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卫（赵进军大使夫人、中国驻法使馆原参赞）

各位年轻的朋友，我环顾了一下，在座肯定是我年龄最大，基本上全是新朋友，第一次见面。我将要进行的发言可能跟这个主题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公共外交跟政府外交实际上是两个渠道。既然请我来，可能大家对于政府主导的外交这一面，尤其是女同志在这中间是怎么工作的、怎么发挥作用，有一点好奇，希望了解，所以我也就接受了邀请。

下面我就根据自己从事外交的经验具体谈谈：

首先，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它的主导当然是政府与官方的行为，外交和国防大权在中央，它的授权是有限的。我们作为官方外交的具体实践者，也永远是授权有限。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尽可能比较完美、准确地去体现国家的总体外交方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的公共外交开始进入了国际友人的事业。

先来讲公共外交和政府官方外交的关系吧，我觉得公共外交是官方外交的强有力补充。随着国家地位的提升，公共外交在我们总体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也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家的参与力度也越来越增强。像我作为前外交官，从外交一线退下来之后，实际上有意无意的我也加入到了公共外交的行列中，因为作为一个前外交官，无论是我们的国人还是外国朋友们，他们对你是有一定兴趣的，无论是在任还是退休以后，和你在不同的年龄层次，通过你的视角来看你的国家、来看外国，都是他们感兴趣的。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大有可为的，当然你们就更加大有可为，我们是发挥余热的问题。

如何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外交外事人才？过去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披着一层面纱，年轻姑娘们提的问题往往是外交外事人员对于外貌、身高各个方面的要求是不是比较高。

我认为对外交人员来说首先要求的是什么？忠诚。忠于谁？当然是自己的国家。再一个就是责任心。责任心如果再提高一点来讲是使命感。对于我们初涉外交界的年轻朋友来讲，从周总理到近些年的历任外长中比较负盛名的钱其琛同志，都对大家提出了一个“文装解放军”的要求，我们虽然没有穿军装、没有肩章，但是对外交人员是准军事的要求，叫做“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也叫“文装解放军”。从涉入外交界开始，我们就如此要求自己的，所以对于它种种的纪律限制，我们当年觉得应当如此。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国际，实际上这种纪律的要求是越来越放开了。很简单地讲一点，当年我们一跨出使馆大门，必然是二人同行，而且夫妇两个人还不算二人，即使你们散步也得邀请一位朋友。当然，因为当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尤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间是一个被包围、被围堵、被策反的重点，所以安全是这条纪律的第一个考量。对于个别意志薄弱者要防止他叛逃，这当然也是考量之一。因此，对于一个外交外事人员的首要要求是忠诚和使命感。

当年外交人员的待遇实际上是很低的。这个“低”不是说跟贫下中农这样去比较，而是跟国际上的外交官来比较，因为当年我们经济上还是比较弱的。我是1973年进入到这个行列的，1973年已经不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年代了。我一入部先接受了一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那时候没有什么业务的培训，就直接派往驻外使馆工作去了。我是从北京到比利时——我的第一个对外岗位，在驻比利时使馆工作了6年。我们第一次出国，那时候是两年才休假一次，是不能带孩子的。因为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当年是五年制，我离开北外就进了外交部，中间是上山下乡、搞运动等等。

第一次出国是坐火车，感到非常的新鲜，因为第一次跨出国门，从（二连浩特）经过蒙古、外蒙古，再进入西伯利亚，再看贝加尔湖，简直像大海一样的浩瀚，那么的湛蓝，美丽极了！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新奇和兴奋。其中两次休假和我们最后的调回依然是坐火车。但是当你已经坐了4次火车之后，给我的只是一种郁闷了。那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国力不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即使我们的外交人员比起今天来，人数要少很多很多，但是国家依然没有这个能力为我们支付飞机票。当时大使、参赞可以坐飞机，参赞以下的各级外交官都不能坐飞机。外交官的层级首先是工作人员，也可以叫做“职员”，没有外交身份，也没有外交豁免，从护照的体现是蓝皮或者是绿皮护照，当了外交官以后才可以拿红皮护照，所以低级的外交官是随员，然后是三等秘书、二等秘书、一等秘书，然后到参赞。按道理讲，这都是一种国际习惯的排序。但是到参赞以后，什么公使衔参赞、公使，各个国家不太一样了，反正最顶层的是大使。我们国家的驻外大使，如果从行政级别来讲，是从副司级一直到副部级。到副部这一级的大使，是我们驻外大使里面行政级别最高的一级大使了，这个主要取决于我们跟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个国家在国际地位中间能发挥的作用。

