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政治思考——基于对两份国际民调报告的解读
近年来，随着中国硬实力（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软实力（影响力与国家形象）的问题成为国内各界关注的重点。从目前国内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上看，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软硬实力不相称，“硬强软弱”，在国际上缺少话语权，“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后的中国要解决‘挨骂’问题”。而与此同时也出现某种“新受害者情节”，认为国际社会在误解和误读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没有被国际社会接受，反而备受诟病，于是“中国不高兴”。甚至还有某种“阴谋论”的观点，认为西方利用其在价值观、话语权上的优势有意识地制造国际舆论来“妖魔化中国”，通过破坏中国的国家形象来抵消中国硬实力的上升，牵制、阻碍乃至“遏制”中国的发展等。
伴随着对软实力建设的重视，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也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投入。以孔子学院的全球落地为代表，近年来在对外文化传播、人文交流以及公共外交领域的投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国家形1象的建设不仅成为国家对外战略和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国家加大投入的同时，对于如何提升对外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如何推行中国的软实力战略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等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套清晰的思路，于是围绕孔子学院、纽约的中国人形象国家广告等事件的争论，不断地出现了质疑乃至否定的声音。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讨论应该更加理性的声音。首先，要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现实状况有尽可能客观、准确、科学、全面的认识，不能以情绪化的炒作、片面的观察、孤立的事件、主观的感性认知作为判断中国国家形象地位的依据。其次，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现有的理论成果出发，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分析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不能停留在“八股文式”的浅层的议论上，更应该避免将中国软实力建设变成各部门争夺财政资源的一个口号。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讨论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交叉的领域，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外交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广告学、营销学等各个领域。这种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也是导致当下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深度的原因之一，各个学科的学者只能从其专业背景出发如管中窥豹一般探讨其中的一个方面。本文也无法摆脱这种局限性，只能从国际政治的专业知识出发，力求对问题的一个侧面提供有意义的思考角度。
一、对两份国际民调的解读
2011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球扫描”民调公司（GlobalScan）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IPA）发表了题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关注正在上升：全球民调》的报告（以下简称“BBC报告”）。7月，美国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年度报告（以下简称“PEW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把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快速增长”或“崛起”作为全球民意调查的主题，比较来看，两者得出的数据具有比较高的相似性和吻合度。3
（一）“BBC报告”的主要发现
“BBC报告”调查了全球27个国家，样本数量28,619人，调查时间是2010年12月2日到2011年2月4日。这项民调的主要发现有三个：
（1）全球民意预期未来十年中国在经济上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调查显示，目前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6.85）已经超越欧盟（6.8），略低于美国（6.97），而十年后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7.29）将全面超过美国（7.12）和欧盟（7.10）。
（2）国际舆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普遍持负面的评价，而对中国经济力量增长的评价则褒贬不一。在军事方面，除了中国自己之外，只有巴基斯坦和秘鲁持积极评价，土耳其和南非基本持平，多数国家一边倒式的持负面评价。在经济方面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在除智利外的26个国家当中，145个国家的正面评价高于负面评价，4个国家持平，8个国家的负面评价高于正面评价。全球平均数值则显示，对中国的经济评价50%正面，33%负面；对中国军事的评价26%正面，55%负面。
（3）同2005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对中国军事和经济的负面评价都有所上升。中国军力的总体评价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在部分国家负面评价上升很快，韩国从58%上升到76%，俄罗斯从59%上升到69%，菲律宾从46%上升到63%，日本从78%上升到88%。对中国经济的正面评价从50%下降到45%，负面评价从34%上升到40%。总体上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在上升，在个别国家的负面评价上升尤其显著，例如加拿大从37%上升到55%，法国从31%上升到53%，墨西哥从18%上升到43%。
（二）“PEW报告”的主要发现
