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学会主席韩方明陪同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出席了“中国枣阳首届国际玫瑰文化节”启动仪式。

    2012年10月12日，学会主席韩方明在京出席了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表彰会”。由韩方明发起的对外友好界别委员《关于加强海外机构和公民安全保护的提案》获得优秀提案奖。

    2012年10月13日，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共同发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察哈尔学会联合主办、TCL集团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提供支持的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相互建构：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TCL集团副董事长韩方明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
    13号上午，论坛开幕式举行。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在书面致辞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当下坚持走互利共赢的中国特色和平崛起道路，是基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以“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博士生论坛的召开，对于中国崛起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而言，将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双重意义。（请参见附件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崛起带来的是机遇还是危险？仍然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他认为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崛起的矛盾性：中国身份的矛盾性、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矛盾性、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矛盾性。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各地高校的二十余名博士生在会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参会的博士生们围绕“大国崛起的理论模式与历史经验”“崛起中的中国：身份认知和利益界定”“崛起中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崛起中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崛起中的中国与全球治理”“崛起中的中国与国际形象”六个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贺文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余万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金灿荣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张严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檀有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栋，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公共外交季刊》副主编柯银斌等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并参与点评。
    14日上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察哈尔学会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所有投稿论文进行了评审，清华大学的杨原凭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一文摘得一等奖；北京大学李敃窥、吉林大学杨晨曦获得二等奖，他们的论文分别是《国家角色观念与中国对国际制度的认知演变——探讨中国崛起之路》《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困境研究：基于地区环境治理结构与过程的分析》；北京大学李侃、余忠剑、外交学院席桂桂获得三等奖，他们的论文分别是《中国崛起进程中自我认知的历史经验：建国初期(1949—1960)中国身份认知调整与安全政策》《对中国形象传播问题的分析——关于中国对印度民众软实力传播的调查报告》《精致的公平？奥巴马政府公平贸易规则与中美制裁外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TCL集团副董事长韩方明、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分别为获奖者颁奖。

    2012年10月17日，“2012年连瀛洲纪念奖学金开学典礼”在南洋理工大学举行，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作为中国得主出席本次典礼，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魏苇到场祝贺。作为新加坡最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奖学金，历年得主均为新中两国政商高层。新加坡政府前副总理、前外长、连瀛洲纪念奖学金理事会主席黄根成，奖学金2012新方得主、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吴新迪等也出席了此次典礼。

    2012年10月18日下午，“北京百年农民工子弟职业学校2012年度毕业暨开学典礼”在该校举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参赞Mr. Thomas F.Skipper、广东发展银行甘家口支行行长林燕、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禹华初、爱尔兰驻华大使戴克澜、理事长姚莉、察哈尔学会行政助理吴丹等嘉宾出席。首任校长王作垣教授宣读毕业生名单，与嘉宾为111名毕业生颁发证书。

    2012年10月21日，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在新加坡市长论坛上发表主旨题为《发展公共外交 提升国家形象》的主旨演讲。韩方明博士指出，和平发展已是刻下崛起中的中国的主旋律，而公共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就是向世界传播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把和平发展的理念真实准确地传达给外部世界，打消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顾虑。韩方明博士的演讲得到了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在首要栏目中刊登了演讲全文。（请参见附件二）


附件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道路

尊敬的贾庆国副院长，各位学者、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参加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察哈尔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作为国内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青年学者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本次论坛再次吸引了国内各大名校的优秀学子、青年才俊的积极参与。此次论坛的主题为“相互建构：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作为一名我国外事与公共外交的工作者，我非常愿意同大家分享我对中国崛起的几点初步思考。
    中国的崛起将走上一条和平的道路。第一，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回看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来没有称霸世界的欲望，也没有海外殖民的历史。郑和下西洋，历经亚非三十余个国家，带去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工艺，没有霸占其他国家一寸土地。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第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当今全球化的趋势要求我们走和平崛起的道路。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利益相互交织，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发展进程彼此依存。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快速的融入到了经济全球化当中，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已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实行对内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同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勇敢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使中国获得了闭关锁国条件下不可能得到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各种人才，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后发展优势。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道路。正如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的：我们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我个人的理解是，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道路，是一条参与经济全球化，坚持广泛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而是坚持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努力把共同利益做大，实现互利共赢。这样一来，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为国际社会带来的就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会使本国人民受益，全球各国也会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以“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博士生论坛的召开，对于中国崛起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而言，将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双重意义。在座各位同学都是青年学子中的佼佼者，你们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蓬勃的学术创造力，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希望所在。诸位青年学者朋友，你们既是中国崛起道路上的思考者，又是中国崛起的生力军和实践者。因此，期望各位同学，能够利用好全国博士生论坛这个平台，相互交流、切磋，共同促进学术进步。同时，还要积极的投身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去，将理论思考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学业进步!


