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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云静:佛教与中国公共外交――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29日  来源:  作者:  阅读:2270


[摘要] 佛教在中国公共外交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首先,佛教可以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供思想资源;其次,佛教可为公共外交提供平台和通道;第三,佛教国际活动本身可以体现国家形象。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外交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和经验,但仍有待深化和加强。

[关键词] 佛教 中国 东南亚 公共外交
引言
    “公共外交”一词是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1oin)于1965年首先提出来的。20世纪九十年代初,“公共外交”一词才被引进中国。“公共外交是为了有助于达成本国的对外利益与目的,提高本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加深对本国的理解,通过与国外的个人及组织建立联系、保持对话、传递信息、相互交流等形式而进行的相关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然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人群众对中国的发展怀有疑虑,“而且经常由于舆论的误导而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敌意。中国的发展仍然需要冷静地面对疑虑和化解敌意,妥善地应对由于无知和偏见产生的歪曲和攻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公共外交”  。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感受到中华文明有着“求和平、重和谐”的美好愿望,是当前我国政府外交和各领域对外交往的一项重要任务。东南亚毗邻中国,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加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公共外交,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重任。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公共外交必须具有针对性,有的放矢,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当今世界大多数人拥有宗教信仰,因此宗教外交在各国的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中均居于重要地位。宗教外交也是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对外交流中宣传我国成就,解读我国政策,展示我国形象,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宗教一向具有爱国爱教、慈悲济世、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各宗教的教义中都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通过对外交流,展示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对塑造中国友善、文明、包容、开放的国家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佛教虽然源自印度,但已经在中国扎根并且已经中国化,因此佛教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提起中华传统文化,人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儒释道”。而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国家均为佛教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这就为佛教外交的展开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本文将就佛教在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佛教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的地位和作用:概论评估公共外交成效的重要指标是一国的软实力,而一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该国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影响力。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儒家学说、佛教与道教所组成。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主要渊源之一,它在中国的公共外交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它可以为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和平崛起”以及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的理念提供思想资源;其次,它可以为公共外交提供平台和渠道;第三,佛教对外交流活动本身可以体现中国国家形象。
(一)佛教可以为“和谐世界”外交理念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和平发展进入21世纪新时期的外交理念,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领导集体关于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的认知与主张的集中体现。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第一次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他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年12月6日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作了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就“和谐世界”的理念内涵作了阐述,他连用三个词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来阐述“和”的思想。
    “和谐世界”内涵丰富,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内容,涵盖未来理想世界的多方面目标设计 :
    第一,在国际安全方面,和谐世界应该是持久和平的世界。 各国相互信任、和睦相处,通过公平、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全。 
    第二,在国际政治方面,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 各国主权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事务由各国共同协商解决。