不同于“BBC报告”，美国皮尤全球态度项目始于2001年，迄今已连续开展了11年，调查的主题也不完全针对中国，还包括对美国、俄罗斯、联合国、北约等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国际形象展开民意态度调查。2011年的调查的时间段是3月18日到5月15日，在23个国家选取了29,000个样本。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也把中国的崛起作为调查的最主要发现，并把中国列在年度报告的标题当中。在有关中国的调查当中，主要发现有以下个方面：
（1）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超级大国”的预期十分普遍，被调查的22个国家当中15个国家的多数看法认为中国已经或即将取代美国。这种看法不仅在中国周边流行，甚至在西欧，72%的法国人、67%的西班牙人、65%的英国和61%的德国人都持相同的预期。
（2）中国的国家形象总体上呈正面，而且同去年相比总体上有进一步的改善。22个国家中的16国的多数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只有4个国家持负面看法。在欧洲，中国的国家形象比上一年有明显的改善，正面评价在英国上升了13个百分点，在法国上升了10个百分点，在西班牙上升了8个百分点。在亚洲的印尼也上升了9个百分点，在日本上升的8个百分点只要是因为中国对日本大地震与海啸给予了积极的援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正面评价在肯尼亚下降了15个百分点，在约旦下降了9个百分点。
（3）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增长持负面印象，22个被调查国家中只有巴勒斯坦地区、巴基斯坦和肯尼亚持正面评价，印度尼西亚略占多数（44%对36%），其他国家都是一边倒式的负面评价。与之形成对比的，22个国家中超过半数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持正面评价，其中包括全部中东国家、除印度之外的所有亚洲国家。英国、西班牙、拉脱维亚等欧洲国家也对中国经济的持正面评价，同去年相比欧洲各国的正面印象都有显著的上升，英国、法国和德国均上升了9%，在西班牙则大幅飙升了16%。
（4）横向比较来看，目前美国的国家形象依然优于中国，对中国持好感的中间值是52%，比美国好感度低8个百分点。不过2011年，除了肯尼亚（下降15%）之外，对中国的好感度普遍有有所上升，相比之下，美国的好感度只有在日本上升（19%），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都普遍有所下降。
（三）对两份报告的初步比较分析
虽然这两份民意调查报告分别出自两家机构，调查的对象各有不同，调查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是调查时间比较接近，共有14个调查对象国家是重合的，而且部分调查内容具有相似或相关性，因此具有可比较性。在本年度的调查中，两份调查都分别调查了对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增长的态度，在这两个高度雷同的问题上，14个国家的28对数据中有20对是吻合的，只有8对数据不吻合导致了结论的颠覆或修正，两份报告的吻合率达到71%。在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上，BBC调查未来十年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能否超越美国，PEW调查中国能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超级大国，虽然两个问题的内涵大小不同，但是在重合的12个国家中得出的数据只有3对不吻合，吻合率达到75%。通过这个简单比较可以认为这两份报告在相同对象国得到的数据具有比较高的吻合度，对于客观理解当前中国国家形象状况具有较为可靠的参考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两份报告得出的数据具有比较高的吻合度，但是报告分析的侧重点和结论的导向却大有不同。总体看来，PEW报告的结论比较客观，在通过数据指出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的同时，还通过与2010年的数据比较，肯定了中国国家形象有所改善的迹象。而BBC报告却带有明显的负面导向，在报告序言部分通过与2005年数据的比较，特别强调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评价在上升，在报告做的数据图表中，专门列出了负面评价上升的10个国家。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报告的数据会发现，在调查的总共27个国家当中14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正面评价，4国的观点持平，其实与PEW的结果基本一致。
正如谚语所言，任何硬币都有两面。只强调其中一面，而忽略另一面显然会误导读者。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很多媒体在报道BBC报告的过程中由于只引用其序言部分的结论和数据，因此不加分辨地接受了报告的负面评价。而进一步阅读这份报告也会发现，这种误导是带有倾向性的，这项调查的重要内容是比较中国、美国与欧盟贸易的“公平性”，其目的可以在在序言中通过两位主要负责人的话一目了然：在“大萧条的恶化下，七国集团的公民更加不确定如何与当下已占据其经济生活巨大份量的中国竞争”，“中国也许认为它在贸易关系中寻求好处以及更大的军事足迹是自然的。但是这份民调显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正在越来越多地疏离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们，而它的军事扩张正在被邻居们惊恐不安地注视着”。
由此可见，对上述报告的解读不能简单地接受作者准备好灌输给读者的结论和观点，应该自己独立的分析和判断。总体而言，这两份报告剔除其分析角度和结论观点的导向性之后，调查得出的数据还具有比较高的可靠性。在我们能够开展类似规模、深度和科学性的国际调研工作并取得自己的数据之前，还不得不借助他们获得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分析和解读。
二、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国际政治解读
综合BBC和PEW的两份全球民调的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解读出如下几个主要发现：
一、中国崛起的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感知，相当多国家的民众预期中国在未来十年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
二、中国的整体国家形象可以用“毁誉参半、誉略胜于毁”来描述，根据PEW的数据，正面评价的中间值52%，负面评价37%；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好感度低8个百分点。
三、从领域上看，国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总体上持积极的态度，而对中国军力的发展则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消极态度，根据BBC的数据，对中国经济的评价50%正面、33%负面，对中国军事的评价26%正面、55%负面。
