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著名日本旅华学者、察哈尔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委员、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加藤嘉一的新著《我所发现的美国》（P122-128）。
“CSIS 太张扬了。无论是拉赞助，跟国会、政府等公共部门交换人才——华盛顿智库的研究人员到公共部门从事决策工作，或是多年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离职后到智库当研究员，都是相当平常的事情，还是招实习生，目的性太强，利益观太重。”
一位在CSIS 日本部做访问学者的日本经济学家对我说。另一位在CSIS 日本部做访问学者的日本政府官员则表达了我在哈佛时期也深有感触的一个观点：“在这里，那些对决策和项目有影响力的人始终忙于自己的事情，即如何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而基本不会把精力和时间投放在如何培养下一代的问题上。其实，美国也有许多很有能力的、可成为学术明星的新人，但他们却很难得到机会往上走，上面的老人压着年轻人，这种现象在这里也很严重。”
可能任何国家的学术界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吧。达到一定地位、掌握一定资源的学者，觉得自己很不容易，就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身份，通过高职位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在此过程中，对于培养下一代、向年轻人提供机会、充分跟年轻学者交流等“教育”层面的事情，反而有所忽略。据我所知，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恐怕比中国更严重一些。毕竟，日本的等级观念和体系是根深蒂固的，在中国还有一定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在美国的高端智库和大学里，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权威主义渗透到各个角落。精英之间的相互勾结和“秘密主义”（这个词汇在日本的汉字表达中比较常用，通常指精英之间根据自身内部的逻辑和规则，在密室内进行交易和谈判，
而不把其过程公开或跟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分享）也无处不在，包括布鲁斯金、CSIS 以及位于布鲁斯金附近的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等。
关于智库的问题，我跟在华盛顿的中国朋友也聊过一些。一位在CSIS 做访问学者的中国政府官员向我分享过她对美国智库的印象：“一、空谈；二、观点陈旧；三、信息来源不对。”这位官员说得很干脆：“那些大牌学者手下的实习生均是在美国上大学的中国学生，在很大程度上靠实习生做研究。那些学者往往不大了解中国，连中文都不太熟练。”据她介绍，CSIS 的实习生竞争非常激烈，大约300 人抢一个位置。“来的人基本都是有背景的，华盛顿是一个讲究人脉的地方。”
中国如何通过与美国智库的互动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品牌度和形象？这是我在华盛顿期间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智库有着巨大投入，CSIS 专门建立一个吸收来自日本政府、机构、企业访问学者的平台（日本部）也说明了CSIS 与日本的联系和互动。据我所知，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对美国智库的投入也很大，它们都希望通过赞助智库，与智库及其工作人员建立联系，对决策者产生影响，在舆论导向上有所收获。我还听说，挪威政府赞助布鲁斯金研究所做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因为，气候变化，包括北极开发等问题对挪威的战略空间非常重要。总之，各国政府、企业均或多或少试图通过智库这一决策界与舆论界的交叉点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实现政治上的目的。
在这一点上，中国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和情况呢？
“中国政府和企业根本无意向美国智库投资，即使投资，也不被接受。中国学者总是缺席与中国有关的研讨会，这与许多中国优秀学者缺乏与美国学者的沟通能力有关。中国对美国智库的援助是相当有限的，首先，他们不接受中国的资金，香港方面也不多，如果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积极投资，情况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上述在CSIS 访学的中国官员对我说。
2014 年11月的一天，我在布鲁斯金参加有关中国的活动时，有幸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聊起这个话题。对方表示：“我们跟智库有个定期的交流，但说实话，在与智库的交流上，日本做得比我们好很多，尤其是跟CSIS，毕竟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美国方面对我们一直小心翼翼的。”
这也是我的感受。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美国的智库和大学对来自中国的资金始终持有警惕和怀疑的态度。我在哈佛期间也有类似的发现，一位负责为中国研究项目筹集资金的专员对我说：“即使在中国研究方面，我们原则上也不接受来自中国政府的资金，包括一些机构的，有时候，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界限，就中国而言总是不清楚，不好判断。”
在布鲁斯金研究所，我碰到了在北大读书期间认识的师弟，我问他关于智库的问题，那时在华盛顿做咨询、研究工作的他回答得很干脆：“中国在智库的话语权远远没有达到预期。中国的民企和政府对智库的投入相当有限，还没到购买智力的阶段，依然处于买资源的阶段。中国丰富的资金对美国来说很有魅力，中国也只能投钱，中国人找不到在对方的地盘、用对方的语言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艺术。跟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对美国智库的游说是被动的，审查很严格。但一些民企对智库的资助也越来越多。”