附件二：发展公共外交 提升国家形象

尊敬的林任君总编辑、徐冠林校长、吴伟院长、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谢谢主办方给我机会在这重要的年度论坛上发表演讲。借此机会，我也向联合早报、南洋理工大学以及南大“市长班”连瀛洲纪念奖学金项目对中新友好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表示感谢！我准备谈一谈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的话题，就我了解的外交，具体地说也就是公共外交向各位谈一点看法，汇报一点心得。我的题目是《发展公共外交，提升国家形象》。其实，这个题目在新加坡，尤其是在《联合早报》的大礼堂来谈，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外交行为，以《联合早报》在贵国华文读者乃至亚细安和中国读者的影响力来
看，今天的论坛就是一场真正的公共外交活动。中新两国的公共外交往来历史渊源深厚，中新两国的民间交往史就是一部浩瀚的历史长卷，我们和我们的先人们都见证了社会变迁的诸多重大时刻。
    本人与新加坡的渊源说来话长。我早年的北大学生时代就选择了东南亚研究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博士论文更是主要讨论马来亚也就是今天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当年我曾多次南来新马两地进行田野调查和资料档案查证，广泛接触过新马华社的各个阶层并与很多朋友建立了个人友谊，我刚刚注意到今天在座的就有我当年结识的若干友人，这种民间的、学术层面的交往我看也可以归类为公共外交。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是公共外交的目的之一，因此依我看来，我早年的马来亚问题研究和多年来与新加坡社会各阶层朋友的友好交往，也是个人对于公共外交的身体力行。
    我要讲几句林任君总编和吴新迪总编可能喜欢听的恭维话：新加坡不只是我的专业研究对象，也是我作为一名公共事务建言者的主要发言平台——因为这里有著名的《联合早报》。据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能找到《联合早报》的读者。特别是贵报的网络版，由于你们长期秉持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原则，深受中国读者特别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喜爱，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有重大影响的境外中文新闻网站。据说早报网每天只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点击量都达四百万次，这超过了新加坡的人口总数，这是多大的社会影响力啊！自2003年以来，我就在贵报的“天下事”版面 “名家专评”栏目开设我的专栏“站着说话”，因此对贵报的影响力感受颇深。联合早报在传播新加坡国家形象和在世界范围内以自己专业和独到的视角报道真实中国形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已远远超越了一份城市华文报纸的早期定位，成为在华文世界代表新加坡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符号和标志。我和贵报的同事们交流，今天也不是头一回。记得最近一次是去年4月，我曾造访贵报馆，并与时任总编辑的林任君先生及评论部诸同好亲切交流，畅所欲言。这种交流是跨国界的，也是跨文化和跨价值观的，当然也是非常愉悦的。我想，公共外交就是要让大家都愉悦，都愉悦了，都高兴了，我们才好合作，才能深入交往，才能互相提携，共同发展。
    说到共同发展，我必须告诉在座的各位，和平发展已是刻下崛起中的中国的主旋律，而公共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就是向世界传播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长期受到周边国家特别是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的非议和怀疑，“中国威胁论”时有耳闻也时有见诸报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更应当坚持和平发展，并把和平发展的理念真实准确地传达给外部世界，打消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顾虑：我们的和平发展方针就是既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别国长处；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不称霸，不搞扩张。
    如何让周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能充分认识和理解我们中国的和平发展方针，依我看，公共外交无疑是一个好的方式和途径。因为与传统的政府外交相比，公共外交除了主体更加多元化以外，在目标重点和方式方法上也具有优势。传统的政府外交其重点目标是争取、维护和巩固国家利益，而推广国家形象被摆在第二位。公共外交的重点目标就是提升和改善国家形象，进而促进国与国之间、官方和非官方的关系发展。此外，公共外交主要采取沟通、交流、对话等“柔性”方式，也比以谈判、交涉等“硬性”方式为主的传统外交更易于推广国家形象。未来公共外交必将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开拓方向，据知，发展公共外交已被列入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在公共外交中，媒体外交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通过联合早报，新加坡人了解到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中国人也通过联合早报更多地知晓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管理等。多年来，zaobao.com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每天必上的一个网站。可以说，新加坡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很多一部分都是通过联合早报及其网站予以展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通过对新加坡的正面报道而产生了到新加坡学习各类管理经验的愿望。这种愿望经由南洋理工大学等为代表的新加坡高校和连氏基金会的远见卓识而变成现实，并进而反照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
    作为研究新马问题的一位学者，我想在此班门弄斧，讲一段故事：说到中新交往史，连瀛洲博士是一位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当年在访问新加坡时就曾在贵国总统府与连瀛洲博士握手言欢，传为中新公共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位出身于中国潮州的著名银行家堪称贵国华族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的慷慨仁慈和乐善好施让人由衷敬佩。但连瀛洲博士一生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他既是商界的前辈，也是外交界的前辈。作为知名的银行家，他在34岁便担任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抗战时期北上中国，受到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重用，先后担任过国府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驻伦敦特派员等要职；回到新加坡后，在中国总领事未到任之前，他还是“第一位中国使节”；新马分治后，他又成为新加坡驻马最高专员。连博士在外交事务方面充满传奇色彩的开拓性成就，对于我们仍然富有启迪。在连博士驾鹤西去后，南洋理工大学和连氏基金联合设立连瀛洲纪念奖学金，为中新两国具有发展潜力的政府高官和学界精英提供开拓视野、互相借鉴经验的机会，最终希望能加强中新两国在各方面的关系。奖学金设置的目的既继承了连博士一生的旨趣，又对其外交理念进一步发扬，这显然也是一项杰出的公共外交行动，它包含了企业外交、NGO外交和教育外交等多种公共外交因素，并树立了中新两国精英阶层的往来制度化、常态化的样板，可以极大地推动双方实质合作关系的落地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加坡推广国家形象的努力和尝试。
