. 6 %，1989年下跌到 51. 6 %，2000 年进一步下滑到48. 8 %，2008年更是滑落至31.8%，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比例上升到66.6%。在2010年之后，这一数据进一步凸显日本人对中国的冷漠。戚凯总结日本对华民间情绪时告诉本刊记者，日本民间对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则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过度的民族主义，使得极少数极右翼团体和媒体得以利用民众的仇华心理，二者相互利用，扩大彼此的影响力和利益，对政府的对华政策施加了巨大压力。

　　中国民间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甦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是以一个弱国外交的态势走上国际舞台的，而最开始的传统就是中国民众是高度关注国际事务。关注度和民族存亡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留下了一个传统，加上中国人是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儒家人本传统，这一点恰恰和其他大国不一样。但是中国民众关注外交事务、议论外交事务的传统被新中国的建立所中断。当时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社会，民间的声音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民间舆论再度兴起来，民众重新高度关注国际事务，也就是中国民间舆论形成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跟改革开放是同步的，这一阶段大致在1995年前后结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中国民间舆论对外交事务的关注方面多数是和学潮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主体是年轻人、大学生，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它往往是在伴随着中国改革的、国内的进程，包括批评日本、抵制日货等等。这一阶段基本上的表现形式是批评。

　　第二阶段大体上是从1995年至2005年前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网络的发展和普及，还有就是中国在1995年之前连续发生的几起国际大事，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爆发出来，以当时红遍全国的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为标志。这时民众讨论时政不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了，而且民众的眼光开始放在国际问题上，这在历史上是非常有象征意义和标志意义的事。那个时候也正好是出版制度改革、出版管理改革、网络介入的时间。在这个阶段里面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民间开始自主设立话题，其自主性大大提升。1995年以后是中国民间舆论的自为性和自主性明显上升的阶段。这个阶段中，中日关系由于民众舆论的加入而开始敏感化，尤其以四次保钓运动为主，而中美关系也开始逐渐受到影响。

　　在这个阶段，民众舆论对于中日关系问题上发挥的影响力开始具备了至今仍然十分十分鲜明的两个特点，其一是持续性，即中日问题是民众街头巷议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而且不论事情大小，但凡出现风吹草动，民间就会闻风而起。其二，中日问题在民间的舆论中永远是处于放大状态的，一定会由此及彼，由小到大，最终必然会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荣辱感和尊严。在1995年～2005年，有两大事件值得关注，一是前面提到的四次保钓运动，二是日本入常引起的反日游行。这其中既可以看出民众舆论对外交事务的影响，例如保钓人士上岛被捕，后由国家政府交涉救回，再比如反日游行最终成为中国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理由;却可以发现民众舆论的作用有限，毕竟它只能进行简单的保钓运动而无法替代国家政策主张去执行其希望的战略行动。

　　在这个阶段，政府相对比较旁观，面对这个新生事物所展现出来的行为和影响，政府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具体到如何管理，如何评估其影响力等等，政府也都没有准备。例如第一次保钓的时候，相关人员并没有向外交部申请。他们只跟船主说去钓鱼岛游玩，就把船主诓出海去，随后在船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明其进行保钓的要求，船主爱国热情随之四射就成行了。随后日本的巡逻艇出现，于是这时保钓人士才向外交部汇报。

　　总体来说，林甦认为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民间舆论基本是比较自主地、向上发展的过程。自主性非常高，而且非常热情，而且比较干净。不论是保钓运动还是2005年4月的反日游行，都非常单纯，目的简单。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民间舆论本身就复杂化了，具体说就是自2006年至今了。

　　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更加关注民间舆论，开始认真研究和应对民间舆论对官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同时政府与民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支柱产业的迅猛发展，政府力量得到加强，而且中国利益集团的力量也有非常大的发展。另一个变化则是近年来的信息革命、技术在发展，微博、新型的互动模式等等通讯模式出现了。由此民间舆论的多元化时代到来了，而且表现出一种并不平衡的多元化。正如王缉思所说，现在网络上的东西变得浑浊而无法判断。网络的商业化和政府管控的结合使得本来的讨论平台变得复杂，这中间商业化的、炒作化的、娱乐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到底是谁在说话更无法看不清楚，到底是五毛党制作出来的点击率呢，或者是右派制造出来的点击率，又或者是商业民族主义的标新立异呢?完全不知道。

