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年10月31日 来源：加拿大国际关系理事会 作者：Brian Fung 阅读：1570次
在10月16日总统候选人辩论的唇枪舌战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在争论利比亚和埃及近期动乱时，暴露了外交正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政治领导人在掌握多少信息后，才能有效应对某一危机？两人极富战术性的回答说明了这一问题。在就上个月美国驻开罗大使馆问题上，奥巴马选择了等待更多的消息再行动——有人评论说等待时间太长；罗姆尼主张立刻反应——又被人诟病为所知太少。这场争论风暴的中心是一份新闻稿，以及若干条来自美国使馆的推文——发表在推特上的推文事后证明并未获得华盛顿当局的批准。
美国驻外人员在当地的言论到底是一家之言还是代表奥巴马政府的立场，这个问题很难在学术上予一个完美的答案。它同时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一种通过数字媒体进行的新外交形式将会如何颠覆传统的政府职能。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电子外交的现状，那么这个词就是“凌乱”。全世界最为拥护电子外交的那些外交部正管理着数十个社交媒体帐号。这些帐号中有些代表使领馆，有些是为特定项目而设，有些仅仅代表个人。即使是代表个人的账号，如某一外交官的公共推特，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由公共事务官员而非外交官本人打理。
作为向公众宣传的手段之一，电子外交（即通过社交媒体与国外公众对话）却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它们被看作是“革命性的技术”。想要评估电子外交的成功与否并不容易，甚至连为电子外交设置目标都很难。以结果为导向的传统外交形式就不曾受此困扰。然而，越来越多的政府将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得心应手。等到那个时候，社交媒体实现的外交成就很可能就不被人注意。
电子外交之所以发展，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将社交媒体技术看成是一种机遇，更是因为人们对可能错过这种机遇而感到焦虑。潜藏在用新技术重新连接彼此的豪言壮语之下的是一种持续的不安，即如果我们没有赶上新技术的潮流，我们将被远远得甩在后头。不必理会到底是被谁甩在后头，仅仅对错失机遇的恐惧——错失对话的机遇，错失告诉别人应该想些什么、怎么去想的机遇，错失利用国家的集体声音获得战略目的的机遇——就强大得促使各国政府争先恐后上了社交媒体的大船。“如果我们不站在这个充满活力的舞台上，我们将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拉·索南沙因（TaraSonenshine）本周早些时候在美国和平研究所讲话时表达了如此的担忧。
这种焦虑有其优点，它迫使各国政府不敢轻视高科技。但是这样的焦虑却不能回答社交媒体到底可以帮助外交官们完成何种任务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部委想明白了该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因此，许多最终被吹捧为“创新”的电子外交做法只不过是在旧式外交手册基础上添加了点科技料。
开源情报（open-source intelligence）是目前外交部经由电子外交获得的最大收获。各国原先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用于监测它国电台、电视和报纸，但如今数十亿因为科技而与国外相连接的本国公民正在实时攥写——甚至创建多媒体来记录——这些时事新闻，而政府只需坐享这些现成的信息资源。社交媒体不仅给情报分析员带来了更多的信息源，并造就了诸如Klout这类社交媒体分析公司，帮助外交官辨识并拉拢驻地的意见领袖。
有时候，对社交媒体的监测可以提供给监测方直接参与讨论的机会。
今年6月份，北约就在推特上上演了一场与塔利班支持者的口水战。这种迎面交锋让北约联军有机会在公共现场直接反驳塔利班的说法。
不幸的是，这样显而易见的好处其实比较罕见。更常见的是一些间接的好处。比如，一国可以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来调动目标国国民的政治意愿，从而使之后国际谈判中的游戏规则变得对前者更加有力——如果目标国政府对民意比较敏感，当它意识到国民反对所拟条约时，它就很有可能放弃这份条约。另一种情况是，当某国的公民感受到他国政府的压力时，可以利用这种压力作掩护，从而达成本来政治上根本不可行的某种目标。
很显然，这些效果并不需要依赖社交媒体来生成。这类做法在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谈判中非常常见。《卫报》在2004年也做过类似的尝试，他们发送邮件给俄亥俄州克拉克郡的居民，试图说服当地居民将选票投给克里（以失败告终）。
另一些电子外交实验性的实践根本就和左右民意无关，但这些实践才是最令人兴奋的举措。在2010年海地地震发生数小时后，美国外交官们想出了一个利用短信募集捐款的方案。美国公众只需编辑短信“HAITI”至某一个号码就可以捐赠10美金给灾区群众。短短数周，国务院就通过这个方法募集到了数千万美元的捐款。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创新的实践，没有前车之鉴可寻。
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那种直接影响到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电子外交能否被系统化、常规化，从而使整个新外交更加有序？
我本人对此持怀疑态度。社交媒体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的最佳时刻——即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时刻——并不是因为遵循，而是因为打破了条条框框才得以实现的。即使我们想尽方法制订出一些规则，它们很可能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不起作用。比如，在埃及人因为抗议反伊斯兰影片而走向街头时，美国驻开罗使馆发布了一份声明及若干条推文。这份声明因为未经华盛顿授权，引发了争议。然而无论国务院现行的行为准则如何强大，它在突然爆发的危机面前往往失去了现实价值。正如国务院创新资深顾问亚历克·罗斯经常说的那样，21世纪对于控制狂们来说是一个灾难。
只有外交部接受这种“做什么”和“如何做”都未知的不确定性，电子外交才可能茁壮成长。幸运的是，这种不确定性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外交可能是一个靠经验吃饭的职业，但随着有越来越多伴着社交媒体长大的人加入这个行业，外交部将会越来越适应将权力下放给个人的做法——这意味着总统和外长得自己用两个大拇指攥写推文，或者驻外大使馆官员在驻地这样做。很难说什么时候我们才会跨过这道槛。不过很有可能当我们真正跨过去的时候，电子外交已经成为了常态，没有人会再特意提及它。
（来源: 加拿大国际关系理事会，日期：2012年10月17日，作者：Brian Fung，编译：李丹妮，链接：http://www.opencanada.org/features/thethink-tank/why-its-so-tough-for-embassies-to-get-social-media-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