    第三,在国际经济方面,和谐世界应该是互利、合作的世界。 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第四,在人类文明方面,和谐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 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第五,在人类社会与地球环境的关系方面,和谐世界应该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 人类大力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可以综合概括为:以开放包容的思维,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对话与合作谋求共存共赢。简单来说就“和为贵”、“和而不同”。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有关“和谐世界”理念思想来源的分析多集中于儒家学说上,实际上,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可以为“和谐世界”理念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先生在2006年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召开期间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佛教教义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与和平理念。在历史的长河中,佛教为世界和平、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继续为推进“对内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呼吁共建和谐世界”做出独特的贡献。“佛教以追求圆满和谐为指归,有着深刻的和谐思想与和平理念,可以为推进‘双和模式’(即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世界——作者注)作出独特的贡献。” 
    首先,佛教倡导众生平等,“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这种观念可以为建立平等国际秩序的理念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于诸众生,视若自己” ,只有平等待人,才能够慈悲为怀,理解宽容,才能合作共赢。
    其次,佛教倡导众人和谐共处,佛教僧团机制中的“六和敬”规定僧众必须“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这种思想与“和谐世界”所倡导的“和为贵”、“合作共赢”的理念如出一辙。
    第三,佛教的因果法则和缘起理论,可以为“和谐世界”所倡导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柱。佛教的因果法则和缘起理论告诉我们,宇宙万事万物皆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因此,宇宙、万物与人类是相互依存,同体共生,不可分割的整体,破坏大自然的人最终会受到大自然的制裁。这种理论对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总之,根据佛教理论,“顺应‘缘起’法则,正确处理好人我关系、物我关系以及身心关系,实现各种关系的和谐、均衡与圆满,此乃人类所能达到之最高智慧和境界。基于现代人类的语境,我们称之为“和谐世界”  。
(二)佛教可以为公共外交提供很好的平台和通道
    从事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依托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在本领域的影响力,在国际交往中,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宣传本国的国情和对外政策。在这方面,佛教可以大有作为。
    首先,有影响的高僧大德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使者。宗教领袖对信众具有不可思量的影响力,他们比起其他领域的名人更有感召力、号召力和说服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影响的高僧大德所到之处,都会吸引大批信众,对广大信众具有极大的摄受力。而一个爱国爱教的高僧大德在外国弘法宣教时必定也是一位出色的友谊使者。
    其次,佛教团体与外国的佛教交流活动可以增进中外的了解和友谊。尤其是作为非政府组织(NGO)的民间佛教团体可以成为民众交流的良好通道。同一宗教信仰的民众比较容易沟通,不同国家的佛教团体的往来可以沟通各国佛教信徒的联系,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另外一些佛教NGO从事跨国慈善救济活动,对国外民众直接产生良性的反应。
(三)佛教组织的国际交流活动本身可以体现中国的国家形象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经常遭遇各种偏见、误解和敌意,其中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打压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中国佛教组织的国际交流活动本身就可以有力反击上述的误解和恶意攻击。以中国佛教届倡议举办的“世界佛教论坛”为例,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发起,于2006年4月13日至18日在中国浙江-杭州•舟山举办,会议主题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论坛旨在为世界佛教徒,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交流、合作的平台,目标是要在佛教“六和”理念的基础上,争取人类“新六和”的愿景,即“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共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学术界、企业界、文艺界、政界等代表1000余人出席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国际性佛教大会,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宗教大会。举国关心,举世瞩目。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先生会见了部分嘉宾,时任浙江省人大主任的习近平、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到会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宣读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贺信。孟加拉国前总理卡莉达•齐亚、英国菲利普亲王向大会发来贺信。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由两岸三地的佛教团体联合举办,2009年3月28日至4月1日,以“和谐世界,众缘和合”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无锡和台北举行。