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欧亚倡议”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如何对接？如果韩中两国能够达成共识，该对接将会产生东北亚和平共赢、共同发展的多重效应。韩中两国主导与其他国家合作，能够在东北亚地区建立能源开发合作机制，将会推动东北亚地区产生新经济共同合作发展模式，并缓和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效应。如何实现东北亚的“共同现代化”，其启动的关键主要在于韩中两种倡议的对接。

一、“欧亚倡议”和“一带一路”是“共同现代化”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2013年10月18日，为了与欧亚地区国家合作，韩国总统朴槿惠提出了“同一个大陆”、“创新的大陆”以及“和平的大陆”为核心的“欧亚倡议”：第一，“同一个大陆”，主要指的是扩大交通、能源以及通商的网络；第二，“创新的大陆”，主要关注在于推动欧亚大陆的创新增长动力，扩大人员和文化交流；第三，“和平的大陆”，是指由于“韩半岛[1] 信任进程”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并谋求东北亚和平安全。

“欧亚倡议”有如下具体内容：第一，提出从釜山出发，贯通朝鲜、俄罗斯、中国、中亚、欧洲的“新丝绸之路铁路（Silk Road Express，SRX）”构想；第二，2013年11月朴槿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脑会谈中，共同认识到连接韩半岛纵贯铁路（Trans-Korean Railway，TKR）和西伯利亚纵贯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TSR）的必要性，并签署参与“罗津—哈桑”项目的谅解备忘录（MOU）；第三，连接中国横贯铁路（Trans-China Railway，TCR）、西伯利亚纵贯铁路（TSR）和蒙古横贯铁路（Trans-Mongolia Railway，TMR）；第四，先连结好南北朝鲜内部的断道铁路和高速公路，再对接韩半岛外部的铁路；第五，自2015年起，促进“欧亚丝绸之路友谊项目”和创设“韩·中亚合作事务局”。

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为了“一带一路”的成功发展，中国还提出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共有57个国家，包括地区内37个国家和20个域外国家。

2003年8月27日，中国第一次主动介入和大力推进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是“六方会谈”，但最终将被历史证明其不可或缺性。新时期的中国外交需要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重点在于如何量力而性、互助互利的前提下，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战略援助也公共产品。 长期被动中崛起的中国终于向世界主动提交了“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即“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

如果假设从谋求自身利益出发的“民族国家”与谋求共同利益出发的“国际体系”为现代化的主体标量，同时“经济增长”与“全面发展”为现代化的目标标量，试图初步梳理现有最影响力的现代化理论，不难发现如下分析结果：第一，“经典现代化理论”是民族国家本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第二，“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是国际体系本位，仍然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第三，“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全面发展（主要是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中心，但仍然是民主国家本位；第四，“共同现代化（Common Modernization）”是以国际体系为本位，全面发展为目标。 全面发展不仅包括传统领域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等领域，还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社会、文化、气候、环境、能源、人口等涉及到全球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全方位发展领域。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特征就是“共同现代化”，其特质在于：第一，其目标在于实现“共同利益”；第二，其主体是多个国家组成的“共同体”；第三，其原则在于“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合作共赢”；第四，其内容是互联互通为主线；最后，其实现方式是国际合作为核心。“一带一路”倡议是典型的新外交，包括“亚投行”都是中国新常态外交战略。为建设“一带一路”有如下五个合作重点（“五通”）：首先，加强“政策沟通”是其建设的重要保障；其次，“基础设施联通”是其建设的优先领域；再次，“投资贸易合作”是其建设的重点内容；第四，“资金融通”是其建设的重要支撑；最后，“民心相通”是其建设的社会根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合作共赢的新经济秩序，同时创建共同安全的新安全秩序。它在现有地区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由于开放包容的基本精神，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以相互对接和优势互补推动实际措施。

二、韩中FTA的生效是两国战略合作的新舞台

中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对于两国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中韩FTA是“高水平、全面、利益大体平衡”的协定；第二，中韩FTA具有四个“第一”：1）中国涉及伙伴国别经济规模和双边贸易额“第一”；2）中国“第一次”承诺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3）“第一次”以附件形式列明了特定领域的合作内容；4）是东北亚地区“第一个”自贸协定；第三，中韩FTA将对两国和亚太区域产生多重供应效应：1）中韩两国将获得客观的宏观经济收益；2）中韩双方的多数产业都将从双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3）中韩FTA将提高双方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4）中韩FTA为中国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拓展了空间。

韩中FTA与韩国、中国迄今为止以其他地区签订的FTA有所不同，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的紧密的国际分工结构基础上达成的FTA，是第一个迈向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一长期愿景FTA，为扩大“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上游参与度，有必要探索韩中相互合作方案。由于韩中FTA的成立，韩中两国应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基于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衔接，形成产业集群化和规模化的效应，推进韩中企业合作投资研发，推动韩中企业开展专利合作。 2015年12月20日，韩中FTA正式生效，两国提高了一系列新的发展动力和竞争力，展开了新型战略合作舞台。

三、如何推动“东北亚能源开发与经济合作机制”

韩国历届政府努力推动韩半岛纵观铁路（TKR）建设项目，从釜山出发，经由朝鲜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横贯铁路（TSR）、中国横贯铁路（TCR）、蒙古横贯铁路（TMR）、中亚和欧洲等横跨亚洲和欧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快速铁路（SRX）”建设构想。同时，韩国政府也一直考虑“中韩海底隧道” 和“韩日海底隧道” 的建设构想，并该构想展开到与俄美白令海峡隧道（Bering Strait Tunnel）连接，建立“欧亚美大陆铁路链”的合作项目，使韩半岛成为“物流产业链”的中心地位之一。

虽然由于东北亚地区存在多种大国博弈和各国的不同应对之策，自然衍生了很难建立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环境。但在经济持续发展方面，东北亚国家都面临了各种不同经济困境。由于韩国加入“亚投行”、朴槿惠总统参与“中国9·3大阅兵”等，随着韩中关系的持续升温，为了找出持续发展的共同动力，韩中两国可以试图建立“东北亚能源开发与经济合作机制”，需要进行如下合作进程：首先，试图结合韩国的“欧亚倡议（Eurasia Initiative）”和中国的“一带一路（Belt & Road Initiative）”，实现相互对接和优势互补的“东北亚能源开发与经济共同开发战略”；其次，让俄罗斯和蒙古参与达成“韩·中·俄·蒙”的“四国能源开发与经济合作机制”；最后，让朝鲜参与而完成“东北亚能源开发与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构想。

在这种合作机制的核心主要在于：首先，以能源开发（包括基础设施）为主的实际合作方式，实现广泛的经济合作目标；其次，以“政经分离”为主，完全排除大国政治安全博弈的根源，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俄关系及俄日关系中的矛盾；再次，建立地区内“纯”经济合作模式。东北亚“共同现代化（Common Modernization）”的发展动力主要在于如何建立“东北亚经济共同发展机制”，其启动点在于如何对接东北亚国家的发展战略，“欧亚倡议”和“一带一路”的结合是一种典型的、模范性的新常态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