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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主旨发言实录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29日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新闻与公共事务部  阅读:1709

    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就崛起的中国和公共外交做一点交流。我谈不上专家,也谈不上公共外交的专家,实际上这个概念在国内也是比较新的。到年底了,手头上的事情特别多,所以自己一直在想,要讲些什么内容。本来想,不行的话把以前的稿子拿出来谈一谈就行了,但是一想不行,以前的东西别人都看过了,重复过去的故事没有太大意思。又想写点新的东西,但这几天特别地忙,过去六个星期当中,基本上有五个星期的周末是在国外过的,还要讲课,这边还有很多会,还有一个周末在国内另外一个地方开会,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把自己一些想法系统地写出来。但我觉得,可能讲一点新的体会比重复过去的老调要好一点。但讲新的故事有风险,因为好多想法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充分的思考,肯定有很多讲得不对以及不到位的地方,到时候请大家批评、指正。
    今天的题目是《崛起的中国和公共外交》。其实谈这个题目,我想首先需要界定一个概念,什么是“崛起的中国”?这些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是崛起的中国?我个人大概有那么几个体会:
    第一,崛起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它跟一个崛起的小国不一样,它跟一个不崛起的大国也不一样。那么国家规模大,它崛起的后果和影响也会很大。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在很多生产要素的生产方面,实际上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位,至少从量的角度来讲。比如说钢铁的生产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都在迅速地提升,所以现在中国的一举一动备受世界的瞩目和关注。最近在韩国出现的事件,刚才郝校长也提到了这件事,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看中国如何处理这样一个事情,这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不太关注),而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看你中国到底怎么处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国家将来都面临一个问题——跟中国发生纠纷以后,中国将如何处理这样一个事情。因为中国将来的地位和影响会很大,这是崛起的大国。
    什么是“崛起的大国”?首先,规模很大;其次,它经历了快速、高速、持续地增长。当然,外交部的同志可能不愿意提“大国崛起”,特别不愿意提“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他总觉得别的国家会因为提“和平崛起”,特别是“崛起”这两个字,而对中国的发展更加担忧。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想法,最后我们在官方的语汇里已经不再用“和平崛起”的概念,而是用“和平发展”的概念。但是我在想,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是持续、高速地发展,而且是30多年持续、高速地发展,如果这个不叫“崛起”的话,那世界上从来没有国家崛起过,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事实,只不过从外交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合适用这个概念。但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合适、客观的概念,所以崛起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第二,崛起的中国又是一个深刻变化的国家。在过去30多年,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而现在这种状况,又是不断变化的一种状况。所以我在想,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而且是经历深刻变化的一个中国。那么从过去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刚开始是封闭,现在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家,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开放的还是还不够,但是我们现在和过去相比已经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跟外国人打交道是很鲜见的事情。1975年我到国际旅行社工作,那时候做翻译和导游,当时接待外国人都是以个数来计算,今天接待了一个、两个、三个,整个儿旅游社每年接待的人数也不太多,而当时只有三家旅行社——国旅、中旅和华旅,国旅就是负责接待外国人,真是这样,国旅总共接待的人也不是很多,现在完全不一样。
    还有,中国不仅是从封闭走向开放,而且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市场经济意味着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发生深刻地变化。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公开地主张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跟我们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这样一个变化也使得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一些思维方式、语汇和外部世界的交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贫穷走向富裕。当然,我们现在还不是都富,还不是很富,但是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地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还在不断地进行中。
    还有就是从人治走向法治。过去领导说了算,现在法院说了算,当然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虽然吴邦国委员长不久前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法治的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这些都是变化,而这些变化都非常深刻。
    那么,中国既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也是一个处在深刻变化过程中的国家。再有,中国又是一个身份不确定的大国,崛起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身份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比如说中国到底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当然,我们中国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当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外交官和领导人在外面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大家都笑了。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国领导人讲的话,不相信中国外交官讲的话,但他们觉得中国跟他们太不一样,比他们发达多了。那中国到底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我们也很焦急。一方面,在有的领域我们确实很发达,比如卫星上天、上海浦东,所有这些都给大家一种印象——中国很现代化,在一些方面很先进。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到中国中西部看一看那里的农村,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好像又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
