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察哈尔学会自2014年以 来也将“冲突与和解”作为学会的主要工作方向之一，很高兴与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探讨和平问题。公共外交的目标不止是改变国家形象问题， 更应关注世界和平问题，应推广和平学。以东海现在的局势，是谁在管控危 机？因为东海问题涉及了许多层面，上中下都有。所以思路很重要，管控危 机者要知道，所涉及的与危机有关系的各种不同主体，各自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是在管控危机之前就要解决的问题。

吴正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谢谢邀请我来参加。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

我想谈的第一点就是管控危机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杜懋之先生讲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日双方在近期之内是不可能解决领土纠纷问题 的。像邓小平当年讲的一样，现在我们这代人可能还没有这个能力。那怎么办呢？如何防止它成为中日关系当中一个隐患，如何防止这个地区的军事冲 突不断升级？就要管控。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跟日本之间是这 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也是一样。在目前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管控，防止失控，这是最主要的。管控机制要不断完善，不断充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局限，它不是万能的。

第二点，在我们谈管控危机的时候，我们不能脱离中日关系的大背景，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中日关系的历史。中日两国交往几千年，但中日交恶才一百多年，中日几千年的交往当中始终中国是占上风、占主导地位的，各个方面我们始终走在日本的前面，但是近代一百年中国落后了。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接触过一些日本的外交官，他们提到，本世纪初的时候他们认为“中日双方现在是处于同等的地位”，没错，是这样，那时候我们没超过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GDP超过它了，这才刚刚开始，我们要恢复历史原来的面貌。用这样一个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信心。 现在中日双方GDP的对比差距已经很大了，我们已经是它的一倍多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相信各方面我们都会超过它，这是不争的事实。

总的来说，我们要看到大的趋势，我想未来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并不是说中日中间没有问题，问题很多，刚才诸位也提到了，特别是历史问 题。但是你能指望安倍有多大的改善？难。能够完全得到中方和韩方的满意？难。但是不管怎么说，缓和东北亚的紧张局势，缓和中日的紧张关系，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

现在各个方面的交流都在不断加深，就像四点原则的共识里面说的一 样，都在一步步往前走，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这点我们不能忽略。我们在设计危机管控方案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点。

张良福（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所）：现在中日在东海上空 的威胁、各种意外事件明显上升了，但同时应该看到，从去年10月份中日达成四点共识和习近平与安倍会晤以后，中日关系在这方面走向缓和了。现在 两国在海上的防务功能，还有外交部门之间的磋商机制应该说基本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磋商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以后都中断了。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国的磋商机制今后会不会中断？尤其下半年，会不会因为安倍的一篇讲话就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磋商机制给中断了？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下半年不管是因为钓鱼岛，还是海上石油事件都很有可能中断，当然这种中断对中日双方都是不利的。

中日双方怎么样正视现实，要有新的思维。正视现实，对于日本方面来讲恐怕在东海就是要认识到钓鱼岛是有争议的，如果日本人还是顽固地坚持钓鱼岛没有争议的话，那么危机管控也管不下去。第二个是对海上的划界，日本人如果还是顽固地坚持分界线，不承认双方在海上存在划界争议的话，那么很显然也是不现实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这是一个现实。

我们要看到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亚太地区，中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刚才很多老师都提到了，远的历史不讲，现在至少中日 两国两强并列，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双方都要相互适应，日本人要适应一个崛起的中国，那么中国人也要适应和日本人两强并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第一个方面，处理中日关 系，不管是日本人看待中国还是中国人看待日本，恐怕都要跳脱过去这种中 美日大三角关系，淡化这种意识。如果我们继续纠缠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恐怕难以有新的发展。相反，应该着眼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日两国一定要从如何和平共处、如何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做贡献这个角度来思考彼此的关系。如果说我们还只是从大三角关系的角度来看，看不到两国之间力量对比变化之后新的国际格局的话，那么中日关系的前景仍然很难预测。如果中日两国都能够把两国作为两强，同时又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来看待，必须要从地区和平稳定、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三角关系的角度。所以我觉得要有一种新的思维，不管是我们还是日本人，都应该淡化这 种三角思维。

杨丹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战略研究院研究人员）：刚才洪老师提到的东方文明，日本、中国应该从文明的视角来考虑，怎么样处理这样一些 问题。但是我恰恰认为日本和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分歧的，日本现在可能更接 受的是美国倡导的规则主导的作用，可能日本会觉得中国的表述更加模糊不 清，就像我们提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人就认为我们就没把它讲清楚，到底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怎么去建。这里面存在一个双方认知上的差别。 在谈的过程中，日本可能更讲究规则和细节，讲究细节也是日本一直的传统。在谈危机管控的时候，如果中方还是比较模糊，日本更强调细节、更强 调规则，谈起来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第二个观点，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围绕钓鱼岛这个海域的危机好像在下降，在其他的海域有所上升。其实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周边很多地方，在全球范围之内日本和中国的竞争其实是更广的，所以有人也在说钓鱼 岛的竞争不是完全一个岛的竞争，现在最大的危险变成中日双方一种战略性的竞争，也许中日双方都想着下一盘更大的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危机管控的谈判、协商成为一种讨价还价的平台。就像日本在中日韩合作和TTP这个问题上，如果日本觉得在中日韩合作中需要得到更多的筹码，他可能在TTP表现出一个姿态，愿意加入TTP，但是跟美国谈的时候没有表述愿 意在中日韩合作方面做点事情。也许对日本来讲危机管控这个谈判就是一个交易的部分，对中国来讲其实也可以理解，完全可能是这样，所以双方谈危机管控的诚意，我觉得需要有很长时间的信任感的培养。

第三方面，刚才一位老师提到了跳出大三角，但是我认为其实我们无法跳出美国因素的干扰，它是一个无奈的局面，不可能割裂美国的存在。也许安倍4月份访问美国之后美日达成一个大的交易，也许对于危机管控来讲它的分量会下降，这是我的一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