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袖是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进程中担任主要角色，掌握政治领导权并能够影响和控制他人的人。政治领袖是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类特殊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和政治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根据政治领袖的产生方式和作用形式可分为魅力型、传统型、理性—法律型、授权型、授托型和政治型6种；根据政治领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又可分为保守型、反动型、改革型和革命型等；根据政治领袖的领导行为模式，可分为暴力强制型、非暴力影响型、控制型、积极影响型、消极影响型、负责型、冲突型、认同型、分权型、联合型、沟通型、技术型、创造型、道德人格型等。政治领袖既可以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可以是一定政治组织的领导人，或者对某一政治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并决定其政治后果的政治参与者。政治领袖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一部分，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可以起到促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或者对维持一定社会秩序和社会协调起调节作用。政治领袖在社会中的作用除社会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外，政治领袖的人格特质和道德文化修养等自身因素也对其作用的发挥起重要影响，同时也对其领导的机构、组织及其成员产生影响。 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1921-2008）1965年直到1998年领导印度尼西亚长达33年之久，因此，苏哈托对中国的认知影响着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认知。苏哈托对中国的认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80年以前对苏哈托对中国形象的认知、1980-1990年苏哈托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和1990年以后苏哈托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一、1980年以前苏哈托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1980年以前苏哈托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是以负面为主的，认为中国是印尼的主要对手，将中国视为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尼本国安全的重要威胁（认同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始终支持印尼共产党，利用印尼华人干涉印尼内政。1965年“9•30事件”后，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军人集团掌握了印尼政权。苏哈托军人集团一方面逼压苏加诺总统逐步让权，一方面不断通过媒体诬蔑中国支持“9•30运动”、干涉印尼内政，煽动反华情绪。1965年10月6日，印尼陆军的《战斗报》含沙射影地说：“难道九卅运动仅出自翁东的想法，而没有作为幕后主使者的国内或国外的政治活动家的参与谋划吗？难道‘九卅运动’的反革命冒险仅靠他们各自的物质力量，而没有国内或国外广大阶层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吗？”印尼军方《武装部队报》10月10日则别有用心地说：“为何‘九卅运动’选择10月1日，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作为民族悲剧的开端”。在大造反华舆论的同时，印尼还利用“挂旗问题”大做文章。10月5日，纳苏蒂安下令全国和驻印尼的外交使团降半旗一周，为被杀将领致哀。中国使领馆坚决拒绝。但为避免刺激右派势力，根据国内指示此间不挂旗。印尼军人集团借题发挥，横加指责，说中国使领馆的做法“伤害了印尼的民族感情”。印尼伊斯兰教联合会的《社会使者报》10月7日煽惑说：“在雅加达全市，包括外国使馆都下半旗，惟独中国大使馆没有下半旗……难道没有外国的手参加捣乱。” 1966年，印尼军方在万隆召开的第二次陆军研讨会上做出一项决定，“为了要恢复使用在国内外已经普遍的名称称呼有关国家机器国民，更主要的是为了消除（当地华人）的自豪感，研讨会已经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Republik Rakyat Tiongkok）”及其国民改成‘支那人民共和国’（Republik Rakyat Cina）以及‘支那国民’（Warganegara Cina）。这个改变符合历史及社会学的观点。”     对中国及其国民采用侮辱性的称呼的做法，显示出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政权对中国的敌对和仇视。1967年，印尼与中国关系恶化到极点。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和封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中国随即发表政府声明，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印尼驻中国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也被中国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6月16日，印尼国会通过决议，表示印尼政府可“根据情况发展，就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采取坚决措施，必要时断绝外交关系”。10月23日，印尼外交部分别照会中国驻印尼使馆和外交部，宣布印尼政府决定关闭印尼驻华使馆，要求中国保证其使馆人员安全撤离中国。同时，要求中国自1967年10月30日起，关闭驻印尼大使馆、驻雅加达总领事馆以及驻棉兰、马辰和望加锡领事馆，上述机构的全体中国人员在最短时间内离开印尼领土。1967年10月31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全体人员回到中国，中国与印尼中断了外交关系。苏哈托强调对印尼华人的同化政策，要华人“毫不拖延地实现与印尼原住民社会的结合和同化”，“我们绝不放松对华人可能进行的颠覆和渗透活动的警惕。” 1973年5月李光耀访问印尼与苏哈托私下会谈，苏哈托说，“他信不过共产党人，尤其是频频在印尼兴风作浪的中国共产党成员。我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要通过他们的代理人马来亚共产党摧毁新加坡。我誓言不让他们得逞，更无意让中国势力伸入东南亚。” 在1980年以前，苏哈托认为“北京支持的华人叛乱分子、恐怖分子”给印尼带来的“痛苦而辛酸的回忆”，甚至将他们看成是“第五纵队”、“特洛伊木马”。因此，苏哈托政府对华人华侨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多方面压制和迫害华人，对华人采取政治上打压（严格限制华侨入籍；明令禁止华人政党和社团）、经济上利用、文化上同化（限制、取缔华文教育；禁止使用华语；取缔华文报刊；禁止华文报刊的进口和发行；禁止进口和流通华语录影、录音带和影片；禁止保留中国文化习俗；提倡改名换（印尼）姓）的种族歧视政策。