　　但是在这个阶段，还有几个特点非常值得注意。首先是全球化浪潮下新媒体的发展，它的发展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且它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体制下，它的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在一些管控相对比较弱势的政治体制下，它可以直接去成为颠覆政府的平台和工具。其次就是新媒体的凝聚性和爆发性这点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在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瞬间性的表达和集结方式。但不管怎样，这个因素是政府是无法阻止的。就是说这个漏洞是一定存在的，而且一定是越来越大。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这种复杂性，加上突发性、迅速集结性，政府无论怎么样努力，都不可能把这个漏洞就像以往那样全面管控起来的。显然民间舆论通过新媒体这个平台，从积极方面说是一个更民主的表达平台，但从消极方面说通过言论来影响乃至绑架政府都成为一种可能。同时，新媒体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政府如果不能占领舆论制高点，就很容易出现不利局面。比如这次薄熙来事件就有这个新特点，薄的唱红打黑本质上说是一种新的政治手段，就是绑架舆论，占领舆论的高地。在国际事务中，类似的内容也有所体现，本次日本“购岛”事件也有这个趋势，部分媒体的报道就有绑架政府嫌疑。林甦指出：“最近中央四台的国际频道，其标题采用的是“战争边缘”。稍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离战争还有一个很远的距离，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危机事件，是一个严重摩擦的事件，你怎么能在民间上来就告诉大家、告诉民众我们已经就在战争边缘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微博作为一个民间舆论的集散地，从政府到学者，如何去保护和顺应，同时又可以引导和管理，这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显然，仅仅依靠屏蔽，删除和在其中重复官方观点是不行的，这只能是暂时性的行为。

　　在第三个阶段，民间舆论的主体中国民众本身有也有新的变化。随着中国力量快速上升，民众的民族自信心，以及对国际上大国平等的渴望，更包括民族主义的情绪，也随之在快速上升，甚至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有点畸形膨胀。我们到底有哪些因素，这个东西又加上中国100多年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国民除了在国际上要求国际平等和民族自尊之外，中国人还应该有什么样的诉求乃至理想和目标呢?林甦认为目前中国民众还没有培养出一种大国心态，其原因也在于政府方面并没有给出中国长远发展的、明确的战略目标。中国的口号从江泽民开始就是说“民族的伟大复兴”，到今天，我们说是“强国、大国、中国崛起”，其实对于国人而言都是十分模糊的概念。也无怪乎美国十分想问中国一个问题，中国强大了想要什么?因为中国的力量上升必然引起国际关系中间的怀疑、恐惧，甚至是敌意的上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对当前中国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周边环境正在逐渐恶化，而这种恶化与中国民众中那种盲目的、没有目标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主义的上升同时发挥作用，中国的崛起之路就并不平坦。

　　媒体的作用

　　《纽约时报》1971年登载的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震惊了全国。《华盛顿邮报》1972年关于水门事件穷追不舍的报道导致了1974年尼克松下台。《华尔街杂志》的评论文章则影响了华盛顿的经济决策。……中国微博追讨微笑局长杨达才最终使得该局长落马，关于薄熙来案件早在政府公布处理决定之前便见诸于网络论坛等各个角落……

　　上述事件看似没有必然联系，实则共同指向“媒体”二字。美国“创始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1787年写道：“如果只剩下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两种选择，我毫无犹豫地选择后者”。实际上媒体对于舆论的形成和传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是民众与政府的桥梁，既可以输出和引导民意也可以迎合或批判政府。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受到媒体广泛的支持。9.11事件是一个重整旗鼓的事件，使得包括报纸在内的媒体变得激情万分，强烈支持小布什总统。媒体没有怀疑就接受了政府关于伊拉克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公告，而民众则在媒体的引导作用下，完全相信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不过在战后，美国并没有发现那些武器，于是舆论无法再次保持一致。哪怕是为了“报复”战前的误导，哪怕是为了修复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大多数媒体开始转向批评性态度，于是政府发现媒体又不像战前那样可以控制了。美国军方一直在抱怨电视降低了公众的支持率，因为后者完全展示了占领巴格达并非易事，随后即便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开始对美国政府口诛笔伐……由此可以看出，媒体对于民众而言，是一种具有统治性影响力的引导，在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对于国际时事漠然无知的同时，媒体如何说，他们就如何信了。

　　在中国，事情可能有些复杂。赵磊认为中国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报导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说的都是真的，但不一定全说”——民众觉得“不够过瘾”;西方媒体则是“真假都说，而且全说”——民众觉得“真假难辨”。中国官方媒体抛出来的东西，肯定是真的，但它可能不一定是全部，但问题在于民众最关心的恰恰有可能是没报道的那部分内容。而且，现在的中国民众也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在完全一致的、持续的、正面的报道下，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质疑它的真实性，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当前中国媒体主要体现出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媒体主体多元。媒体主体包括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以及自媒体(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媒体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正说明了中国媒体步入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媒体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消息五花八门，正面反面的信息都有，左派右派的立场都有，稳健极端的态度都有，任何一种可能都会被媒体和民意预测到，因此当真相大白时总有一个“预言”成真，此时人们便会形成一种印象，“信政府不如信媒体”。另外，在媒体主体多元化的过程中，纸质媒体似乎正在经历一个沉浮的过程，在新媒体乃至微博出现后，纸质媒体一度几乎被国人所遗忘。例如，现在北京地铁车厢内人们都在低头看手机、织微博，而几年前中国人则习惯于在地铁车厢内专注地看报纸。从规律上看，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一方面提供了活跃的公共话语平台，但是也养成了人们“浅阅读”的习惯，人们总是快速地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涉及到中日关系等敏感问题时，往往极易冲动和肤浅地做出判断。所以，如果政府真正想对舆论有所引导，或者对民意有所体现，还是应该依靠传统媒体，因为以纸媒为核心的传统媒体代表的是深度阅读与谨慎思考。