“弱国无外交”，尽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已经顶天立地了，但是外国人把中国看成一个“好斗的公鸡”，他不太敢惹你，但是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我们说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他们觉得我们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我本人没有太经受过饥饿的折磨，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民在那时候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他们依然热爱这个国家。所以在公共外交的场合，其实我发言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一直特别强调一点——爱国主义是永远要宣扬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纠缠于一些业务，我觉得你只要有一种强烈的爱国心，有这样一种使命感，那么你干好自己的工作，在应有的国际场合，哪怕你的知识不是很全面，或者当人家问到一些专业问题的时候可能把你问住，但是你可以很好地体现你作为一个中国妇女在这种场合应有的风采和智慧。所以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对于国家的热爱，我认为是第一位的。

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公共外交的论坛，听到有一种议论，说：“现在应该是一个突破国界、追求一种普适价值时候了，我并不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我为我所代表的一种价值而自豪。”我可以理解他的发言，但是我鄙视这种发言。我认为即使在美利坚这样一个比较受追捧的国家，也依然把爱国主义作为他们非常推崇的主流价值。现在我们年轻人看很多的好莱坞大片，但是你看大片宣扬的是一种什么？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依然是摆在第一位的。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不管他的文化水平高低，他都会受到尊重。所以任何时候，一个叛徒永远得不到尊重，哪怕是敌对方的尊重。我觉得对于有志于从事外交外事的人来说，忠诚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

那么这个责任心就体现在你的使命感上，就像我讲的，其实外交官的待遇随着我们国力的提升也是在同时提升的，现在的水平已经比我们当年好得太多太多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国内的各个阶层中算起来，它依然不是一个高收入的阶层。钱其琛副总理主管外事的时候，他对新入职的年轻同志说过：“如果你们想发财，我劝你们今天就不要进入外交部。近几年，因为我距离外交部远了一点，不太清楚，但在国外工作的那几年我知道，每年外交部会有几十位入部一两年、两三年的年轻同志又离开了外交部。他们所感觉到的就是收入太低，晋升太慢，约束太多，我承认这是一个现实。所以我觉得支撑你想要做外交官，吸引你的不应该是灯红酒绿，不应该是美食和华服，而是你在那样的一个国际舞台上，你可以代表自己的国家，你可以为它服务，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和荣誉感。如果你们的子女有志于成为外交官，那么我觉得他们首先应该具备这样的一种理想，而不是觉得我可以成天拿着香槟跟人家碰杯，或者我可以看花花世界。

我讲的第二点，就是如何来选择这样一种人才。作为你们现在在各个层级上负有一定的责任的领导同志来说，在挑选你们的助手时，我觉得首选的条件也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单纯看他的学历多高、他的形象怎么样。这是如何挑选人才的问题。

关于“弱国无外交”这个问题，我也不必多说了，我就讲几点具体的例子，大家可以知道像我从事外交40多年，外交的变化情况。单讲驻法使馆这么一个使馆，我是1983年第一次到法国使馆去工作的。那时我们的办公桌全是非常旧的，1964年中法建交，那个房子是我们继承的国民党时期的不大的一个房子，大家基本上住的是“鸽子笼”。

大多数人的配偶都没有随行，更不要讲孩子了。我是在比利时工作两年之后，已经接近30岁的时候怀孕，然后长途跋涉，路上10天，加上在北京停留几天。我在北京没有一寸地皮，因为那时我跟我的爱人分别从外地考入北外，然后进入外交部，双方父母不在北京，部里没有条件给我们分房子，所以我又到成都，把孩子生在那儿。那时候的产假一满，我就坐火车到北京，然后再坐火车到我的岗位去上班，从那以后就是两地分离，通过我的母亲、妹妹给我写信，给我寄儿子的照片。我当时带了这么小的一个塑料娃娃，我觉得它跟我刚出生的儿子很相像。当我抱着这个小塑料娃娃拍了一张照片发回家的时候，我母亲看到的第一眼，她流泪了。

我们当时的办公条件，除了破旧的家具之外，每个人的前面有一盏台灯，因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从早上睁眼开始就要看大量的电视、报纸，然后在黑屋子里，拉上窗帘来写报告。我们的台灯是海运牌的一个没有被刨光的非常粗糙的木板钉的十字架，架上一个白炽灯，基本上我们终日是在这样的灯光下办公。

