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简介】安翊青：察哈尔学会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讲座记录】

    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今天跟大家在这里交流。我是一名律师,平时就在工作当中接触到很多跨文化冲突的问题, 包括外资企业“走进来”当中看到的文化冲突问题，也有最近企业“走出去”碰到的很多文化冲突的问题，所以我对公共外交非常有兴趣。

    我本人并不是研究公共外交的，就是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过，也参加过英国的威尔顿庄园会议。今天其实主要就是跟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来个“头脑风暴”。看看在这么一个时代潮流当中，我们各自能够为这个企业、为我们国家做些什么？

    首先，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文化冲突当中的水土不服，我相信大家都有碰到很多例子，大家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从商业文化差异上看，韩国商业文化具有明显的独特性，这种韩国独特的商业文化源于其文化的特性。韩国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东亚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具备了儒家文化的“仁”、“义”、“忠”、“孝”、“中庸”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但同时由于自身独特的制度演化路径，它在进入近代以后先后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等外来文化，实现了对儒家核心价值的改造，使儒家的“忠孝仁义”伦理高度制度化，成为具有韩式特征的伦理政治—新儒教伦理。新儒教伦理更强调责任感，忠诚爱国；重视家庭，强调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合作、意见一致；重视教育，崇尚人才等。

    因此，韩国的企业文化也充满了新儒教伦理特色，体现为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高层领导的权力体制，以及权威性管理行为。尽管韩国人个性较强，但当他们组织成团体，并对组织拥有归属感、认同感时，就形成守纪律、讲服从和步调一致的强力型的组织文化。在业绩评价和奖励制度上，论资排辈仍然主导着韩国企业的奖励文化。

    显然，上汽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一独特的企业文化。2005年3月，上汽向双龙公司加派了5名高层管理人员，除蒋志伟58岁以外，其他人的平均年龄为44岁，最年轻的只有37岁，对于韩方管理者和员工来说太年轻，没有经验，不足以服众。而2005年11月3日，上海汽车公司以双龙汽车销售业绩不佳为由，更换了总经理苏镇琯等经营班子，赢得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提拔48岁的双龙产品开发本部部长崔罄铎为新任代理总经理。这一人事震荡让双龙内外人士感到惊讶。

    韩国企业的职务等级大致分为社长（总裁）、理事、副社长、常务、常务补充等。崔馨铎属于常务一级，在双龙五十多个核心管理层中，排名第十五左右。双龙上下，包括崔馨铎本人都没有想到他会接替苏镇琯成为代表理事。而且对于辞退苏镇琯的理由，上汽在辞退之初并没有说明清楚，而是在后来来自上汽的高管在一些场合提出，辞退苏镇琯是因为他有道德和腐败问题，曾经涉嫌以大大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入一块地皮。这一说法反而激起了部分韩籍职工的反感，因为韩国文化比较反感事后说这些。

    韩国商业文化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其强大的工会。工会的强大来源于韩国的民族主义精神。“自励”与“排他”下的忧患与团结使得韩国民族主义精神一方面图强自立，为民族不惜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又极具警惕性，怀疑外国人，尤其是邻国。正是由于韩国民族的这种自立与忧患使他们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在政治民主化进程曲折回还的背景下始终注意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与稳定。例如，在朴正熙时期，强力推行“发展主义”，即国家和地区把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通过军人高度集权，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韩国经济就在这样的高度权威主义指引下高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同时，也正是韩国的“发展主义”，造就了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成长。韩国的发展主义虽然打着振兴民族经济的旗号，但其实质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的态度来处理劳资关系，对资方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但镇压任何劳动骚动却十分迅速和残酷。长期以来，经济上的残酷压榨，政治上的专制，正是造就战斗性和旺盛斗志世界闻名的韩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原因。

    上汽在还没入主双龙的时候便体验过双龙工会的强势。当时双龙工会举行总罢工要求上汽签署一个特别协定就是为了维护自身工人的利益，又防止企业技术被转移。上汽本来就是以外人的身份入主双龙，而且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身份，这让韩国人心理比较复杂。在这种背景下，上汽却没有充分理解韩国的工会文化，而是以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姿态来到双龙。与同工会处好关系相比，上汽更注重政府和公共关系，搞市民联欢，在平泽市建立奖学金计划，但对本厂职工的亲近和关怀却有限。同样以外来者身份进入韩国的通用汽车却每年春节都要邀请韩国职工一起爬山，还会在传统节日穿上韩国传统服装，表示对本土文化的尊重。与通用相比，上汽显然对韩国的企业文化理解不够，还是按照中国文化的思路办事。

