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别与区域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和外交等不同领域研究的综合实践，也是中国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智力支撑。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获益于中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日益扩大所产生的政策需要，也应与西方的国别区域研究理念和实践有所区别。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应当根据议题的特点，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多领域、多机构的研究体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

一些学者认为，应当成立独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来促进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但是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定性为“学科”，是根据学科的“本体”提出的定性，而不是根据国别和区域研究涉及议题和现实需求，所做出的定性。因此，构建“新学科”，必然涉及一个核心问题：究竟以哪一个学科为基础，建设中国的国别和区域“学科”。当前，在构建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上，依据学科背景和学科特色，国内学者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观点。

首先，有观点提出，应当突出“外语”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外语能力，尤其是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的外语能力，是一个研究人员应有的专业素质，也是开展深入研究的必要条件。传统上，对于外国和不同区域的研究，熟练的英语能力是前提条件。但是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只能传递和表达基本的信息，难以同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开展深切和深入的交流与沟通。“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民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语言学，尤其是外语专业建设，是根本和前提。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秘书长、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教授就提出，实现“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应当是以语言作为基础。

当前，国内各个高校和专业机构的“一带一路”研究，普遍缺乏“国别通”和“区域通”的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金融、安全、文化、宗教等领域，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进行研究，而现有的研究人员队伍中，能够熟悉掌握相关国家和区域语言的人才，少之又少，造成了“人力资源保障的缺口”。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各类翻译工具的涌现，传统语言学科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外语学科人才应当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学科危机”，通过抓住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机遇，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

其次，也有观点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应当以历史学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开展历史学研究，能够帮助深入理解和领悟不同文明、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发展脉络，把握国际和地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最小单位不是一个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文明形态。”历史研究通过深入挖掘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具体案例，提炼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背景资料，帮助研究者熟悉和研判分析对象国家和对象区域的信息。国别史和区域史的研究，成为了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世界地区和国别史，已经是世界史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之一，目的在于“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特别关注不同地区和国家历史的特点与不同发展道路，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通过研究不同对象国家和对象区域的历史变迁，总结和提炼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规律和特征。

第三，也有主张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延伸。国际关系学科属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大体上可以包括：提出研究问题、设定理论假设、收集案例和数据、验证理论假设、得出研究结论。在此背景下，国际关系学不再强调对于某一个具体历史事件或者现实事件的研究，而是努力发掘和观察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探索国际体系层面的因果联系。一般来说，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理论、问题导向型理论、案例导向型理论和政策制定四个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既可以从理论视角予以阐释，也可以政策制定为重心进行构建。在中国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别和区域研究大多被置于国际关系/外交事务研究机构，侧重于从政治学和国家关系学开展研究。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提出，应当在现有的法学和政治学学科之下，设立研究国别和区域的二级学科。

最后，应深入挖掘其他学科在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的作用。国内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多学科交叉对于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别区域研究应当融会贯通，除了传统的语言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之外，积极的通过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和分析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具体议题。“由于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发展，区域和国家有着同向发展、相似发展、相互依赖等特点，可以将语言文化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和政治社会研究等方法有机结合，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

实际上，国别与区域研究需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决定了单独学科和单独类型的研究主体，都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一方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复杂，单独的研究主体无法有效应对。另一方面，不同研究主体，既有研究优势，也有研究劣势，因此需要相互合作，形成体系，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功能。从研究者个人层面，需要具有极大的研究热忱和综合的专业技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员，“需要具备多学科的专业技能，将自己的科研生命奉献给区域和国别研究。”从研究学科层面，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多学科共同发力。“单纯基于个人智慧、判断或者品位的社会涉及，无法在变化的环境下为制定适当的政策反应提供框架。”因此，谋划构建研究“新体系”，而不是以某一个学科为基础构建“新学科”，应当是未来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方向。

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力图突破学科壁垒。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区域和国家，还涉及不同类型的复杂议题。“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议题，往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探求一个国家的政策动向，不仅要深入观察当事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多方面背景知识，还要了解所在区域和周边国家的地区情况和相互关系。研究人员不仅对于当事国具有深厚和长期的知识储备，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专业知识，突破传统的学科研究范式。培养既要“专”又要“通”的研究队伍，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必然方向。

第三，国别与区域研究研究人员重视语言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沟通不同文明的重要纽带，也是贯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是认知世界的重要媒介。尽管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通用语言已经能够帮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但是要想深入理解和分析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国情风貌，需要研究者熟练掌握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语言。既要熟练掌握通用语言，又要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语言，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所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第四，国别与区域研究重视中外人文交流机制，重视中外交流平台的搭建。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不同种族、国家、区域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期待了解中国。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和实践，有利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不同类型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有助于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近距离接触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社会风貌，帮助培养更加专业和优秀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团队。

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在不同学科视角下，出现了不同的侧重点。“长周期”议题涵盖某一区域和国家的文化、历史、宗教、音乐、文学、民族和语言等研究领域。“长周期”议题往往和国内高校学科挂钩，需要通过长期的学科积累予以支撑。“中周期”议题，需要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和语言学，通过跟踪研判和学术交流等手段，予以研究和分析。而“短周期”议题，需要从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和军事学等学科，通过动态跟踪、学科积累等方式，予以分析和研判。比如历史学更擅长长周期议题的判断，而不擅长短周期议题的分析。分析重大的政治事件，研判未来走向，应当通过其他学科进行分析。