四、从时间上看：根据PEW从2005年以来连续的调查数据，在最近六年里，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走势在欧美国家出现了一个由下降到上升的U型曲线：2006-07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从2009开始迅速回升。
五、从地区国别上看：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周边、中东、非洲国家比较稳定，而在欧美和拉美国家的波动比较明显；对中国正面评价的极端的数字出现在巴基斯坦和肯尼亚（80%左右），极端负面评价出现在日本和土耳其（60-70%）。
数据只是用更加科学精确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一些事实，至于这些数据和事实就是由什么意义则需要运用理论的假定和逻辑。国际政治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三大范式的理论流派：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现实主义主要重视“权力”，尤其是国际主要大国的权力对比关系和结构。新自由主义则重视权力的运行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规范和制度，着重探讨国家合作过程中的收益分配。建构主义着把国际政治看成是一个观念的结构，由观念决定了国家的身份、国际体系的性质。
对应这三大范式，我们可以推导出三种国际形象的解释模式。首先，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硬实力才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因此国家的形象并不是其理论关系的主要问题，而只是一个伴生的结果。现实主义者会认为，随着国家权力的上升，一旦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霸权），国际形象自然会得到尊重。历史上，霸权国的文化通常会成为世界流行的文化，如古罗马的公共澡堂、英式的下午茶和美式的可口可乐、麦当劳一样会风靡世界。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说：“所有政治，不论国内的国际的，呈现出三种基本形态：保持权力、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对应于“显示权力”就是“国家的威望”。借此我们可以把现实主义对国家形象的分析命名为“国家威望模式”。
其次，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当中，利益分配是国家关系的主要决定因素，国家之间互动的过程会形成某种规范和制度并制约国家的行为，国家形象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也是个副产品。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国家的形象应该是合作过程中利益惠顾的结果，一个国家施予他者的利益越多其的形象就会更好。此外，根据制度自由主义的观点，一旦形成了某种国际规范与制度，那么遵守规范与制度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声誉，反之则毁之。这个分析框架本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解释模式，即认为国家形象可以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
最后，在建构主义者眼里，国家身份是解释国际关系的关键，如果没有身份的建构，物质的权力与利益都失去了社会价值和意义。例如，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武器对于苏联是巨大的威胁，但对英国和日本而言却是安全的保障，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美苏被建构成了敌人的身份关系，而美英、美日却是盟友。国家身份的建构是自我与他者在主体间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建构一旦完成就会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到国家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根据建构主义的逻辑，国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传播观念、解释政策和交流文化等行为塑造他者对自己的身份定义，因此提供了“公共外交”模式的理论基础。
运用“国家威望论”、“功利主义”与“公共外交”三种解释模式，我们可以对上述总结BBC和PEW的民调的五点发现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国家威望论”可以很自然地解释第一点显示的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普遍感知，随着国力的上升，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国力的增长可以解释影响力的扩大，却无法判断影响力的价值意义，无法辨别影响力究竟是好还是坏，这一缺陷对应到第二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小国如瑞士、瑞典和挪威会拥有比中美更高的好评度。
“功利主义”可以对第二点中美的好评度做出解释，因为作为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领导者，美国为体系的稳定和各国的繁荣承担了更多的作为公共物品的国际责任。“功利主义”解释还可以回答第三点反映出的对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发展的截然相反的评价，因为经济关系可以带来互利共赢的多赢博弈结果，而军事力量在常规安全领域通常是零和博弈的结果。对中国军力发展的极端负面评价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中国的军力发展不能只顾自身安全的需要而不顾及他人的反应，因为他者的负面反应会把中国拖入危险的“安全困境”。为了打破这种困境，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应该考虑更加广阔的集体安全、共同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从零和博弈的安全领域扩展到非零和博弈的领域，使中国的军事力量也成为其他国家的安全的保障。
“功利主义”也可以解释第四点发现的U型曲线，以变化最为明显的欧洲国家为例，中国国际形象在2006-09年遭遇的下滑，可以从这一时期中欧贸易摩擦急剧上升的现象中得到解释，欧洲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德国明显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此外，这一时期国际政治舞台上兴起了“气候政治”的高潮，由于中国在此问题上反应滞后，从制度主义的角度也可以给出部分的解释。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的抢眼发展及其在挽救危机、稳定全球金融秩序的国际合作中的表现出色为其赢得了积极的国际声誉。以此推论，只要中国继续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奉行积极合作的政策，发展互惠共赢的经济关系，中国的国际形象就可以持续得到改善。