    到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发达国家?这个身份还在转型过程中,还是一个不确定的身份。如果说过去我们的身份比较确定,肯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现在我们的身份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中国到底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是一个富裕国家?这也是一个问题。你要说贫穷吧,很多人真的很穷;要说富裕,中国的富翁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多;跟第三世界国家来比,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所享受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这也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你没法说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第三,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呢?这也是在不断地变化过程中。说人治,还有很多人治的现象;说法治,也有很多的法律,也有健全的各种法律体系,而且在不断地完善过程中。那么,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中国的身份也在变,还不确定。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崛起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对外界来讲,还是一个令人困惑和令人不安的大国。这样一个国家到底要什么?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在南海、东海最近一个时期做的事情,在外界看来,中国到底是在维权呢,还是在扩张?它搞不清楚,真的搞不清楚。可能我们有些人自己也没弄清楚。
    在自己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你怎么向外界解释中国?当然,我们说我们是在维权,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在维权,九段线本来就是我们的,南海就是我们国家传统的疆域。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那里是维护我们的权益。过去为什么没这么做呢?因为过去我们很弱,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我们有能力了,现在我们的海监部门有越来越好的船,马力大,可以跑得更远。
    那么,过去我们没有能力,现在我们开始有能力了,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至少有一部分人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政府不这么做,他要在那儿骂娘,政府做了他还要骂娘,还觉得做得不够。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外界的角度来看,就是无限地担心。你说你不扩张,这是什么?你说你的要求就是这些,我怎么知道?我没法儿判定,明天你的实力会更强。今天你做这些,是因为你实力比以前强了,那明天你的实力更强了,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政府反复地告诉外界“我们不称霸”。
    我记得有一位国外学者跟我说:“我真心地相信,中国政府说的是他的本意,他真的不想称霸。但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屁股决定脑袋。”就是说你位置变了的时候,你的想法也会变,将来你真的处在有了霸权实力和地位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不称霸呀?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想?真的,作为崛起的大国,在这方面你想告诉别人你将来不称霸,都没法儿完全说服别人,因为你可以说“我现在不称霸”,你可以说到这个份儿上,别人都相信你将来真的不想称霸,但将来是将来的事情,将来是你自己都没法把控的事情。这怎么办?所以谈崛起的中国和公共外交要    注意如下:
    首先,我们要充分地理解什么是崛起的中国,如果不能充分地理解什么是崛起的中国,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中国在外边到底要什么?中国应该怎么开展公共外交?
    下面一个问题——崛起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我觉得崛起的中国和没有崛起的中国还有崛起以后的中国所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一个崛起的中国,有的要求跟过去一样,它还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一些利益,因为它的身份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有的要求又是未来的,就是现在的这种要求,有的要求跟过去是一样的,有的要求跟过去不一样。那么能力上首先发生了变化,它从一个普通的大国变成一个崛起的大国,这时候能力发生了变化,对国家权益维护的力度发生了很大地变化,无论是从南海问题还是利比亚问题。在南海问题上,过去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能做的还是很有限,但是比过去多了,能力发生了变化。
    在利比亚问题上,做法也跟过去不一样,要是利比亚过去发生政变我们怎么办?只好静观其变,不能怎么办,利比亚太远。现在因为我们处在崛起的过程中,能力增加了,所以我们可以派人、派飞机、派军舰、租船把我们的人救回来。能力发生了变化,跟过去的做法就不一样。但是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什么程度?就是在利比亚出事之前有效地进行干预,促使卡扎非做点儿改革来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所以我们对外的需求受到能力的限制,跟过去相比能力有了很大地提高,跟未来相比还非常有限,或者说跟需求相比还是非常有限。
    对世界秩序的追求、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是一种权益性的需求,也就是说我就从这个秩序中得到好处,想办法从秩序中得到好处就行了。比如说贸易问题,我们在关税问题上,在汇率问题上做点儿文章,短期内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就可以。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有更大、更高的要求,我们为什么加入WTO?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进入WTO以后有机会对国际贸易体制规则的变化(发表意见),参与规则变化的制订。
    现在由于国家从普通大国到崛起大国这样一个变化,使得我们在处理我们和世界秩序关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从“权益地考虑”走向“制度建构”,我们现在开始关心秩序,关心体系,想办法从长远的角度来打造国际秩序。这样使得国际秩序不仅短期内有利于我们,而且长期内有利于我们;不仅有利于我们,而且有利于国际社会,使得我们跟国际社会的关系变成一种可持续的关系。
    那么崛起中国对外的这种需要,也因为我们跟外界的这种关系发生变化而变化。过去我们是一个封闭的国家,现在我们是一个走向开放的国家,这使得我们对外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地变化。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中国从过去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到现在对外界的需求很大很多。过去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会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主席讲:“天下大乱,天下大治,最后他们越乱越好。”现在我们是一种什么心态?完全变了。现在我们非常担心欧债危机会引发全球性危机,我们非常担心美国顶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们的经济绑在一起。我们现在要求的不光是中国自己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要求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因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那么,国家利益的界定也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由于我们开放,过去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以边界来划界的,只管领土内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国家利益由于跟外部接轨,由于跟外部关系的密切,已经走向了世界。我们的人到处都是呀!如果大家出国的话,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如果大家在那儿待一段时间的话,到处都会看到中国公司的投资,保护这些人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国家利益。