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通过体育建构国家形象

　　新加坡是亚洲面积最小的独立国家，它的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一直被学者归类为威权主义的典范，又或是“东亚模式”的奇迹。无论这是否过誉，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加坡的一切规划均动过脑筋，像如何通过体育建构国家应有的形象就是典型例子。

　　新加坡于1963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时，面对重重内忧外患，外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压力，内有党派的挑战。李光耀于是定下新加坡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国粹以及基本民族组成比例：约七成多华人，一成半马来人，一成以下印度人；定英语为国语，同时承认普通话、马来语与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新加坡发展的体育项目，也就需要包含这些民族擅长的强项，例如华人擅长的乒乓球，马来人擅长的羽毛球、壁球，乃至印度人喜欢的板球、曲棍球，他们综合起来，才是新加坡的总体形象。近年新加坡启动“体坛精英移民计划”，虽然参加的大多来自中国，而被内地愤青嘲笑为“挖角”，但依然兼顾着上述项目的平衡发展，好让新加坡国家队面向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这些重要区域大国时，都有共同话题，都可以搞体育外交。李显龙对依靠新移民达成体育突破欣然接受，说“你们让我们感到骄傲，让我们深感荣耀。”

　　新加坡又开宗明义以社会赞助的方式支持体育发展，反对举国体制，也许它自知没有足够资源搞由上而下的体育，自然得对由下而上的发展有个说法。对获奖的运动员，新加坡也管得挺严，一般让奖金、甚至广告收入交由运动员所属的体育总会，扣除行政开支，才向运动员分账，再以这些上缴中央的金钱负担运动员日后的退役开支，甚至指定部分奖金必须用在日后的进修。这手法一贯新加坡的家长制，不过新加坡政府的解释倒合情合理：不少“他国”运动员成名后一朝暴发，反而破坏他们的运动生涯，也为社会树立坏榜样，还令他们习惯挥霍而缺乏长远规划，退役后无依无靠，新加坡的做法就是要既照顾运动员的长远人生，又要加强社会效益。自然，这也是新加坡形象的一部分。

　　新加坡虽然面积小，但既然定位为国际都会，也希望成为体育中心。新加坡曾主办的体育盛事甚多，最著名的是三届东南亚运动会以及2010年举办的第一届青年奥运会。新加坡对成功为一项国际性体育比赛开荒感到十分自豪，认为这是对新加坡精神很好的宣传，新加坡的工作效率与纪律，也为国家形象做到促销。比赛完结后，力主申办的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次长张思乐人气急升。从新加坡选择主办的比赛可见，它是量力而为的，像“青年奥运”听起来很宏大，参赛队伍来自国际奥委会全体205个中的204个(以及以个人身份参加的科威特运动员，科威特奥委当时因政府行政干预被暂停会籍)，但总花费只有4亿坡元。

　　谈及成本效益，新加坡除了挑选国际体育盛事来主办，也积极争取主办国际体育会议，这是其它国家较少看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Belinda Yuen曾在新加坡城市规划杂志《城市》撰文介绍这策略，并以2005年新加坡主办国际奥委会第117次全体大会为案例。她认为主办这类会议本小利大，只要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转播新加坡三分钟，就等同一整年的公关宣传。不少国际体育组织参加会议后，对新加坡的安排赞不绝口，立刻建议在新加坡举办他们的项目比赛，已令新加坡应接不暇。这会议更突出了新加坡的长处，即要当“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而避开了新加坡体育水平不足、民众投入程度不够、基建不及中东国家不惜工本等短处，充分发挥了小国的相对优势。

　　当然，新加坡还是希望在国际体育界更上一层楼的，但他定下一个前提，就是先让新加坡变成一个由下而上的体育强国，才争取其他。新加坡政府为此推行“卓越体育计划”，目的是发展“有利于推广新加坡品牌和符合人民需求的顶级体育项目”，说白了，就是希望投资的项目能同时获人民支持、传销国家形象，以及获奖。目前新加坡以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夺得六面奖牌为目标，以新加坡擅长的针对性部署看来，这样定标不会全无把握。虽然新加坡在奥运总共只曾获得两面银牌，但观乎他在历届亚运的总表现，共得到27金40银80铜，超过好些东盟邻国，以他的面积和人口计算，这成绩是不俗的。不足之处是新加坡始终没有一项国技，能独自弘扬新加坡应有的国家形象，同时合乎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原则，但这就是可遇不可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