    二、1980-1990年苏哈托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1980年以后，苏哈托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出现变化，不再坚定认为中国是东南亚尤其是印尼的主要对手和惟一威胁，对中国的看法逐渐趋向缓和，由对手向非对手转变。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关系的改善，东盟国家中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在1974年和1975年已经同中国建交，以及印尼国内的变化，苏哈托考虑改变印尼与中国的关系。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时，苏哈托发来唁电，表示“最诚挚的哀悼”，称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和国家立下丰功伟绩的高尚的历史性的政治家”。 印尼苏哈托总统1978年答复《亚洲华尔街日报》编辑的提问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及随后的两件事—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和同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了在政治上与世隔绝的政策。正象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将在维护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的事务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 1980年初，苏哈托总统决定简化华人入籍手续，先后于1月31日和2月11日颁布第2号法令和总统第13号决定书，加快了华人入籍步伐。据20世纪70年代印尼移民局的一次统计，印尼华侨、华人约有415万，其中300万是印尼籍，100万持有中国护照，15万为无国籍华人。经过1980年的归化，据1981年报道，已完成82万华裔申请入籍手续。 剩下的华侨的国籍问题在1990年8月中国和印尼复交之后，也得到解决。苏哈托于1985年7月23日签署《1985年第九号总统指示》，批准印尼工商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可以进行直接贸易，当年印尼就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988年4月，杨尚昆当选中国国家主席，苏哈托打电报表示祝贺。在1989年3月苏哈托赴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葬礼时，又与中国外长钱其琛会面，宣布两国将恢复外交关系。这一时期虽然苏哈托对不再认为中国是东南亚尤其是印尼的主要对手，但是仍然对中国存在疑虑，苏哈托1988年连任第四次总统时，说：“关于同‘支那’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我们仍然将它与‘支那’人民共和国不干涉别的国家——特别是印尼——的明确态度联系起来。这种干涉即援助有关国家的共产党残余势力”。 因此，苏哈托在国内对华人仍然采取强硬的措施，在政治上仍然打压华人，不允许华人政党成立，在许多政府（军队）部门限制华人的参与和晋升；在经济上仍然采取限制和利用华人的政策；在文化上，仍旧限制华文教育和传播，采取同化的政策。

    三、1990年以后苏哈托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1990年7月3日，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来中国访问，与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国复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公报》。1990年8月6日，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尼。8月8日，苏哈托与李鹏签署《复交备忘录》，宣布中国与印尼自1990年8月8日复交。中印尼复交后，苏哈托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进一步变化，对中国的看法由非对手向非伙伴转化。1990年11月，苏哈托应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邀请第一次访问中国。随苏哈托来访的有苏哈托夫人及女儿、经济财政工业及监督建设统筹部长普拉维罗夫妇、外交部长阿拉塔斯夫妇和国务部长穆尔迪约夫妇。苏哈托访华期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长郑拓彬和印尼经济财政工业及监督建设统筹部长普拉维罗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成立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联委会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关于经济、贸易合作会谈的纪要》。杨尚昆主席和苏哈托总统出席了签字仪式。苏哈托先后访问了北京、西安、深圳和广州，对中国有了进一步了解，在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后留言，“中国的文化不愧为亚洲的代表”。    苏哈托说：“尽管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完全可以在经济、文化方面加强合作。印尼和中国各有所长，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取长补短，而不是在竞争中互相扼杀。”“这次访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两国人民的友谊历史很长，经过努力，现在两国的友好关系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今后这种友好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1991年中国遭受特大水灾时，苏哈托调用印尼空军飞机向中国运送10万美元的救济物资。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说法，苏哈托也强调不赞同。1994年4月，印尼棉兰发生工潮，迅速演变为排华骚乱，参加的工人大肆洗劫华人商店和工厂，四名华裔商人惨遭杀死。至6月，雅加达及万隆均出现“打倒”华人的传单，有的传单写道，“我们的兄弟们，把华人逐出我们敬爱的国家。更加清楚地说，就是让我们打倒他们”。苏哈托随即警告，涉及宗教或种族冲突或造成破坏的游行示威将不能容忍。 正因为，苏哈托对中国的看法由非对手向伙伴转变，在国内政治上进一步打开入籍大门欢迎华侨入籍；在社会文化上限制政策有所松动，1990年5、6月间，印尼政府同意为台湾投资者在雅加达设立华文学校，1994年8月，颁布《关于取消禁止公共场所使用华文的法令》，等等；在经济上实行“财富分享计划”，放宽对华人的限制。
    结  束  语
    在国际关系中，关于个体因素的影响一直都在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主体是民族国家，个人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个人因素的作用却是无法忽视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已经证明个体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一，个人作为国际关系的参与者,能够独立地影响国际事务、国家间关系，甚至直接地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走向。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个体，他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国家中国土最大的国家，其政治影响非常重要，其国民马来人也是东南亚地区本地民族人数最多的民族。马来人对中国人（或者华人）的疑虑、防范甚至抗拒，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东南亚地区国家本地民族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苏哈托一度把中国作为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本国的最大威胁，认为中国是其主要对手，虽然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其国内的变化，他逐渐放弃了这一认知，而逐渐把中国视为非对手甚至伙伴。但是，这一认知并不是一贯单向发展的，在其国家认同出现不利因素时，认知就会出现暂时的逆转，印尼1998年5月排华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历史和实践证明，东南亚地区各国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逐渐正面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