    韩国商业文化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韩国企业雇员不善于在正式会议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反对意见。在韩国人看来，公开场合提出不同的看法可能会使其同事或领导感到尴尬甚至滋生抵抗情绪。韩国文化本质上不鼓励公开表达个人观点，除非双方有很密切的私人关系。然而韩国人喜欢在非正式场合各抒己见，有时是单独与领导在非正式场合交流。韩国经理与下属非正式交往的次数很多，非正式场合的接触被认为是上下级建立互信关系的重要手段。显然上汽的管理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学会了通过喝啤酒等非正式方式与员工进行沟通，但是这种认识还只是停留于表面，并没有深入其本质，至今中方管理者仍然不理解“为何在讨论会议上一声不吭甚至一团和气的职工，一旦以劳工代表的身份坐到罢工的谈判桌前，就换了一副强硬的面孔。”这种对工会文化的不适应使得管理者一直把精力主要投放在与工会的斗争中，而无暇去进行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印尼海啸后上海送午餐肉的故事。上海著名的梅林罐头工厂在印尼海啸期间为其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他们寄去了午餐肉罐头，然而打印的生产日期让印尼误认为是过期的食品，而且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是不吃猪肉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例子，例如万达在西班牙黯然退出，就是他想在市中心买一个很好的房子，然后需要炸掉要重新建造，这就不符合当地的利益了。我相信这两个例子都是跟企业直接“走出去”水土不服有关。

    那么，作为智库的我们有没有跟着“走出去”呢？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包括像华为这样做得很好的公司，当他们“走出去”时也能做得好吗？外国企业走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有哪些是做得好的，有哪些是做得不好的？即便是美国企业“走出去”也不一定做得好，比方说他在欧洲就水土不服。但安利公司真是做的太好了，他们能够在中国破了法制这个障碍，真是不容易的。我们作为律师，在直销许可这个问题上面也做了充分的关注，类似的企业也找我们咨询求助，但很少企业取得像安利这样外资企业的成果。

    举个例子，为了更好地融入市场，迪斯尼就做了很多带有中国元素的产品，比如米老鼠、米奇等等，但是我周围的朋友反而觉得不太舒服。包括肯德基做粥，反而觉得不太舒服的也有。有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太包容了？反正就觉得外来企业没必要一定要带上我们的元素。

    我们中国智库有没有走出去的做得比较好的或者做得不够好的例子吗？企业走出去肯定会遇到各种问题，作为智库肯定需要陪伴这些企业走出去，解决怎么走的问题？那么智库能做些什么？比如华为在外国遇到不公平待遇，它可以向谁求助？如果国外的企业到中国来，面对中国的法律、法规或者是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不明白的时候，它一般会向谁去求助？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会观察到很多日本企业会找日本智库伴随他们“走出来”，为他们提供各种协调服务，其中一半是政府,另一半则是亚洲经济研究所智库。其中具体的做法是：他们会跟几家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事务所签订一些基本的咨询合同，因为一半是代表政府，那么我来代表跟你签所以给你免费做广告，你要签的非常的便宜。同时呢，在购买这些服务之后，他们会进行整理，定期免费的提供给这些中小企业。那么，中小企业如果有具体问题，就是由这些签约的机构负担并提供咨询。后面的律师事务所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直接为这些企业服务，如提供服务和咨询。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相对是双赢的，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机构里面也安排了很多专业人士，这些人自己在中国设立过企业，或者是在中国设立的企业里面做过，且有一定的成功经验。

    如果我们国家的企业现在出去，我觉得我们的智库也可以做类似的服务。现在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会碰到很多文化上的障碍或者问题，智库也可以推动政府一起出去，一起提供一些帮助。目前上海就有很多的智库通过政府采购，在为企业提供些资料。那么对于华为这样的走出去企业，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在我们察哈尔学会办的《公共外交季刊》中，有一位何老师写了一本《力拓在澳洲的收购》，书中以中铝公司收购力拓的失败为例，充分说明了中国跨国公共外交的匮乏以及发展公共外交的迫切性，且有着很好的建议，值得一读。

    我个人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我觉得力拓在澳洲受到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和华为受到的一些限制有一定程度的类似。那么我们在应对的方法上是不是可以参考这位老师做的一些建议，就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走出去企业所必须要的公共外交，可以从政府和民间的层面，以及各个层面的社会组织等等。

    这次南海舰队的事情，也就是南海发生纠纷的时候。时代广场一天二十四次地滚动播放中国在南海舰队问题上的主张以及建议。当时我的同学们都说：“时代广场只是游客去的，就算我过也只是匆匆走过，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抬头看一个大楼上的广告啊！”那么我们听完之后就真的是非常希望智库们可以给这些企业好好地提供一些建议，同时也对相关的政府部门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觉得中国的孔子学院是非常成功的案例，所有的人都在研究学习。据我的初步印象，我的同学里大致有百分之五十都是美国的80后外交官，也有以色列、沙特、突尼斯、菲律宾等国的负责公共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相信他们在讨论孔子学院和时代广场广告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什么阴谋或阳谋在里面，应该是真正的畅所欲言了，他们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我今天在这个群里再呼吁一次，希望各位能够给这些企业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建议，所以非常希望智库走出去！