　　第二，媒体功能多样。必须承认，媒体的功能非常复杂，一则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媒体对“各种问题”的议程设置同“问题的自我实现”，两者之间关系越来越“正相关”。比如媒体大肆炒作中日关系走上战争边缘，民意和政府都有可能被推动战争边缘的道路上，难以回头。在全球化时代，媒体要想让大家做到一荣俱荣很难，但要大家做到一损俱损则相对容易。例如，一个人说自己爱国是没人搭理的，但若是涉及类似薄熙来、小悦悦等负面事件，国人的讨论热情就会激增。另一方面，在商业社会，媒体的动力是眼球经济，中国的媒体也不例外。这种行为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塑造成熟的中国民意基础，以及有利于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监督。最后，媒体与政府之间有“教育对方”与“被对方教育”的关系。具体来说，媒体制定议题会引起政府的关注，“教育”政府逐渐认识到某些问题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或增强国家对某些核心议题的深刻认识。同时，政府会通过媒体去引导民意，为政府执政创造相对良好的治理环境。在这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媒体不再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也不是政府的“敌人”，其社会稳定器、政治压力舒缓器的功能会日益凸现，媒体与政府互为“朋友”。

　　总之，完善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就要不断提高政府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要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首先，要正确认识媒体的性质和规律。今天，新媒体(互联网)反中心、反控制的技术特点改变了舆论生产方式乃至社会组织方式，传统媒体是层层把关、层层报批，新媒体的特点则是新闻源头不可控、影响层面不可控。其次，在新媒体时代，面对惊人之语尤其要提高警惕。新闻传播学有一条规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失真，传播的次数越多，真实度越低。但同时，公众在不断接触新媒体的真假“李逵”中，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在提升。第三，新媒体改变了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在突发事件中，民众认真甚至于较真;民众的自我维权意识和国家维权意识增强;对政府的态度和任何决策都会抱有“有错推定”原则。但是，在危机时刻，媒体也可以扮演安全阀的作用，有利于帮助政府舒缓民众的不良情绪，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在中国影响民意的特殊群体还有一个，就是“公知”。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也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还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些人正是阿尔蒙德所区分的三种民意中的第二种，他们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十分巨大，其途径目前而言主要就是新媒体。这些人主要针对政府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当然公知也分派别，有人偏左，有人偏右。对于右派而言，他们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对政府的对内政策以批判态度居多，尤其专注于国内民众与政府的一些矛盾。比如说他们认为学者应该有说话的平台。但由于政府的长期教育给民众造成的是一种固化、封建、偏于极端的认识和认识方法，也就导致现在学界无法影响国家政治，这在其他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左派则呈现出一片红色的迹象，完全为政府说话，并在政府立场上解释国家政策，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些人在微博上各有信徒，并逐渐扩大开来。因此，在微博这块新的舆论或者政治空间中如何进行管理，将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维稳政策所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结论

　　伴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逐步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势：经济发展、社区生活、权利保障等社会问题愈发成为了民众关注的重点，在和平或威胁较小的时期里，上述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相比之下，领土、主权、军事安全等传统议题则慢慢淡出民众的视野，但是一旦情势稍有变化，它们又会迅速回到前台，抢占民众的视野，并且引发民众的高度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对于本国外交政策的关注正是发生在上述这样的大背景之中的。

　　在日本“购岛”事件中，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的网民与中产阶级对于中国外交部门海外领事保护能力的滞后予以了强烈的批评。然而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社会中人类用于区别彼此的身份标识和传统观念仍然侧重于民族国家层面，事关民族国家首要标志的领土与主权问题仍然极易获得公众的高度关注并形成较为一致的舆论声音，这种声音在大众外交仍然盛行的时代里是束缚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重要工具。

　　尽管国际政治之父摩根索对于大众外交并无太多好感，从梅特涅到勒庞等著名政治家也都认可民众的非理性将带给国家巨大灾难的逻辑，但是民族国家公众的声音始终是这个时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公众舆论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特质，它们或主要追随媒体精英的报道，正如在日本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或者主要孕育于政府刻意的教育之中;但是总的看来，舆论一旦形成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很难再彻底地改变民众的思维模式并扭转舆论的导向。因此，政府也因此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相同性质的外交事务承受着来自民众相同性质的批评与谴责，从而可能堵死了自身理性的外交策略选择;在这一点上，日本和中国政府所承受的民众批评都是一种前车之鉴，中国的民意、舆论与对外决策相关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而道远。

全文刊登于《世界知识》杂志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