论坛主办者为中国佛教协会、国际佛光会、香港佛教联合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来自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代表出席了论坛,2万多佛教徒参加了盛会,堪称世界佛教交流的空前盛会。“与会境外代表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无神论政党执政的国家,能够允许并且成功地举办人数如此多、规模如此大、规格如此高的宗教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宗教包容、尊重的宽广胸怀。因此,世界佛教论坛增强了中国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很好地展示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中国政府亲和、开放的形象;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具有通览全球的世界性视野和融会东西方文明的广阔胸怀。 越南佛教大学校长释智广说:这次论坛的内容更为深入、实在、全面,“我们感觉到了中国人对高僧大德的真心尊重,世界佛教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印象非常深刻。”30出头的刚果僧人慧然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这次论坛让他看到了中国佛教的伟大影响力,以及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欣欣向荣、自由、包容的一面。他认为,中国佛教崇尚和谐与平等、没有派别之争,与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谐”有很大关系。印度比丘僧伽协会会长达玛维利尤认为,这个论坛能够推动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印人民之间的友谊。韩国观音宗总务院长李泓波表示,从世界佛教论坛的很多细节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对论坛的支持。... ...这次论坛是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集中有力体现。 美国之音说:“这次活动是中国日益加强人民外交努力的一部分”;《法兰克福报》称:“佛教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充当积极工具,成为连结东南亚邻国和台湾同胞的桥梁。” 
    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将于2012年举行,预料它将会吸引更多的国家和佛教徒参与,影响也将会继续扩大。
    二、中国的佛教外交:东南亚国家的案例
(一)佛牙舍利外交:佛牙舍利三次巡礼缅甸
    1、佛牙舍利第一次巡礼缅甸 (1955年10月15日—1956年6月6日)
    1955年,佛牙舍利首次出巡缅甸,揭开了新中国“ 佛牙外交” 的序幕。
    1955年4月,以已故会长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应缅甸吴努总理的邀请在缅甸访问时,吴努总理向我驻缅大使姚仲明和代表团秘书长赵朴初提出,希望迎请中国的佛牙到缅甸作一个时期的巡行,供缅甸人民瞻拜。中国政府同意并很快作出安排。同年9月30日,缅甸政府派遣以 缅甸佛协主席、 最高法院院长吴登貌为团长、大法官吴千吞为副团长的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一行12人前来北京迎奉佛牙。以赵朴初居士为团长的中国佛牙护侍团随同,先是乘火车到广州,然后由广州搭乘缅甸派来接运佛牙的专机飞到仰光。10月15日,载有佛牙的飞机抵缅甸首都仰光机场。仰光机场上人山人海,无数彩旗迎风飘扬。缅甸总统巴宇博士、总理吴努、陆海空三军司令、政军要员及各国使节都赶来欢迎。
    佛牙舍利在缅甸展出 8 个月后才送奉回国。佛牙留缅8个月里,上百万虔诚的缅甸佛教徒瞻仰朝拜了佛牙,人数最多时每天前来朝拜的信众数以10万计。
    2、佛牙舍利第二次巡礼缅甸 (1994年4月20—6月5日)
    事隔三十八年后,自1991年以来,缅甸政府曾多次向我国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希望邀请中国佛牙舍利再度巡礼缅甸。1994年2月,国务院予以批准。1994年4月18日以缅甸宗教部部长苗纽中将为团长的缅甸联邦政府迎请中国佛牙舍利巡礼缅甸代表团一行17人抵京。 4月20日,中国民航运送佛牙舍利专机正式起飞赴仰光,开始了中国佛牙舍利历时45天第二次巡礼缅甸的行程(45天取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45年之寓意),随机同行人员有中国佛牙舍利赴缅巡礼代表团(护送团和护持团。4月20日中午11点30分(北京时间13点)运载佛牙舍利专机平安准时抵达仰光机场,缅甸联邦国家主席丹瑞大将、副主席貌埃中将、第一秘书肯纽中将、缅甸联邦政府各部部长等高级军政官员、缅甸僧伽委员会主席和执行主席团成员均到机场恭迎佛牙舍利。佛牙舍利由神仙仪仗队和王族仪仗队护卫,用宝轿从机舱抬至香亭,仰光各界人士万余人身着节日民族盛装,采用传统的礼仪在仰光机场举行了热烈隆重的恭迎仪式,恭迎佛牙的僧俗诵经歌赞,法螺声、锣鼓声响彻机场上空,人山人海,彩旗飘扬,盛况空前。
    佛牙舍利除了在仰光和平塔大圣窟供奉,还在缅甸全国巡礼,吸引大批信众前来朝拜。 6月5日,佛牙舍利圆满结束了巡礼缅甸。据不完全统计,佛牙舍利在缅甸巡礼的45天中,每天24小时接受信徒朝拜,仅仰光和曼德勒两地的朝拜总人数就达300多万人。佛牙舍利在缅甸各地巡礼途中,载着佛牙舍利的车队走走停停,数不清穿过多林夕村寨。虔诚的缅甸人民,在哪里看到佛牙彩车,就在哪里拜倒,场面十分感人。 
    3、佛牙舍利第三次巡礼缅甸 (1996年12月5日—1997年3月5日)
 在缅甸政府请求下,1996年,佛牙舍利第三次赴缅甸巡礼。同样是隆重的迎来送往,缅甸宗教部长苗纽中将为团长的佛牙舍利迎请团一行专程前往北京迎请。中国方面有中国佛牙舍利赴缅甸巡礼供奉代表团的护送团一行22人,护法团一行16人。团长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刘书祥副局长担任,副团长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乌兰活佛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担任顾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外事司安保枝副司长担任代表团秘书长。总团长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居士担任。
 
    三次佛牙巡礼缅甸大大增进了中国和缅甸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所说,“佛牙舍利三次赴缅甸巡礼供奉对加深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的友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第一次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它开启了新中国的“佛牙外交”,意义不可估量。“佛牙外交”既是对缅甸最早承认新中国的投桃报李行为,同时也促进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中缅两国领导人以深邃的外交智慧处理两国关系,收获丰硕的成果:两国共同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最先解决边界问题,为建立深厚的“胞波友谊”奠定了基础。