外交部这些年越来越重视海外公民权益的保护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不光是这方面,现在我们的经济跟世界的经济融合在一起,维护国际海洋通道的安全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派军舰到索马里护航?因为我们希望保持国际海洋通道的安全,这样我们的能源才能安全,我们的对外贸易利益才能得到更充分地保护。所以,由于我们国家与外界关系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再一个,过去这些年,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变化、发展,发展水平出现了很大地变化,这对于中国对外的需求也产生了很大地影响。过去我们是一个纯粹地发展中国家,比如我们在贸易问题上,在气候问题上,在不干涉内政问题上,我们说的话基本上反映我们的利益,就是我们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基本上反映出我们的利益。但这些年我觉得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年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开始把维护国际秩序,开展全球治理越来越看作是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国际上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为什么?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我们要遏制气候变暖,为什么?我们拥有世界1/5的人口,如果气候变暖真的会造成世界灾难,我们也是受害最大的国家。我们现在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因为国家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我们支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所有这些,好像又使得中国不太像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种混合体,既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作为发达国家或者强国身份的利益。由于发展水平出现了变化,使得我们的利益和看问题的方式、角度也出现了变化。
    还有,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崛起的大国,中国到底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秩序?这个现在越来越直接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想要一个中国的世界,还是一个世界的中国?这可能是中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回归一个传统中国的儒家秩序?还是实现西方的理想?无论是共产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是中国人需要想清楚的问题。我们老说:“外国人老不相信我们,老说中国是危险。”我觉得其中一点,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没法儿让人家完全接受你的说法,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你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是不是跟它的利益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如果不是,那到底是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崛起的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公共外交?
    我觉得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公共外交,崛起的国家更需要公共外交,为什么?因为崛起的国家更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更需要外界对它的理解。当然,崛起的国家也面临很大地困难。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因为它自己在崛起、变化,别人很难拿得准,自己对自己的变化方式、内涵也很难把握得准。那么,由于崛起,中国有效开展公共外交特别特别地困难。这是因为刚才谈到,中国的未来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为未来的设想有太多思想上的混乱。在这个背景下,国际上对中国有太多的误解和偏见。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再困难也要做,没有其他的出路,具体怎么做?我觉得可能有那么几条需要注意:
    第一,要讲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故事。虚、假、偏的故事,出来的效果都不好。从个案的角度来讲,当年我们曾经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共外交案例,那就是对蒙哥马利将军访华的接待,他是在大饥荒的时候来到中国,可能是1961年、1962年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接待得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他对中国出现大饥荒一无所知,他回去以后逢人就讲中国没有出现大饥荒。从个案的角度来说,可能做得非常成功,但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不是这样,当别人知道事实以后,中国不光是有了这种问题,还有撒谎的嫌疑。我认为中国要开展公共外交一定要真实、客观。
    第二,要讲一个别人听得懂的真实的中国故事。你不能用中央文件的口吻,不能用《人民日报》的口吻讲故事,像程(音52:09)大使经常和外国人接触,经常用这种方式讲故事,别人听不懂,不愿意听,一听你讲,他就反感,如果他不愿意听,那你讲故事就没有意思。
    第三是虚心讲一个别人听得懂的真实的故事。所谓“虚心”,就是不管你过去取得多大的成就(都要谦虚)。实际上,人无完人,国无完国,你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的国家,问题太多了。说实话,我有时候看国内的问题觉得特别地悲观,但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和过去相比又觉得非常地乐观。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时期和现在真是没法相比,现在比过去好多了,这时候又有了乐观。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中国:一个是横向的看看问题;另外一个是纵向。什么叫“虚心”?“虚心”就是听听别人的意见,我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需要对别人提的意见以及别人对中国的批评采取一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而不是动不动就跳起来反击,好像反击以后你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一样。
    最后,要重视虚心学习,讲一个别人听得懂的真实的中国故事。从国家层面要重视,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讲好中国的故事,不光有可能推动别国人对中国有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深刻地反省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更好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觉得讲清楚、说明白,不光对别人好,也是对自己有好处。比如说,对外讲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说服自己,什么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说服自己,我们没法儿跟别人讲清楚。而在说服我们自己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进步,才能够使我们的体制得到不断地完善,才有动力去改革。
    所以我觉得,崛起的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的时候,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但也非常有必要这么去做。而这个做公共外交的目的,不光是加强别的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也是加强自己对自己的了解,从而推动自身的进步,推动整个儿世界的进步。
    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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