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多边外交的外交官本来就比从事双边外交的外交官要复杂一点，首先你的英语要掌握得很好，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对很多双边问题，很多双边冲突的来龙去脉你都要清楚。第三这个外交官知识面要很广，因为在联合国里面除了谈外交和政治问题，天南海北都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原发言人、中国常驻联合国原副代表沈国放大使7月6日下午做客第53期察哈尔圆桌会议时如是说。

当天，沈国放大使受察哈尔学会邀请，为到场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和爱好者做“多边外交漫谈”专题讲座。会议由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王冲主持。

讲座中，沈国放大使以自己在中国外交部和联合国的亲身工作经历为切入口，解读了多边外交的历史、特点和现状，并对中国多边外交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多边外交是“在多边机制、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等框架内协调、规范国家间的关系和行为的外交活动”，“联合国的倡议和构成实际上是建立当代国际秩序的一个过程，也是现代多边外交的起点。”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沈国放大使介绍道，联合国“是一个把所有国家纳入进去的一个世界体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沈国放又介绍了当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三个核心，第一个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为主导的国际安全为核心的安理会机制，第二个是各成员国都可以参加和讨论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三个是以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促进国际经济社会合作的机制。他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目前来讲也是最具普遍性最具代表性的多边外交舞台。

沈国放把当前的多边外交的特点归纳成三个“多”和一个“大”，三个多即机制多、参与方多、议题多，一个“大”是影响大。他指出，当前的多边外交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些对国际关系和人类历史都有持久深刻的影响的观点和理念，比如主权原则、气候变化问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他还指出，多边外交还会形成许多具有约束类的、调整范围明确的、实施手段具体的国际规则，每个国家都得遵守。

在谈到中国的多边外交时，沈国放指出，中国参加多边外交比较晚，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被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是其中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参与的多边外交场合。他认为，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新中国的多边外交从此正式起步，至今已有四十余年。

沈国放又将重返联合国以来中国参与多边外交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1到1978年，是有限的参与；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扩大参与；第三个阶段从1990年到2000年，是全面参与；第四个阶段从2003到2012年，是深入参与，在这个阶段中国多边领域更加活跃，参与更加深入；第五阶段是自2013年以来，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与变革的阶段，中国对多边外交做了一系列全球性、战略性和开创性的谋划和部署，使中国多边外交从理念到机制，从行动到成效都进入了蓬勃发展深入灌溉的新时期。

在之后的互动环节中，与会听众和在场的媒体记者就联合国公务员制度、朝鲜核问题、外交部发言人的个人素质、G20峰会等一系列相关话题向沈国放大使进行了提问，沈国放都一一做出了详细而又精彩的回答，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沈国放是中国资深外交官，曾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