    而第二、三次中国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既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也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形象,更增进了中缅友谊。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是由中国佛教的三大语系的僧人组成,这既体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向缅甸人民宣传了中国的三大语系佛教,使缅甸人民在瞻礼佛牙的同时和与我代表团的交往中了解到中国佛教的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取提的巨大成就。所以,佛牙舍利巡礼缅甸对宣传中国、增进两国人民和佛教徒的相互了解与传统的“胞波”友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恭送佛牙舍利第二次巡礼缅甸法会上说道:“中缅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同饮一江水,共念一本经,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友好关系。这次中国佛牙的成行,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正在全面恢复和发展,标志着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盛事,将载入中缅友好光辉史册。” 
    “佛牙舍利外交”既增进了缅甸民众对中国的情谊,密切了中缅双边关系。1990年代,缅甸军政府处境困难,国际社会的制裁使它处于孤立状态,经济社会发展受阻,在与民主派的对峙僵局中,它迫切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如何争取民心?由于缅甸民众大多数为虔诚的佛教徒,而“政府也最能了解人民的愿望。......于是,尽了所能尽的一切努力,请求中国佛牙巡缅。” 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无疑大大地增强了军政府的合法性。所以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对中国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缅甸联邦主席丹瑞大将、副主席貌埃中将、第一秘书长钦纽中将等缅国家领导人第九次朝拜佛牙时,非常激动地对中国佛教协会刀述仁副会长说:此次中国政府把佛牙舍利送到缅甸巡礼,供全缅人民朝拜是中缅友谊的新的里程碑,说明中国政府对缅甸政府的信任与支特,也说明世界上只有中、缅两国才是真诚的兄弟。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非常感激中国政府的支持与信任” 。
(二)佛指舍利外交: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 (1994年11月29日——1995年2月29日)
    陕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乃世上唯一的佛指舍利,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它一直深藏于法门寺内,1994年赴泰国供奉为其首次出国,这成为中泰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前任大使金桂华说:“中泰国关系中的佛门盛事,最可载入史册的,莫过于1994年11月西安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来泰供奉。” 
    为了恭迎佛指舍利,泰国派出了以时任外长的他信和副僧王颂勒佛陀庄等为团长的代表团前来北京迎接。当佛指舍利抵泰时,曼谷机场人如潮涌,以泰国总理川•立派、副总理占隆•西蒙、空军司令西里蓬上将等为首的数千名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恭迎仪式。
    佛指舍利在泰国供奉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众前往顶礼膜拜。泰国的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泰、中、英文报纸都配发照片作了详细报道,诸如“安排皇家仪式,盛大恭迎佛骨”;“佛指舍利抵泰万方钦仰,全国诸山大德齐集恭迎”,“花车护送游行首都,万人空巷夹道膜拜”等大标题见诸各大报端。泰国电视台、电台也对有关活动进行实况转播。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在泰国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金桂华大使说:中国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泰供奉,充分展现佛教与外交的因缘 。
(三)民间佛教交流活动:中国僧众在东南亚
    中国僧众在东南亚国家弘法、留学、修行,与当地民众交往密切,成为当地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
    中国大陆一些高僧大德前往东南亚国家弘法,既宣传了佛法,也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于2009年1月4日发表公告,授予一批宗教人士各类国家奖,以表彰他们在弘扬佛法方面的杰出贡献。除缅甸多位高僧获奖外,还有11位国外法师获奖,其中包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2009年3月10日,一诚法师在缅甸新首都内比都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接受了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授予的“弘法功勋奖”。而学诚法师父则于2007年6月10日被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教育行政管理名誉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大陆第一位获得外国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法师。
    近年来,前往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和泰国留学的中国僧人不断增加。1996年,新中国建国以来首批赴缅甸留学的中国僧人来到首都仰光国立佛教大学,开始五年的留学生活。这是建国以来由缅方政府通过外交管道邀请中国僧人赴缅甸留学的先例,更是中缅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五年后的2001年,他们学成归来,在留学总结报告中,他们指出:“现在我们能用缅文、英文和缅甸人、老外进行交流,借助于词典、字典,能用缅、英两种文字写信写文章,能读诵巴利文教教育的概况和上座部的修行特色。我们和老缅和尚、佛教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现在赴缅甸留学的中国僧人越来越多,有的是政府公派或佛教团体派送的,有的则是自费前往。笔者在缅甸仰光佛教大学参观时遇到一位自费前来修学的广东籍比丘尼,她说除了往返中国和缅甸的旅费需要自理外,她在佛教大学的食宿和学费全免。中国僧尼留学缅甸的目的主要有二:一为修学佛法,二为提高外语水平,包括英语、缅语和巴利文、梵文等。