我在比利时6年期间，从来没有在外面的街上喝过一杯咖啡，因为当时给我们的钱不叫做国外工资，因为那时国内工资是保留的，我56块钱的工资，使我得以抚养我的孩子。

在国外发一笔服装补贴。比如说我在国外几年，我的衣服是需要更新的。那时候普遍的生活水平很低，第一次出国置装，发给我个人800块钱，因为我们属于温带，根据你去的地方是热带、温带还是寒带给你不同的置装费。我第一次出国是最低级别的，800块钱，但我非常满足，因为我从内到外、从头到脚可以置办两双皮鞋、两身套装，反正就是毛料的衣服，外衣几身，然后棉毛衫裤，因为那时候一切都要券。整个这么大的箱子，四季的服装全拿过去了。因为怕托运，给国外人员每月多少钱呢？我们当初的级别，42块钱人民币的外汇，折算成美元大概是5美元，显然我不可能在比利时的餐馆吃一顿饭，我也舍不得用这个钱去喝一杯咖啡，所以我们几乎很少去逛商店。

外国人放两天假，我们只放一天，实际上只有半天，因为还有半天是学习，学毛主席著作，然后内部讨论，提高思想，大概只能有半天的休息时间。那时考虑到个人的东西是很少很少的，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工作。我们的生活状况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在比利时，有好几次碰到有人在后面叫我“先生”，我心里想，我虽然不是那么的柔美，不是那么的女性化，也不至于被别人称为男士啊。后来比利时的朋友跟我解释，“因为从后面看我们很难区分你是男是女”。因为我的个子不算很矮小，穿着平跟鞋，衣服没有什么线条，尽管全是毛料，头发是直直的，因为70年代的时候外国人的头发五花八门的，所以我经常被称为“先生”。

从那样一个时代到现在，等我当了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夫人，当然我一直是参赞，我有我内部的工作，同时也有很多对外的工作。那个时候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即使从服饰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本身不是属于艳丽型的，从符合我身份的角度判断，我觉得还是非常能够出得了场的，就是可以到达这样一个水平。年轻的外交官甚至于已经可以到外面去看电影、看歌剧，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夫人很辛苦，在使馆也没有工作，那么每个月或者每周领她到法国的餐馆，尽管不是特别高档的，去吃一顿饭，现在都可以做到了。单纯从生活水平来讲，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当年因为通信的限制，我们驻外人员是通过外交信使来跟家里保持联系的。即使像我们在法国——属于跟国内交往和通讯非常便利的地方，信使也是一个月来一次，所以我们对信使热烈的期待程度是现在的人体会不到的。现在电子邮件、视频电话全都可以了。

我讲“弱国无外交”，只是希望大家对外交人员多一点了解，实际上他们的命运和他们自身的生活品质实际上跟国家的发展完全是连结在一起的，在座的各位也都是一样的。我记得第一次回国休假的时候，我不是四川人，由于我父母是军人，所以我在成都。我回到那儿去的时候，引起我周围邻居的好奇，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少见到外交官。一听说我回来了，“啊，外交官回来了！”都来看我。见到我的第一眼，他们大多表现的是非常的失望，说：“你难道就是这样的吗？”我说：“是的。”不同的一点，可能就是我在出席外交场合的时候换了一身毛料衣服和穿上一双皮鞋，从外形来看仅此而已的区别。现在更没有人觉得外交官应该有一个特殊的形象，因为你们在座的各位可能会比外交部里很多很多的外交官更时尚，这点已经完全没有差别了。

当70年代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虽然我的阶位比较低，只是一个翻译。在北外说是学制五年，实际上“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二年级学生，由于总理的关怀，我们又回去进修了一年。我们那两届的人充其量学了三年，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培训，我也没有当过留学生，那时候驻外使馆里懂外语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所以翻译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在使馆工作6年回来瘦成了马竿，面带菜色，血色素只有7克，非常繁重的工作。到北京医院去，一化验血，一看我的医疗单位——外交部，在驻外使馆工作，医生说：“你是在非洲吗？”我说：“没有，我在比利时。”“生活很富裕，条件很好，难道你们的伙食很差吗？”我说：“我们的伙食很好。”唯一的一点解释就是工作强度太大。

作为翻译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大使、大使夫人不管参加什么活动都需要翻译，按照我的级别，我见不到比利时国王，因为我陪着大使、大使夫人，所以最高层的活动见识过。那时候中国在他们眼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或者说他们觉得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点可怕的国家。尽管从五千年的文明史来讲，他对你有一份尊重，那是对你的历史的尊重，但是你作为共产党人，或者说共产党人担任的中国的外交官，你是什么样的，他很好奇，所以他们更多的觉得你们很神秘。

