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察哈尔学会举办的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主题讨论，暨察哈尔圆桌第33期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圆桌邀请了国内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察哈尔学会的多名学者和专家针对“和主义”、价值观外交等话题进行讨论，中新社、中国网、光明网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报道。

“和主义”由《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察哈尔学会名誉主席赵启正先生提出。中国文化要为世界文化做贡献，最重要的就是传播中国思想。而“和主义”是中国思想走出去最好的选择。这是因为中国的“和”包含着“和平”“和谐”“和善”“和解”“和为贵”“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多种意思，是理国家之间、个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至高的理想标准。“和主义”不仅不同于西方“分”和“对立”的思想，更不是站在自由和民主的反面，而是互相尊重、充分包容。

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在发言中强调价值观外交是必须的，也必须外化为制度安排。历史上英美均通过建立与世界市场同构的，具有普遍的、开放的、分布式特点的价值观，并将其外化为一系列制度，这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安翊青在发言中指出和谐、敬业、平等是中国“走出去”企业最重要的三个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外交不能脱离国民，也要更多的体现在公共外交中，更需要找到人格载体。山东政法学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范磊认为“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精髓，但在运用中应注意表述方式和国际法要求。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鹏指出鸦片战争前的古代中国一直讲究“和而有序”的参与对外关系。但晚清以后出现了“无序失和”的状态。进入新时代我们则需要对传统央地关系结构进行扬弃：和为积极之和，序为协力之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在发言中认为文明是价值观外交的精髓。中国价值观外交主要两方面，一是和主义，因为只有安全与和平是可持续的，才能真正改造这个世界。另一方面是发展主义，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重要领域。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葛红亮认为“新安全观”产生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对话中，在实践中面临了一系列挑战。中国唯有与时俱进，抓住契机才能维护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清华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强调目前中国价值观面临全球化、网络化和功利化的挑战。因此，我们要格外关注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支持年轻人的观念，顺应时代主流。价值观外交要依靠民间力量，更要走世界阳光大道。

本期《察哈尔快讯》根据圆桌会议的现场录音整理而成，主要收录了参会专家发言的主要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