    此外,缅甸和泰国都有国际性的道场和禅修中心,对外国信众开放,尤其是缅甸的禅修中心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大批信众前来修禅学佛。近年来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佛教徒前往东南亚国家(主要是缅甸和泰国)参加各种各样的佛学禅修班,笔者在泰国和缅甸的佛教道场和禅修中心都遇到过不少中国人,其中既有居士,亦有僧尼,其中一些居士在缅甸和泰国短期出家,或十天、半月,或半年、一年不等。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东南亚南传佛教国家短期出家,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修行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出家是喜事,还俗也很正常,没有太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在中国,出家是一项十分重大的决定,一旦出家往往就意味着终生出家,一般人很难作出这样的抉择。在东南亚南传佛教国家,每个人可以视自己的心情随时出家,也可以随时还俗。这是一些中国居士选择到东南亚国家短期出家的重要原因。为了方便外国人在缅甸修禅学佛,缅甸政府设有专门的禅修签证,停留时间可长达三个月,期满后可视具体情况申请延期。泰国政府则对外国僧人的签证网开一面,居留十分容易。
    中国僧众在东南亚国家弘法、留学和修行,增进了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也增进了两国民众的了解。
    三、思考与建议
    从已有的佛教外交和民间交流活动看,佛教在增进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其它的公共外交手段难以替代的。因此,有必要加强这一外交平台和通道的建设。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一)加深对佛教外交的认识、加强佛教外交工作
    政府部门和僧伽组织都应该加深对佛教外交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到佛教外交的独特魅力,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使之更好地发挥它的独特作用。佛牙舍利和佛指舍利外交充分展现了佛教外交独特的魅力。但是除了一些供奉舍利的佛事活动外,中国的佛教外交其实还有许多潜力可挖。
    首先,除了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外,中国政府还可以考虑争取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这样的活动。卫塞节(VESAK DAY)是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的一天,于1999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节日,从2004年起,每年都举行“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吸引世界各国佛教组织和信众和专家学者和政要参与,迄今已经举行了八次,其中有七次是在泰国。越南于2008年争取到举办第五届“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的机会,对宣传越南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提升越南的国家形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果中国能够承办这一重要的庆典,其正面影响是可以想象和期待的。
    其次,中国政府可以鼓励并资助中国佛教界与东南亚国家佛教界展开类似“世界佛教论坛”之类的活动,比如说可以举办“中国—东南亚佛教论坛”或“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对话”之类的活动,定期进行交流,从而带动双方民众的交流。
    第三,中国和东南亚南传佛教国家每年均有许多盛大的佛教节日活动,中国政府可以邀请东南亚佛教团体前来中国参与有关佛教活动,也可以派出代表团参与对方的佛教活动,以增进彼此的了解。目前现有的这类交流往往规模较小,甚至只有双方的僧众高层往来。中国应该考虑把交流的规模扩大,打造民间佛教外交的新图景。
    第四,中国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派出更多的高僧大德前往东南亚各国弘法,这是影响当地民众最为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在这方面,台湾佛教界在东南亚的影响超出了大陆佛教界的影响,目前在东南亚国家较有影响力并从事弘法活动的中国僧人多来自台湾,来自大陆的相对较少。因此,我们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二)加强佛教英语人才的培养工作
    东南亚国家较有影响的佛教道场和国际性的禅修中心均以英文和当地语言以及巴利文作为沟通和修行的语言,因此,英语能力在佛教交流活动中显得十分重要。而语言问题是中国僧众对外交流的重要障碍。笔者在泰国国际丛林道场(Wat Pah Nanachat)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各国的佛教徒,唯独不见中国人。据说该道场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比丘,懂中文,中国佛教徒若有需要可以提前联系他当翻译。但一旦他闭关修行,道场便找不到中文翻译,中国佛教徒就难以参与道场的活动。而缅甸的各大禅修中心都聘请了懂中文的华人志愿者当翻译,但毕竟不如直接沟通方便。笔者在缅甸班迪达禅修中心(Panditãrãma Meditation Cent)遇到一位来自中国的比丘尼,她在禅修中遇到问题,请求笔者为她当翻译,向师父请教。
    为了更好地发挥佛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僧众的英语培训工作。事实上,中国佛教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08年11月3日,首届“佛学英语培训班”开班典礼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开班典礼,这个班系由中国国家宗教局、上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下,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上海佛教协会、玉佛寺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具体承办的。这种形式的培训班在中国佛教界尚属首次,因此被誉为佛教界的“黄埔军校”。 2009年6月27日,首届“佛教英语培训班”结业典礼二十七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二十二名来自中国大陆各个寺院的年轻法师,圆满完成为期八个月的英语培训喜获结业证书。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总监净因法师认为首届佛学英语培训班“是中国佛教走向国际的重要起步,是中国佛教的黄埔军校” 而广东的六祖寺也在2010年委托暨南大学举办了佛学英语研修班。
    这些佛学英语培训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规模小,收效慢。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多管齐下提高中国僧众的英语水平:一是可以在现有的佛学院加强英语的教学工作;二是与高校联合办学,培训僧众英语人才;三是直接派出僧人留学。
    我们可以期待,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僧众掌握了英语交流技能,他们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将能够更加自如扮演友好使者的角色,为中国的佛教外交做出更多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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