第三，国别与区域研究在面对不同的需求，需要通过不同的路径予以解决。一般来说，人文社会科学议题，需要学科积累提供背景知识和理论支撑，也需要通过实地访问和调查，得出经验性结论。国别与区域研究议题多样，内容丰富，因此需要学科积累，也需要实际的走访调查和国际交流，最终得出相关的结论。其中“长周期”议题，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学科积累，而研究结果的影响周期也较长，因此需要学术成果如学术书籍和期刊文章予以支撑。“中周期”议题，往往关注议题既具有长远影响的可能性，也具有短期影响的现实性，因此既需要学术观察，也需要动态跟踪。“短周期”议题，往往侧重现实变化，具有现实紧迫性，因此需要动态跟踪和预测。

最后，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发挥不同机构和单位的优势。面对不同议题，需要发挥不同研究主体的特征。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学科背景优势和人才培养机制的优势，因此应该着力挖掘研究人员兴趣和特长，通过稳定的投入和专业的学科建设，关注“中、长周期”议题，并在此基础上观察“短周期”议题。驻外使领馆和社会智库，对于外交、经济、法律、社会等某一领域保持关注，应当发挥自身接触对象国家和区域一线，具有切身经验的特征，帮助解释“中周期”议题。“短周期”议题具有紧迫性的特征，对于国家决策往往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驻外机构、社会智库和新闻媒体等多单位的合力，从多角度及时发表观点和建议，共同应对和解决。

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统筹学科优势和强项。不同的学科在应对不同类型的议题时，具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短板。比如历史学和政治学在观察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长周期变化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分析短周期现象时候，则需要其他学科尤其是新闻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帮助。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针对不同议题的自身特征，来提出不通过的应对之策，整合不同学科的特征和优势，发挥学科集群最大的效能。

第三，国别与区域研究应重视对相关国家和区域的实地调研。实地调查是促进“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手段。美国早期的海外研究成果，大多是由长期生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教士、学者和记者等撰写书籍和文章组成。这些一手的见闻和资料，成为了后来美国开展针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研究的重要基础；长期在海外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美国人，也成为了美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人才来源。因此一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者，应当有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和生活经历，能够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和体会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文化和社会风貌；另一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者，应当与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科研机构密切合作，保持中立和客观的立场，“专业人士应当接受深入的和平衡的双边分析……与这一地区的研究机构密切合作”，了解研究对象国的立场和观点，把握对象国相关学科的未来走向。

第四，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加强对热点议题的探讨和研判。国别与区域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国别和区域研究是服务中央对外工作的一项国家学术工程”，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要，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目标。现实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突发的热点和敏感议题，需要相关研究者及时和准确的予以研判和预测。但是针对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热点议题和敏感议题跟踪，往往耗时耗力，难以产生学术成果一些国家和区域爆发热点议题，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又紧急需要寻找熟悉当地事务的学者予以解读。因此，应当出台鼓励科研人员长期跟踪和讨论热点敏感议题的措施，既要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也要帮助“冷板凳”能够坐得下去，防止热点议题到来“一一拥而上”，热点议题结束后“一哄而散”。

第五，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打破不同研究单位的壁垒。长期以来，高校和科研单位倾向于针对“长周期”和“中周期”议题的讨论和研究，驻外机构和新闻媒体则关注“短周期”的议题。不同的研究单位内部，以及不同类型的研究单位之间，沟通和交流仍然有待加强。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实践中，针对不同研究议题，往往既需要分析和解释历史、语言、社会和文化背景等“长周期”因素，也需要分析政治、经济、战争、纷争等“短周期”因素。在一些具体议题上，还可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理科和工科的科研机构合作与对接。不同的研究单位之间，需要打破学科、属性和观点的束缚，密切合作，形成合力。

最后，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评价机制，应当对国别与区域研究有所倾斜，积极鼓励。具体的国家和区域的研究成果，是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基础和支撑。“‘区域研究’是更大的跨区域议题和各个门类学术难以忽略和不可分割的基础。”相对于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以事实研究为主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耐心。“学者们由于时间和资源有限，日益将研究注意力由区域研究转向了理论和方法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耗时长，议题小，效果少，发表成果难度大，往往“出力不讨好”。在同样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国别和区域研究容易“无人问津”。理论和方法研究，离不开事实研究的滋养和支撑。无论是高校的科研评价体系，还是各类学术平台，都应当给予具体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更多的帮助和关注。

截止2019年12月，我国大学已经建立了42个实体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以及395个非正式的虚体教育部备案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国别和区域研究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黄金时期，其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目标也愈益清晰。但由于国别和区域研究涉及问题复杂多变，不能通过传统的单一学科予以应对和解答。这就要求国别和区域研究，从“方法论”层面，一方面根据不同议题的特征，谋划发展方向，规划未来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从国别和区域研究“本体论”层面，探索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尤其是注重培养“多学科”的综合性人才，注重不同机构、不同单位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以期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新体系。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