我1973年到比利时使馆工作，1972年中比才正式建交，他们对中国一方面好奇，另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了解，所以大使交往更多的是跟当地的友协。当时友协的组成人物各个阶层都有，但是有相当一批是属于劳动人民这个层级的，他们有扫烟囱的工人，挺有意思的，是工会的一批人。他们说：“老板永远别想把我给干掉。”因为工会的领导是受法律保护的，即使发生劳资冲突，老板是无权解雇工会领导的。他说：“我们的老板太无知，有一次想把我给解雇了，结果他赔了我一大笔钱，因此我买了我的小房子。”一开始我们接触到的圈子不是很大，大使更主要的工作对象是通过友协去实现的。

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日益强大，外交官的强大后盾是祖国，是在国家自身的发展上。随着国家发展，不需要去交换什么，这些朋友自然就来了。咱们不能说八方来朝，但是他以与你结交为荣。

作为女性，经常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一直都是陪着赵大使出去。”我说：“我不太希望你用‘陪着’，因为我第一次到驻外使馆去，我是非常独立的。”当时陪着的挺多的，很多驻外男性外交官的配偶在使馆里是没有工作的，或者本人不是外交官。因为我跟我的先生是北外的同学，我们同时入部，使馆又需要，因为当时懂外文的很少，所以我们同时分到使馆，然后各干各的，我的辛苦程度一点也不逊于他。到我当参赞之前，我们始终是各干各的，所以我不依附于他，尽管我非常崇拜他，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等我到了大使夫人这样一个地位，我出国的时候外交部干部司问过我：“你的护照上给你写什么，你可以自己选择。”因为我是使馆参赞，所以我可以选择写“参赞”，也可以选择写“大使夫人”，只能写一条。后来我想了一想，还是“大使夫人”吧，因为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对“大使夫人”的礼遇几乎等同于大使。因为参赞在使馆可以有很多个，尤其像法国使馆是属于特大馆之一。我们驻外的使馆规模不同，有比较小的使馆，有中等，有大馆，法国是属于特大馆。我们参赞要上外交官名册的，法国使馆有20多位参赞，因为各个不同的业务部门由国内的主管部门往外派参赞，比如说教育、文化、科技、商务等等，都是国内不同部委派出去的。外交部的参赞一般称为“政务参赞”和“领事参赞”，这批人是外交部派出的。像在非洲使馆就一位参赞，其他的业务部门的参赞是另一回事，外交部只派一个参赞。像在法国使馆，外交部派的政务方面的参赞就有五六个，包括领事参赞。我当时选择了这样一个头衔，不是为了我自己获取什么东西，而是便于我的工作。其实法国人也会去翻你的简历的，他知道你是什么来路，也不会把我看为普通的家庭妇女。

实际上很多男士抱怨，中国妇女不是顶半边天的问题，尤其在家里，大半个天，说现在是男性求解放的时代，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讲还真有点这样。老一代是男的压着女的，到我们这一代是平等的，到下一代，到我儿子那代，我说：“你基本听媳妇的吧？”，开个玩笑。

我觉得在工作中间没有特意觉得我是一位女性，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我不能怎么做，基本上没有。我们驻外的外交官在不同的岗位上，大家也都是这样自律和自我要求的。当然，外交部希望尽可能多的男性进入到这个部门，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爱护女性的考虑，因为我们驻外的岗位毕竟有战乱国家，有一些很不稳定的地方。从外交部的领导、从使馆的领导来说，可能更希望保护女性，因为他们一旦身处于那种危难的境地的话，可能遭受的苦难更甚于男性，我觉得是一种保护的角度，希望多一些男士，完全不具有歧视的色彩。

当我没有成为大使夫人的时候，我好像没太介意夫人不夫人的，因为我从来也不认为我是以夫人的身份被派出的。但是等我先生成为大使、我成为夫人之后，我开始要动脑筋想，我在大使夫人这个岗位上怎么尽可能发挥我的作用。应该说在使馆的工作，尤其跟大使比较起来，我应该甘为配角，我应该去配合他的工作。大家知道，大使是国家主席任命的特命全权大使，但是国家主席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会给你任何的任命证书，你只是出于偶然，成为了这位大使的夫人。在这种时候，不管你是女强人也好，还是事业型的也好，在这种时候要甘于当配角。有的时候进退有据也应该是我们的一种要求，这是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比如说我跟大使同时去见总统，我不能抢在大使之前去跟总统交流，我没有被如此授权，那时候我应该更多的是一种倾听。