然而，“功利主义”的推论具体到第五点的地区和国别角度上，解释力就遇到了挑战。最明显的反例就是中日之间持续十多年的“政冷经热”局面，中日作为近邻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可谓不密切，但是日本的民调在2002年后持续保持了对华负面评价的极端数值。这种情况说明，当前日本的对华态度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观念结构，已经脱离了具体利益的现实。类似的建构主义解释也可以应以思考另一个极端负面国家，土耳其，由于中土之间并不存在具体的利益冲突，所以土耳其持续稳定的对华负面评价只能从“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认同中寻求解释。相反的极端情况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如在巴基斯坦家喻户晓的“全天候友谊”、非洲人民自七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对华友好，都已经脱离了现实利益而成为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观念认同。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基于建构主义的“公共外交”模式可以有效地弥补“功利主义”模式的解释力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失效，或者说前者可以取代后者。实际上两者真正的关系是“公共外交”模式包容了“功利主义”模式，因为基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假定，“功利”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建构出来的观念。社会学家告诉我们：路边的鹅卵石与放在橱窗里的钻石，从物质意义上说都是石头，为什么鹅卵石一文不值而钻石价值连城呢？就是因为人在主观上赋予了钻石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功利主义”所谓的趋利避害原则当中的利与害在建构主义着看来本身就是主观建构的结果。
由此必须提醒一个在讨论国家形象、软实力或公共外交时很容易跌入的误区：好像认为应对这些“软”问题就要依靠“软”手段，于是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建设就变成了文学、艺术、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而实际上，哪怕是世界上最强硬的实力工具——航空母舰——也可以为软实力做贡献，如运载直升飞机到印尼救助海啸灾民。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公共外交包括软硬两个方面：在软的方面包括通过传播国家的良好形象影响和塑造他国民众的观念；在硬的方面，一项善意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最好的公共外交，而与此同时，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国家的发展及其各种对外政策提供观念上的包装，使其不至于在国际观念结构中遭到误解或抵制。
三、对公共外交的几点启示
通过解读BBC与PEW的国际民调报告以及结合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国家形象思考，我们可以对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提出若干有益的启示。首先，公共外交的最优目标是建构和固化于我有利的观念认同结构。这种认同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保持稳定，从而大大降低我对外交往的成本。以非洲为例，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对非洲的援助形成了“兄弟式”的友好观念结构，不仅在1971年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且在此后的人权外交、经济外交中持续发挥着作用。其次，公共外交的最低目标是解构或阻止于我不利的观念结构的形成。20世纪初期德国崛起夭折的历史经验表明，敌对观念一旦形成会在根本上葬送国家的命运。当前，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美国家的关系中正在面临类似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负面影响问题，正如两份国际民调一致显示的那样，如果不加以重视和立足长远的战略考虑，就有可能把中国推入类似的历史逻辑之中。
观念认同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对不同的观念结构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策略。从PEW的民调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对华极端负面看法并非久而有之，直到2002年日本民众对华好感的比例还是55%，但在2006年急剧下跌到27%，然后持续超低位徘徊，2008年出现了14%的极端值。数据还显示这种连续的地位并非不可改变，2011年中国对东日本大地震的援助，对华好感率迅速上升了8个百分点，可见哪怕是日本这样的极端案例还是有公共外交努力的空间。在光谱的另一头，2011年肯尼亚的对华好感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虽然依然保持了71%的绝对高位，但对于这种急跌的现象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分析其中的原因，避免出现持续的负面因素从而毁坏现有的友好观念认同结构。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多数国家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对华观念结构，可以看到中国国家形象经常在这些国家发生波动。分析PEW的民调数据发现，在某些年份因为某些重大事件就会导致大起大落。例如2008年上半年由于西藏“3•14事件”，欧美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近年来最低的评价；而下半年由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到2009年普遍出现了十多个百分点的回升，在美国从39%飙升到50%。这种情况说明，由于空间距离、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干扰，在欧美、拉美等国家很难形成稳定的对华观念结构，这在一方面为公共外交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在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不能对在这些国家的公共外交抱太高的期望，把目标设定在保持这种不稳定状态而不持续恶化恐怕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