    国家的真实形象不是描绘出来的，也不是宣传出来的。真实的国家形象必须依靠《联合早报》和南洋理工大学这样的机构常年不懈的朴实、客观、主动的具体行动。近年来，我一直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最好的公共外交，莫过于本国公民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新加坡的国家形象就是对这一观点最好的诠释，这方面特别值得我们中国的各级官员学习和研究。公共外交不仅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和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而且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促使民富国强，让我们的民众工作得更加体面，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改革开放，既要讲改革，又要讲开放。1980年代中新两国领导人的交往促使中国打开窗户汲取了新加坡的不少管理经验，通过“以开放促改革”形成了“制度红利”，这也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各种交往促使中国官方对新加坡加深了认知，有意识向新加坡学习借鉴，从而推动中国发展。不仅领导人之间交往频繁，两国民众之间的来往也十分频繁，那时的中国人放眼望世界，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也开始通过新加坡了解到更多的市场经济观念、法治观念和社会管理观念等。今天的中国，公共外交已成为一项全民的事业，当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每一家中资企业，每一个中国国民，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也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力量。我认为目前最应该加强的是对国民公共外交知识的普及，以及国民素质的教育，包括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公民。
    由于中新两国在历史文化领域的渊源，造就了新加坡成为中国民间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窗口，推动了中国社会对改革共识的凝聚。改革与开放从来都不是互相孤立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各级各类的政府组织、商业组织、社会组织的外事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外事工作中引入公共外交的理念和方法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比如我所在的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近年来就在公共外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促进了中外双方的了解、交流和友谊，成为了国家实践与发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引起了全社会对发展公共外交的重视。
    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作为南大的一个知名品牌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20年里，仅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就先后为中国培训了超过一万两千名干部，这一万两千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内地现有31个省市自治区、约282个地级市和约2861个县，平均到每个县都有4.2名、平均到每个市42.6名、平均到每个省市自治区就有387.1名在南大培训过的官员。最近的中国国庆假期，我回乡度假，就遇见了一位曾在南大市长班培训过的县领导。各位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坝上草原的一个人口仅有十几万的不知名小县——尚义县，但是领导着那个偏远的县的官员却曾于南大接受培训并把在新加坡学到的先进管理理念用于地方治理，我发现，即使是在这样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贯彻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大力发展风能和太阳能，改善传统的放牧和耕作方式，全县的经济社会还是比前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这归功于县里的官员曾在南大接受培训，但是我肯定，南大的培训对这位官员个人和他所负责的工作是有帮助和影响的。各位你们看，这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教育公共外交活动啊！在这里受过培训的中国官员回国后很多都担任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职务，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获得了提升，在重要和关键部门承担了更重要的管理责任。通过这样一批中国各级官员与新加坡的接触，他们对于新加坡的认知更为丰满，对于如何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发展和管理经验有了最直接的体验，这有利于他们回国后开展他们的政府治理工作。而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国民都代表着所在国家的国家形象，官员更不例外。他们赴新学习既能够藉此深入了解新加坡及其国家形象，也能够让新加坡藉此了解中国官员群体的思考，培养了大批致力于发展两国友谊与合作的“知新派”官员；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学习生活的过程更是能够让人感知中国国家形象基于官员的分量，亦让新加坡有直接管道知晓或评判中国推动改革的信心与希望，提升贵国各界特别是政界“知华派” 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制定出更为合理妥当的对华政策，这本身即是新加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优秀范例。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官员们回国后能够学以致用，扬长避短，锐意改革，中国民众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岂不是更进一步？
    若如此，则中国的公共外交必将得以发展，国家形象必将得以提升。从媒体外交到企业外交，从NGO外交到教育外交，中新两国公共外交具有相当丰富的共同话题和合作领域，希望通过类似今天的论坛这样的公共外交活动，提升中国公共外交水平，展现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并推动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继续发展。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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