    那么关于具体走出去的方式，在说之前，我还是想跟大家互动一下。目前，察哈尔学会在智库排名中位居独立智库榜单的第45名。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排名里最赚钱的智库是哪里吗？据我所知，就是现在世界上最赚钱的智库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

    比如我们的客户是一家外国企业，他们在上海设立企业之后，一旦他要搬地方，那么他的很多注册登记是要随同变更的，其中有一个需要的变更就是要税务登记，确认的话就需要到上海市的其他区，那么他向谁求救呢？当然是包括安永在内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就是用了之后，他还是最终找到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了解了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操作方式。他们里面有退休的税务局局长，还有海关退休的官长做顾问，当然现在这些顾问似乎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他们无论是从政策、规定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有不同的顾问，而且他们在提供咨询后能够收取相当的费用。

    那么，我们自己的企业走出去用谁呢，据我所认识并敬佩的一个负责“走出去”企业的上海负责人也说可以用“四大”，因为他们是国际化的，如果我们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到美国，我们能不能找到这家事务所呢？很难。因为好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会计师团队，基本上已经被这些事务所并购了，据我所知至少在上海是这样的。而在平时，至少在上海，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听到这几家会计师事务所，在宣传他们正设立的新的律师事务所。

    我非常想和群里的大家一起走出去陪着我们的企业，当然，我们要在当地找到熟悉当地一些法律法规及政策的中国人、华人华侨和友好的当地人。刚刚说到的那位在上海负责企业“走出去”的这位是我非常敬佩的领导，他现在组织各机构企业在为我们“走出去”企业提供信息，包括当地的法律法规当地的政策动态，以及当地的环境安全。这些人所参考的资料是英文的，那么这些英文材料在制作时的文化背景便是他所提供对象的文化背景。

    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中国曾经自己进行商标法的修改的时候，英国的商标协会就在上海直接用了几个律师的证，设立了一个叫律师事务所。他们出工资请这些律师事务所直接到所有的各个地方的法院、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的法院去收集有关商标的案例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政策态度。关于所有法官对这些政策的想法，他们也让这些律师提供有关的资料给法官，把它们对于商标的价值观推广出去。那么，我们这方面的行业协会有没有一起伴随着走出去呢，有没有附带一些智库的功能呢？

    接下来，我来讲讲智库可以提供的几方面帮助：

    一是在本国政府方面的帮助，智库归根到底是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的机构，智库可以通过政府渠道，让政府为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二是对企业直接的帮助，智库所在的机构不仅仅可以为政府服务，也可以为企业服务，智库可以承担一定的咨询功能，利用自身人才以及对外交流上的优势，为企业提供跨文化应对方案；

    三是智库为主体的公共外交。中国智库可以利用自身人员的人脉基础，为企业提供实际的在海外公共关系、公共外交上的帮助。也可以像布鲁金斯、卡耐基进驻北大清华那样，在海外开设机构，与企业随行。

    通过今天的交流，希望我们能够进行更多跨界的意见交流、信息交流。

【问答精选】

    Q: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华侨华人这一特殊资源该如何利用，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利弊？

    A:现在中国包括侨联侨办、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华侨华人资源，据我所知，上海的侨联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就在美国、日本新设了驻当地的联络机构。他们新开了一个概念叫“新华侨”，希望可以因此利用好他们在当地的信息，也推进他们更进一步地走进当地的主流社会。

    Q：走出去后的中国企业就是中国海外利益的一部分，保护好(我们的海外利益)是发展好(我们的海外利益)的前提和条件。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做好顶层设计很关键。在海外安保顶层设计方面，国内智库应该怎么做？

    A:我想还是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一起做好真正的调研，针对全球、对当地、国内，立足自身实力、现状、未来，进行顶层设计。

    我想有关的顶层设计，一定是建立在充分深入的数据研究的基础上，所以这些设计一定要靠智库老师们了。那么这个老师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参考的是一些英语的数据，但是一带一路包括海外利益，英文国家的这些资料是足够的，因为这些资料的研究背景是基于他们的语言后面的这些文化以及他们所需要使用的这些企业的本身所具有的，包括宗教因素以及历史因素所形成的文化。

    所以我们中国自己的智库真的应该在当地设立一定的研究机构并和当地有关部门合作，例如当地的中国银行，或者当地的国有企业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

   Q：请问为什么现状是中国企业与智库结合不深呢？是中国本土智库不完善还是中国企业没有这个与智库合作的意识？

    A：我个人认为是中国企业缺少与智库合作的意识，同时智库赖以生存的经费来源如果不是企业来采购的话，也需要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所以，我非常主动的举手，让察哈尔学会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我们更多的是想提供一个平台，让智库和企业进行接触交流。我们有察哈尔上海沙龙，请企业来沙龙提出他们的疑惑，请智库的老师给他们一些建议。相信老师们会比我说的更加好，更加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