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秘密谈判，建交是“第一次中韩大交易”

中韩建交的时间并不长，仅25年。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建交前，两国曾进行了严格保密下的谈判，背景还要从冷战说起。

全球进入冷战时期是自1947年3月，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杜鲁门主义”开始。他提出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推动全面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成为冷战开端。冷战期间，美苏争霸30多年，给全球多地都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这种争霸不仅是不同社会体制的较量，也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较量。

1989年12月2日至3日，美国总统布什与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进行非正式首脑会晤，宣布“美苏不再是敌对国关系，因此冷战时期终止”。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冷战正式结束。

萨德致“韩流”在华遇“寒流”。

冷战期间，中韩站在相反立场，产生了长期敌对关系。但从1983年“北京亚运会”开始，两国民间交往日趋增加。由于涉及中国、朝鲜、韩国以及台湾之间的多方利益和关系，最初的中韩建交谈判事宜，只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并最终在1992年8月24日成功完成。“中韩建交”是为笔者主张的“第一次中韩大交易”。

韩国部署萨德，中韩关系首次面临全面性危机

以担忧朝鲜核武和导弹威胁、保护韩美两国民众安全，以及保障韩美同盟的军事实力等为理由，7月8日，韩美宣布将在2017年底前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对此，中方当天立即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第二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再表示，“部署萨德系统远远超出半岛的防卫需求。对此，任何的辩解都是苍白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权利质疑这一举动背后的真正图谋。有关方面务必慎重行事，避免铸成大错。”

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原因主要在于朝鲜不断研发核武和试射导弹，这给韩国带来安全威胁。韩国最担心的是，朝鲜近期内就会完成核弹头的小型化、轻量化和多样化，以及投射能力的多样化，令朝鲜形成“核武实战能力”。韩国更害怕的是，一旦朝鲜具备“核武实战能力”，韩朝关系将出现颠覆局面，届时，面对朝鲜核武，韩国将处于全面被动、如同被绑架一般的安全困境。

自从7月8日韩国宣布部署“萨德”系统以来，笔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参加或发表了二十多次各种论坛、电视节目以及专栏作品，反复地强调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十分明确，通过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来控制整个东北亚格局。韩国在受到国内外各种压力下，被迫部署“萨德”，导致了中韩关系受到严重挑战，但中韩在该问题上都是被动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美日朝才是赢家。

此次中韩关系的确遭遇严重挑战，但双方分歧切忌进一步上升。中韩都应冷静思考，如何合作才能摆脱当前被动局面，打造新的合作模式。

反之，如果双方相互进行各种报复或反击，结局很可能都是‘最后的输家’。“萨德”绝不应该是中韩亲密关系的终结者，困境时刻，中韩反而更应保持有效沟通，尤其是高层的互动，因为中韩无法相互放弃。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韩两国建交，双方经贸不断发展，从金泳三总统到朴谨惠总统，中韩经济合作促成了24年的成功案例。然而，由于朝鲜的挑衅和武力威慑，韩国在安全上长期依靠美国。朴槿惠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领导人较好的私人关系，使中韩未来长期合作精神更值期待，除了加强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政治和外交方面也已形成了明确的发展成果。因此，中韩更应对照此次萨德困境认真思考，如何从外部因素造成的被动局面转到主动格局。

笔者认为，中韩继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紧密沟通必不可少。而为了推动两国的再次紧密合作，双方应主动邀请对方，进行“封闭式安全战略对话”。这个进程需要以三步阶段进行。

第一，先从两国智库开始，设计大体框架，并通过充分沟通，构建中韩智库联盟关系。

第二，两国退役退休的原决策部门人员参与，加强沟通，建立半官半民智库联盟。这些人员具体包括5个领域: 将军(军事专家)、高级外交官、中央政府行政部门的部长副部长级以及韩国国会议员、传媒媒体总编辑级、高校和研究机构重量级学者专家。

第三，两国政府决策部门参与沟通协商。

2014年7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会谈前，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青瓦台为其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在此封闭式对话中，中韩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外交、安全等一切问题上，双方都可以提出任何问题，进行敞开心扉地全面交流。其中，尤其关于安全领域的内容不需对外公开，对美国、朝鲜以及国际社会保持神秘，他们猜不到商谈的内容，也就无法把握中韩之间的安全战略关系如何谈判、变化和发展。通过这种“秘密对话”，中韩最早能获得的便是“主动性”，这会彻底改变之前的“被动局面”。

“萨德”问题只是中韩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朝鲜半岛无核化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在坚持无核化的原则下，部署“萨德”不管是谁的意图，中韩都需要沟通，无论是军事角度，还是政治层面。由于“萨德”，目前的中韩关系正面临全面性危机，但此危机也是一种机遇，“封闭式安全战略对话”正当其时。

中国是否在思考如何发挥G20杭州峰会东道主的主角作用？

笔者认为，在此次峰会上，如下三点可以值得关注：首先，在面对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全球治理需求中，中国能否表现出开放性国际协调能力；其次，在其协调过程中，中国能否发挥与其全球大国身份相符的G2领导力；最后，中国能否给发展中和新型工业国，提供帮助其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全球经济正呈现下降趋势，中韩两国也同样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两国长期面临着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干扰，如朝鲜因素、朝核问题、美国因素、韩美同盟、萨德问题等。鉴于这些问题，中韩应紧密合作，共同突破各种障碍，构建真正成熟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韩国为了摆脱南北敌对关系的困境，以及东北亚的安全难题，同时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与中国构建紧密的合作。中国在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全球政治治理机制以及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也需要能够紧密合作的朋友。综合这些因素，中韩两国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紧密合作。

在此次G20峰会上，中韩在坚持“政经分离”的两国建交基本原则的同时，应重新推动紧密合作。如习近平主席与朴槿惠总统利用G20峰会的机会进行首脑会晤，可望扭转由于美国“萨德”系统入韩导致的两国关系被动局面。笔者希望两位领导人借杭州G20峰会会晤，构建中韩长期秘密谈判机制，使此次“习朴会”成为“第二次中韩大交易”的启动点。

为了实现过去“第一次中韩大交易”，两国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紧密进行秘密谈判。这之后，两国建交24年的成就，在全球外交历史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典范性的成功案例。过去中韩合作的成功主要在于以“政经分离”的基本原则，积极推动战略性经济合作和分工，克服了后冷战格局和不同社会体制的差异，打造了以“无核化”、“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的三大“中韩合作共识”。

8月20日，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长金相淳（左）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在察哈尔圆桌现场。

笔者所主张的“第二次中韩大交易”，主要目的在于，中韩两国应追求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同时，构建未来东北亚和平机制的基础。中韩该进行此“大交易”的首个目标即在于，颠覆因外部因素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恢复“主动”，展开构建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

“第一次中韩大交易”的成果是“中韩建交”。据当时的局面，很难想像中韩成为正常的国家关系，更难想像两国关系后来会发展成如此成功的案例。为了实现“第二次中韩大交易”，中韩需要克服内外各种障碍。最后实现的目标可能是比现在“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紧密、更成熟，是一种“同盟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是“战略性政治同盟”。

（作者系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原载于“凤凰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