但是我是不是就无事可干呢？显然我有很多的工作是可以做的。外交说到底就是一个交友的工作。当然，当两国突发战事的时候另当别论。两国交战还不杀来使呢，是吧？所以外交在很多时候要体现一种柔性。因为国防和外交大权在中央。现在很多人老给外交部提意见或者寄钙片，我非常理解，但是我觉得大家对这方面缺少对这个问题当然不能讲谅解，还是理解，没有什么需要谅解的，因为我们是问心无愧的，我们多数国家在工作，可能有一些口径或者有一些表态国人不满意，但是什么来体现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呢？我们要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友人、友国，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发展， “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其实俗一点的话——“胡萝卜加大棒”。国防部好像不需要给人家送什么“胡萝卜”，但是有时候这个柔性的一面或者是弹性的一面，不要说“柔性”，就是“弹性”吧，或者当大家群情激奋的时候，战火瞬间可能爆发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战火燃烧，我们不希望生灵涂炭，在最后一刻我们要争取和平，所以我们应该永远高举和平的旗帜，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从来没有对外扩张过。为什么我们要被人家塑造成一只“好斗的公鸡”？我们只是在抵御外辱，不能接受别人对我们的侵略，但是我不侵略别人，我希望你认识到我是一个和平的人，我所有的愿望是希望我的人民幸福，同时我们跟你们都处于友好的关系，我们共同来发展，我们传递的应该是这样一种信息。当需要强硬的时候，自然有有关部门来表态，这是中央的统一部署，各有各的角色嘛。一个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是如此，黑脸白脸，对不对？为什么大家都要摆出一副黑脸来呢？大使夫人在辅助大使交往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在工作实践中间会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会接触到很多的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去了解一点，哪怕是浮光掠影的。我绝对不可能像你们在座的各位教授和学者，在你们的专业领域我的知识非常非常的浅，但是我希望去学习，让人家看到我这样一种学习的愿望，就是你的这种真诚，这也是我讲的，在交友中间真诚是第一位的。有的人会让别人感觉他的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眼睛，或者他虽然笑脸对我，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觉得在交友中间，我们一定要表现出一种真诚。我们跟所有的国家交往是真诚的，当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真诚时，你是无法做到真诚的。我觉得我是非常真诚地去交所有的朋友，哪怕你是我的敌人。

这里我插一句，当我做参赞的时候，因为在使馆里不同类别的工作我干过很多，螺丝钉嘛，我们当年是这么主张的，即使我完全不知道、不熟悉，但是我要尽力把它做好。我经常讲：“你可以不热爱这个工作，但是你没有权利不把它做好。”一旦我去从事它，我必须要求自己把它做好。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希望把它做到出色。

强硬的时候你需要强硬，交友的时候需要表现真诚。这种真诚跟你的学识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你的知识面特别广，无疑会有助于你的交友。

简单讲一点交友的效果，比如跟蓬皮杜夫人的交往。当我丈夫2003年去当大使的时候，蓬皮杜夫人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她是法国传统右翼中备受尊重的一位前辈。希拉克总统、萨科齐总统对蓬皮杜夫人都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原本她跟我的年龄差距有点大，按说我们不会成为很好的朋友，而且她两次访华之后的几十年基本上没有到过中国，但是我们每次活动请到她的时候，由于前期的友谊的积累，所以只要我们请她，老太太是必来，而且每次来，我觉得她已经90多岁高龄了，我安排了一把椅子摆在那儿，因为是招待会，在面对主席台讲话的时候我请她坐下来，但是老太太坚决不坐，她要跟我并肩站在那儿。这个时候我就拿手轻轻地搂住她的腰，我希望给她一点支撑，她可以感受到我的温暖。

还有一任驻华大使的夫人，在北京我们就认识，因为我跟我先生四度在法国任职，所以跟他们相交相识的时间长一点。当她的先生去世之后，他通过我们使馆的一位参赞告诉我：“我先生昨天走了。”她第一个希望见的人是我，她希望跟我聊一聊，当然我马上就同意了。她非常安详地跟我讲她是怎么发现她的丈夫在床上安然去世的，因为他们分室，然后怎么送走的，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安排。我当时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觉得她为什么对我一个异国的朋友如此的信任，而且当她最痛苦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向我来倾诉，所以我很感动。