SAIS 的毕业生、我在华盛顿期间定期交流的台湾《世界日报》驻华盛顿记者冯昭音对我说：“关于中国政府对美国智库的资助，我觉得，如果他们做得很好，中国的形象不可能这样被动。上一次去卡耐基基金会参加日美同盟关于缅甸问题的论坛，参会者每段话里都提到中国，而且都是批评中国的。在许多论坛里，中国几乎很难表达自己正面的声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在华盛顿的游说是不成功的。”
在华盛顿期间，我发现中国的有关部门对于美国智库建设的经验颇有兴趣，有些机构甚至从北京派遣团队到华盛顿，向华盛顿的智库进行咨询。曾在美国传统基金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对我说：“中国方面定期派人到我们这里交流，他们对美国智库如何筹资，如何安排人员、研究经费、与社会接触等方面很感兴趣。我们也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对我们来说，了解中国的智库正在想什么以及未来怎么发展是有意义的。”
2015 年2 月，我在威尔逊中心参加了中美两国密切关注智库建设的学者、官员间的小型闭门座谈会。中方希望了解美国智库建设的经验，美方也想了解未来中国智库建设的前景，两国人士很默契地用中文进行交流。我非常幸运，作为一个日本人，以“第三方”的身份和立场参与这样的讨论，完全符合我的价值观，就像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名——“第三眼”。
中方事先向美方提供了自己所关心的领域和问题，它们包括：美国智库如何评估学者的工作业绩，以什么样的考察指标，如何确定质量和数量标准；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智库内部研究项目如何立项，如何考核研究项目的完成情况；美国智库如何确定主要研究议题，如何组织研究团队；美国智库如何管理科研经费，是以统一的财务部门管理还是研究团队自主决定；美国智库如何同美国政府建立联系渠道，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介出去；美国智库如何管理科研人员的职务考核、晋升和退休制度，等等。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未来中国智库建设需要考虑的重点。
会议期间，美方人士比较认真地回答了中方所关心的问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国会研究部的苏珊•
劳伦斯（Susan Lawrence）介绍自己的单位位于国会图书馆地下，是为国会服务的，她说：“我们如何立项研究？两个方面：一、国会议员要我们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我们也经常帮议员们审核他们的法案有没有漏洞。二、我们根据兴趣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将成果发表。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中立和全面。我们不会向国会议员们‘建议’政策，只是提供政策上的选择。”
东西研究所的副总裁戴维• 法尔斯坦（David Firestein）说：“我们的宗旨是‘智动库’，要靠智慧和行动影响决策和社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和安全。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光有‘智’是不够的，还要有‘动’，Think and Do Tank。我们该做的不仅是分析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后者更为重要。”
那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之一、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研究所主任罗伯特· 戴利（Robert
Daly）曾经当过外交官，他反对最近很多人（包括中国智库）关注的宾大智库排行榜，说：“那个一点儿不重要，不用考虑（现场的美方参会人员都赞成）。智库的生命力在哪里？在于独立性、客观性、可行性，独立性尤其重要。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不小心写了有政治倾向或党派倾向的报告，那就死定了。”
后来，美方参会者也回答了中方关于“如何影响决策或决策者”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可比性本身有待研究，但最起码可以相互借鉴。
法尔斯坦说：“开会是很好的手段，可以整合资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人创造相互交流的平台。不过，我们的观点和财务必须独立。独立性最重要，决策者也不敢接触、使用不独立的智库资源。我们经常战略性地安排会面，比如，把一个曾经的决策者和现在的决策者请过来，吃早饭，我们是中介角色。这要靠人脉，成本相对较低。”
美方参会者不断强调“独立性”，每一家智库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但不管其资金来源如何，其主张必须是独立的。观点要独立，立场要独立，作风要独立，而不要受某一特定利益集团，尤其是政治集团的影响。我想，美方对“独立性”的执着与呼吁对中国未来的智库建设颇有借鉴意义。在中国生活多年，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中国的科研、教育机构普遍缺乏独立性，这一点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和成就。主持人戴利也对如何影响决策发表了看法：“口头上的聊天和简报最有影响力。写报告没什么用，决策者没时间和心思看。”
在华盛顿待了一年，我对那些著名智库的总体感受跟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国官员的观点一样，就中国问题和研究而言，话题往往陈旧，空谈成分太多，至于信息来源，也有不对称或过于单一的感觉。美国人总觉得他们的信息来源是最权威的，可是真正能做到换位思考、实地考察其他国家信息和动态的人还是少数。无论是谈中国问题还是亚洲问题，智库往往自说自话，自以为是的成分难以掩盖，虽然他们有时也会邀请一些美国大学里的华人学者，或是一些跟西方世界有着“密切交流”的中国学者。
总体来说，华盛顿的著名智库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精英之间围绕知识、思想、观念、权力、政策等展开政治游戏，他们之间分享信息和利益，交换人员和资源，为决策者和机构建言献策。它确实保证了美国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牢固基础，在华盛顿的决策过程和政治氛围中扮演着独有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外国机构和使节（即使说不清具体能获得什么样的成果）乐意把资金和精力投入到这里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