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公共外交的突出重要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间的二十余年时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民间交流并未间断。这个阶段的所谓民间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外交的一种变形，其背后隐藏着两国政府和政治家不断试探对方意图，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用意。在日本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极不友好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继续执行二分法政策，努力争取日本民间力量对新中国的支持和理解。1953年2月， 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访问北京。中国红十字会首席代表廖承志在会谈时指出：“我们把一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看作是自己的朋友，把他们和吉田政府区别开来。”
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领导人历次访问日本，都注重与日本民众进行接触，开展公共外交。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成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在访日期间，除和日本政要交流之外，邓小平参观了日本新日铁、松下、日产汽车等公司，还罕见地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发表了对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和胡锦涛访日期间通过在大学演讲、“乒乓外交”等方式开展公共外交。朱镕基访日期间曾在日本一家电视台直接面对日本民众开展对话，六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日本民众高密度地提了三十多个问题；温家宝访日期间开展“棒球外交”“俳句外交”等形式的公共外交，都成为中日公共外交的经典案例。
虽然中日交流有较深厚的基础，但中日友好十分脆弱，比起其他国家之间的公共外交，中日公共外交有突出重要的作用。
中日友好十分脆弱，中日两国关系受民意和相互好感度影响很大，历史、领土等问题对舆论的影响深刻。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是阻碍中日关系的两大障碍。中国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而改善中日关系又绕不开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上的风吹草动，总能给中日关系带来巨大伤害。近几年来，中日关系遇到很大困难，在波折中艰难前行。尤其是两国的官方交流，经常因故中断。但值得欣慰的是，两国民间层面的交流一直在持续，民间友好的基础还在发挥作用。
中日友好的民心基础值得倍加呵护。赵启正先生曾将中日关系比作“盆栽”，中日友好需要精心浇水、施肥。两国民众心态复杂、敏感且脆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环境下极端情绪爆炸式传播。在中日关系中，两国网络上对对方国家的谩骂十分常见。在新媒体环境下，尤其要关注两国年轻人群的友好基础，两国网络平台上理性平和、具有建设性的声音弥足珍贵。
公共外交润物细无声，可以细水长流地弥合分歧、愈合伤口。中日之间开展公共外交十分重要，值得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
中日应开展面向第三国的公共外交
最近，中日关系不断回暖，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日本对“一带一路” 的态度有所变化，尤其是在第三国合作有望得到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民心相通作为其齐头并进推动的五大合作领域之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文化相近，在饮食、文化、旅游等领域有许多共通元素， 共享灿烂的东亚文明。中日在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应努力挖掘共通元素，积极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有效开展面向第三国的公共外交。
中日文化共通经验范围广泛，两国创造、引领并共享东亚文明。在数千前的历史长河中，中日文化交流繁盛。日本学习借鉴了中国的汉字、饮食、服饰、建筑，对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也吸收、借鉴并很好地进行了传承。在不少西方人看来，中国和日本地理相近，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相同，都使用汉字和筷子，相通或相似之处颇多。甚至有不少西方人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有时把两国文化也容易搞混。中日文化的共同经验范围对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自然是有利的，同时也为两国携手开展面向第三国的文化交流、公共外交创造了条件。
两国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可以相互助力。一直以来，中国十分注重对外文化交流、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中国在许多国家设有中国文化中心，定期举办饮食、汉字、书法、中国茶和传统节日相关的交流活动。同时，日本也在不少国家设有日本文化中心和日本屋，向外推介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日本的美食、书道、茶道、动漫、游戏和日本传统节日是日本文化外交的重要抓手。两国的文化外交内容区别很大，但在美食、汉字文化、茶文化、传统节日等领域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两国在开展文化外交时，不妨通过东亚文化携手开展文化外交。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需要强大的民心和舆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将民心相通作为其齐头并进推动的五大合作领域之一。中日两国在国际交流中各有优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社区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而日本在一些相关国家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志愿者活动开展得细致、扎实，经验较为丰富。中日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展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相关的合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打下扎实的民心基础，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日应携手构建东北亚共同体
当前，东亚局势波诡云谲，复杂多变。政治与安全、文化与历史、经济与合作，各方面的确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人们既有不安，又有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东北亚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指明了新方向。通过东北亚各领域的合作，积极构建东北亚共同体。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立体的体系，需要“四梁八柱”的架构来支撑。在东北亚范围，中国、韩国、日本、朝鲜应该成为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四根支柱，各个国家特征有别，角色不同，缺一不可。中日应发挥领导作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可以分解为多个组成部分，包括和平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这些组成部分应分门别类，有侧重地逐步推进。
其中，最迫切的是东北亚和平共同体。战后70多年，日本和平发展取得瞩目成绩，和平理念在民众中根深蒂固。在构建东北亚和平共同体过程中， 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中日、韩日之间必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妥善处理领土争议；二是妥善解决朝鲜的参与和加入的问题，没有朝鲜的参与和加入，东北亚和平共同体是不完整和无法存在的。东北亚国家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自二战结束以来，这里一直是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如今虽然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实现了停战，区域合作也愈来愈深入，但是在国际法的层面，半岛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特别是近来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仍隐患重重。
其次，最基础的是东北亚文化共同体。自古以来，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繁盛，日本、韩国等自古以来就受华夏文明的深刻影响，逐渐形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汉字文化圈和筷子经济圈，逐步形成了东亚人民共同拥有的东亚文明。在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还可以发挥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日本丰富的动漫文化、韩国实力雄厚的影视剧文化的作用，形成合力，通过“东北亚+X”的模式，向东亚之外的地区展开文化交流活动。
最后，最现实的是东北亚经济共同体。中日韩是东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三国GDP之和占东亚GDP的90%以上，亚洲的70%以上，全球的20%以上，三国在亚洲乃至全球都有较强的文化影响力、政治号召力。在此前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应当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坚持多边主义进程，“现在是时候积极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经济共同体是最现实的，也是最值得优先推进的。
几点建议
第一，深入挖掘东北亚历史文化资源，夯实东北亚和平合作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等东北亚国家有长期的文化交融史，让我们在文化传统、教育理念、服饰风格、饮食习惯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儒家的“和而不同”“中庸”“和合”等思想在东北亚国家得到较大程度的认可。历史上，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秩序、普及教育,以及稳定区域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和谐的东北亚文化环境的重要思想基础。今后， 儒家思想等东北亚传统文化，将成为推动东北亚和平合作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二，加强东北亚各国间的公共外交，促进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没有民众和舆论的理解与支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无从谈起。智库交流就是公共外交中一种重要形式。察哈尔学会是一家非官方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智库，长期致力于公共外交和调解冲突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为中外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做过很多积极、有益的工作。去年中韩关系遇冷，察哈尔学会用智库交流的方式发挥了一些官方机构难以发挥的作用，为推动中韩关系扮演了积极角色，我本人也被韩国授予外交贡献勋章。最近，我们加强了与日本各界的沟通与合作，积极推动中日公共外交。
第三，努力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经贸往来。东北亚各国之间经贸合作互补优势突出，增长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例如韩国政府提出的“新北方政策与新南方政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通，日方相关人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与之也有相通指出，在实践上应有许多可以交流与合作之处。当前，保护主义不断抬头，自由贸易体制首要威胁和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东北亚各方加强合作，以更大决心构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这将成为东亚各国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有效举措。
总之，中日公共外交经过长期发展，已经积累了良好的基础。在中日关系和国民感情脆弱的背景下，中日公共外交重要性凸显。在中日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应研究制定合作机制，携手开展面向第三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积极推动东北亚共同体的构建。
作者：韩方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