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自爆发以来，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人民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危及人员生命健康安全。各国依据自身专业性判断，采取各种形式抗击疫情，并取得不同效果。其中，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模式，效果明显，短期内基本抑制了新冠肺炎病毒的大范围蔓延，携手抗疫的成功既让三国更加紧密地站到一起，也为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树立了典范。

6月9日，为从不同角度倾听更多声音，察哈尔学会组织中日韩三国青年开展线上沙龙，倾听三国留学生如何看疫情时期及疫情后的三边关系。本次沙龙由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范磊主持，邀请到北京语言大学日籍留学生王昭，墨尔本大学中国留学生郑杰夫，外交学院韩国留学生金大尧，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李桓，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郝楠，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米田明广等同学，分别围绕“中日韩国内现状：疫情影响、政治、社会、文化与个人”，“中日韩青年视角下的三边关系”两个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范磊（第一行左一），北京语言大学日籍留学生王昭（第一行左二）、外交学院韩国留学生金大尧（第一行左三），墨尔本大学中国留学生郑杰夫（第二行左一），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米田明广（第二行左二）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李桓（第三行左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郝楠（第三行左二），与参与讨论的留学生合影

中日韩国内现状：

疫情影响、政治、社会、文化与个人

王昭同学介绍了疫情在日本的发展状况，指出疫情对日本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许多企业破产，尤以东京最多，许多员工在经济和健康两个层面受到影响，如何保障劳动者健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疫情还导致日本外卖行业有了新的发展。关于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王昭介绍主要分两种：首先是每个家庭分发两只口罩，其次是发放特别补助十万日元。疫情对于在日留学生的影响也很大，留在日本生活费过高，申请紧急补助条件比较苛刻，而回国又面临高价机票和网课困难，这些亟需得到解决。王昭同学在最后深入分析了此次疫情暴露的日本社会深层矛盾：表面上日本人都过着富饶生活，但实际上许多日本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很大，甚至难以支付孩子学校的午餐费，许多年轻人身上的学费贷款过重以及日本长期以来的独居老人问题。

郑杰夫同学主要探讨新冠疫情对留学生群体的影响。对于准备留学的学生，由于雅思、托福、GRE考试的取消以及旅行禁令的发布，很多人会暂缓或取消出国深造计划；对于正在留学，但寒假返回中国的学生，主要问题是返校困难，中途需要辗转和隔离；对于身处国外的留学生，决定回国就会面临国际航班紧缺导致高价机票问题，不回国则会处于面临感染风险和种族歧视风险的两难困境；留学毕业生则面临着留学签证的有效期问题以及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此外，疫情期间中国驻外各使领馆对留学生倾情帮助，以及部分国内舆论对留学生的身份产生的质疑，导致留学生对自身和周围环境进行重新审视。

金大尧同学首先详细介绍了韩国整体以及各个市道疫情状况，感染者最多是大邱。他谈到面对疫情，韩国政府在2月23日将传染病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严重”水平，同时启动以国务总理为本部长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致力于开展政府式防疫。接着介绍了韩国政府对于病毒采取的策略：一是向生活防疫转变，在感染数减少情况下，允许社会接触，以促进经济活跃，二是生活防疫和经济复苏并行，三是进行开放和包容性的国际合作，四是恢复全球供应链和企业回流政策，最后是与现有合作国家开展国际合作。金大尧还介绍了疫情过后韩国政府提出的政策，一个是以三大工程和十大重点课题的韩国版新政，三大工程分别指数码基础设施建设、培养非面对面产业、SOC数字化。另一个新政是绿色新政，包括：绿色空间生活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构建绿色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低碳/分散型能源扩散等。最后，金大尧同学表达了对中日韩三边关系未来发展的美好祝愿。

中日韩青年视角下的三边关系

李桓同学重点讨论了韩中与韩日关系，将中日韩三边关系比做一个三角形，指出在应然层面，其应是一个正三角形，互相平等尊重，从而寻求合作。但是在实然层面，李桓对三边关系做出了消极的判断，认为构建友好互助的三边关系，短期内仍然存在一定困难。他将韩中关系整理为几个阶段：2013年2月至2016年6月短暂回暖时机；2016年7月到2017年10月的急速下滑时期；2017年11月到2019年12月的波动上升时期；2020年到至今的疫情下特殊时期。在韩日关系方面，李桓同学总结道：从2013年到2022年，韩日关系在整体上经历了低潮到表面回暖，然后骤降的过程。两国之间因为领土争端，历史问题和经济摩擦等原因，关系辗转反复，但在整体上无论是表面回暖，还是低谷期，都显现出一种政冷经热的局面。他表示通过自己不同时期在日本旅游的亲身经历，也明显感受到了韩日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

郝楠提出了几个基本观察：第一，疫情将会长期化；经济上疫情将进一步整合东亚产业链、价值链。政治上，疫情或将突显不同政治体制、社会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激发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不稳定因素；心理上，90后的VUCA世界政治来临（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关于中日韩三边关系，郝楠认为从东亚的角度来看将更具有覆盖性和全面性。他将东亚分为了三个大的层面，第一层面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本身的影响，第二层面是中日韩的合作机制，最后一个层面就是东南亚区域。

经济层面，东亚各主体之间贸易关系密切，即便有些国家会采取政策性行动将公司撤出中国，但是这些动作并不是持续的，东亚地区内部也有大量的政策和战略将成为促进东亚经济进一步融合的推力。政治方面，郝楠将中美争端和新冠疫情作为两个工具变量，详细分析了两者在区域问题当中起到的影响。在心理层面，他认为就日本现在国内政治态势和美日同盟最新动态来看，日本可能采取远美近华的态度，但是受限于日美同盟，日本没有多大可能会采取远美亲华的政策。从韩国方面来看，文在寅左翼政府采取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虽然对中国经济依存度较高，但是任何过分亲近中国的活动或者行为都有可能会被国内批判，导致韩国不会采取过分亲近中国的政策。东盟方面，对于中美问题也一直是采取不选边站的态度。最后郝楠认为短期内东亚其他国家青年对华心理不会发生改变，但是随着东亚的进一步整合，未来有扭转的可能。

米田明广同学认为此次疫情为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提供了新的转机，三国可以加深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这次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打击，三国可以推动形成三国制造业分工合作的新型机制。米田还详细分析了三国贸易关系，各自的制造业特征以及建立合作机制的可行性，认为三国可以在此基础上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甚至东亚一体化。同时，米田也指出了影响三国合作关系推进的一些阻碍，如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不同、美国影响等。米田在总结中指出，现有世界秩序已被疫情打乱，新的以东北亚为主的世界格局将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经济层面的恢复是国家恢复正常化的基础，中日韩在经济层面的合作也是东北亚地区区域化的开始，未来的东北亚将备受世界瞩目。

来自北京大学的佐藤爱华同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徐美芳同学以及其他高校的留学生也积极参与到主题讨论。范磊老师在总结中指出，不管是外国在华留学生还是中国在外留学生，大家的目标一方面是学知识，长见识，另一方面是结识更多异国的朋友，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民相亲，心相通，这也是我们当前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

察哈尔学会作为专业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以外交与国际关系、和平学为主要领域，积极组织人员交流、研究合作、文章发表、研究报告、出版物和公开活动等，增强各国之间的互相理解，加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国际对话与合作。

察哈尔国际青年论坛旨在打造国际青年学者线上线下并行的交流互动平台，聚焦国际关系合作与发展，通过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国际交流研讨，产出青年智慧成果，是察哈尔学会公共外交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