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核心要义

赵可金：我认为，公共外交就是要以符合人际交往、以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以符合人性的办法来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不能陷入传统国际关系利益和权力斗争的思维框架中。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变化反映出世界外交文化的一种转型。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现代国家赶跑了上帝，驱逐了道德，确立了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的基本治理格局，国家成为了一个权力动物，外交成为实现国家利益和谋求权力的工具。在全球化时代，这个假设恐怕就会遇到诸多问题，在资本自由流动和人员跨界流动加速的时代，“用脚投票”使得单纯谋求利益和权力的国家不再受到尊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政治形式。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国家的民众不仅仅有国家这样一个载体，民众可能脱开国家形成一些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要想成为可以被民众所接受和认可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考虑到这个国家必须为社会、为更大范围的人民所接受，因而，一个国家的外交文化应该重新道德化。国家需要重新道德化，重新要有信仰，这就使得国家需要走下神坛，要食万家烟火，要以普通的人的规则、人的情感来重建国家，这是全球化时代国家所面临的新的任务，而公共外交恰巧就是要实现这样一种新任务。这也就我所说的国家转型或者外交转型。

具体到中国身上，中国只有从自身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出发，把自己建设好，从神坛走下来变成一个人格化国家，这样的国家才会作为一个人的载体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如果之前国家建设的载体是爱国主义的话，今后一百年中国真正要想成为令人尊重的国家，应该实现从爱国主义到爱人主义（人本主义）的转变。一个国家只有热爱人类、热爱人，这个国家才会受到其他国家民众的尊重。如果只是单纯地爱国，未必就会受到别国尊重。这就是公共外交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根本所在。

                                                       中国公共外交的薄弱点

赵可金：中国在公共外交协调机构设置方面确实存在着问题。公共外交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需要大战略和统筹，外交部要脚下长腿，努力将自己的影响力覆盖到其他部门。公共外交需要统筹，一方面是政府系统，要建立政府对政府的协调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公共外交委员会，能够把其他部门的涉外部门，包括地方政府的涉外部门统筹安排。这可能是中国公共外交一方面搞群众外交，一方面搞精英外交，两条腿走路的一个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