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包括现任总理李显龙及未来第四代领导梯队核心人物王瑞杰、陈振声在内的新加坡政要，连续就国际形势发表看法。其中以李显龙的文章《濒危的亚洲世纪：中美对抗的危害》最为吸睛。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全球疫情持续发酵之下，中美之间对抗加剧和不信任感加深，而新加坡与其他亚洲国家希望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享有稳定、安全与和平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在未来促进“亚洲世纪”的实现。正如李显龙所言，“亚洲世纪既非必然实现，也非命中注定”，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中美关系这个根本性的“时代问题”，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在这一情势下，“亚洲世纪”何以寻得确定性显然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国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亚洲世纪”一词诞生于上个世纪末，是国内外学界、政界对于亚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察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进程总体预估的结果。过去二十余年，中国、新加坡及众多亚洲国家在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亚洲世纪”借此获得了更为火热的讨论。

对于新加坡及一部分东南亚、东亚国家来说，“亚洲世纪”代表着亚洲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与规模扩大，并得益于美国霸权主导及其所构筑的“美式和平”。在这一进程中它们同时在经济上与中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既享受“美式和平”，又拥有“中国市场”“中国机遇”。

在中国的视野下，“亚洲世纪”在经济层面所展示的内涵与上述国家并无二致。但在安全层面，中国近年来更为积极地倡导亚洲新安全观——以共同安全为前提，综合安全为方向，合作安全为手段，可持续安全为关键内涵，主张“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如今，虽然中国与新加坡等国对“亚洲世纪”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各国均在政治、经济层面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在政治层面，中国、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并未带来对等的国际政治话语权，而大国战略竞争与权力角逐却日益激烈;在经济领域，地区新兴经济体保持难得高速发展的同时，却不得不面临着“成长的烦恼”，自身发展疲软、下行压力增大，欧美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又日趋强烈。

美国对“亚洲世纪”的理解和看法与中国、新加坡等地区国家截然不同。在其看来，“亚洲世纪”理应是在美国认可与主导的经贸、投资秩序下的发展，当然，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优先”，它对亚洲地区是否繁荣并不关心；同时，“亚洲世纪”也笼罩在美国的地区安全框架下。针对“亚洲世纪”的当下及未来，美国的情感基调是有疑虑的，而对于“亚洲世纪”是不是“美国的世纪”，如果不是，美国又应该怎么面对这一问题，美国各界也从没停止过讨论。

在这一情形下，“亚洲世纪”何以寻得确定性将会存在多种答案。但归根结底，“亚洲世纪”既是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实现需要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地区国家加强政治对话、安全合作及通过更广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来获得“确定性”，但同样也离不开其他域外国家的建设性参与。如若美国能认清到这一点，中美关系这一根本性的“时代问题”也就无须划出底线，“亚洲世纪”的确定性也将因此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