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前总理德沃尔·潘，他也当过外长，他的夫人是一个艺术家。我们见面没有几次，我自认为自己的作风是比较自然的，另外比较真诚的。其实她比我年轻很多，但是他们看我们看不大出来年龄。交往几次之后她说：“我见你第一次就非常喜欢。”从此以后她跟我的关系非常的好。有一次我跟大使在外地出差，她给我打电话，突然听见我咳嗽，她说：“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我说：“我这两天稍微有点着凉。”第二天我们使馆的人说：“钱参，有一个宪兵来给你送东西。”我很惊讶，心想我跟宪兵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呀？后来他们说是总理府的，原来她给我送了一盒药来。

举这几个例子，说明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不是仅限于官方表面的。如果你跟高层的关系很好的话，当然大使夫人跟她的先生进行公务交往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在外交用语里有一个词，就是跟你保持非常密切的“公私交往”，“私”这一块显然是会加分的，非常有助于“公”的这一块。

我先生是第9任驻法大使，他是第3位被授勋的中国驻法国大使。我是第9任大使夫人，我大概是大使夫人中间唯一一个被法国授勋的。当然，我的这个勋位跟我先生的是两个类别的，我是文化艺术类的。文化艺术类勋章是表扬你在推广法兰西文化和本国文化，以及中法文化艺术交流之间所做的贡献。

工作方式和内容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正好2004、2005年是中法互办文化年。在我们国家办文化年，法国也是第一家。同时在2004年，中法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又晋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964年法国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跟中国建交，所以法国在我们整个的国际布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是美国的小兄弟，在欧洲这块他永远是跟着美国跑的。但是法国从戴高乐时期起讲究独立自主的外交。在希拉克时期特别强调多极外交。我前天到法国使馆去参加他们的招待会，法国驻华大使再次提出一个“多极世界”的口号，所以我们有极多的共同点，这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经常可以成为盟友的基础。这是对法关系的重要性。

我看你们11月24日刚开过一次会，今天又开，这样一种工作频率和密度使我肃然起敬，你们的工作表现了极高的进取心。咱们是第一次见面。其实我跟察哈尔学会也不能说是非常的熟悉。上一次我到温州旁听了一次会，因为我在温州有很多的华侨朋友。我对察哈尔学会工作的积极性也表示敬意。

对于你们未来的工作，刚才周主席也谈到了很多，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设想。你看，从名字来讲，你“志军”我“钱卫”，除了“李悦”这个名字可以中性一点，可男可女，我们俩的名字基本上会被认为是男性，所以这点也体现了男女平等，这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挺平等的。

从工作的角度讲，回来以后我曾经办过一个叫做“外交官时尚沙龙”。因为当时中法文化年，所以文化交往活动大概有300多项，其中有60多项是特别大型的，包括香街的万人参加的中国彩装游行，因为香榭里舍大街是从来只允许为法国的节庆日搞大型活动，从来不会允许外国为自己的节庆占用香街来搞活动。那是中法建交40周年，法国对中国示好的举动，他们对中国已经开始仰视了。这是香街大游行。还有就是铁塔，为向中国致意，平常的灯光是那样一种黄炽灯，在春节的时候变成了红色。我先生当时去启动红灯，所以我有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回忆。讲到外交部时尚沙龙，因为我在那儿结识了国内一些时尚界的朋友，那么我回来以后，有一次无意识的，他们说：“钱参你退休了啊？”我说：“是的。”他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想享受一个退休老人的生活吧。”他说：“我们建议你搞一个沙龙。”我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麻烦的事。”他说：“就以你在法国的经历，以及法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流，其实你自己搞一个文艺沙龙就挺好。”我说：“我无意搞什么个人的文艺沙龙，我也不具备这样的物质条件。”后来他说：“咱们合作来搞吧。”当时跟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合作。

我觉得你们已经非常的积极和进取了，但是如果你们还想搞一些妇女的活动，尤其是对外也一块的话，那么使团可以跟外交部的妇工委联系。因为我在法国，他们有一个来法协会，就是为在法国的女外交官和外交官的夫人建立的，大概有40多种小组，包括很多内容，烹饪、参观、看行政机构、学外语、到工厂农村，各种各类的活动，然后你自己报名。你们一个是跟外交部妇工委建立一些联系，如果你们想组织驻外使节来参加一些活动的话，另一个还可以跟企业有些联系，因为搞这个活动肯定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