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启荣（外交学院党委副书记）

今天上午到现在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确实收获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启发，因为我觉得现在谈中国的新外交，确实是令人眼花缭乱，应该说目标、观念、理念都很新，我觉得从过去十年中国外交来看，在我们的外交操作当中，经常是以己度人，拿自己的一厢情愿去套，觉得我们有美好的愿望，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接受或者怎么样，就自然惠及别人了。刚才几位专家也都谈到了，很多情况下你投入了很多，人家不一定说你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沿途涉及到50多个国家，可以说情况千差万别，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你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落实，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矛盾，这些不是靠中国力量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这个目标提出来以后怎么去落实？ 

在考虑外交的时候，它确实是必须跟国内政治密切联系，如果国内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做好，你怎么能够有说服力？怎么能够做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它要投入相当的资金，国内目前无论从经济，从各方面能不能支撑得下这种“一带一路”建设？还有就是这么多年，我觉得在中国外交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外交当中经常是拿国内的治理模式去套，好像觉得经济关系发展了，自然而然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像我们在中国跟周边国家关系当中，我们的投入已经不少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给周边带来很多利益，但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并没有呈正比的增长，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还有刚才讲到公共外交的问题，如果我们国内在推进外交的过程当中只注重走上层，只注重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打交道，忽视了草根，这个状态是不能持久的。随着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国内民众对本国政府的制约、对外交的制约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们相应的工作是存在很大的短板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在反思中国外交的时候，有很多问题都需要去进行深入思考。“一带一路”的推进，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带一路”发展将来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于洪君（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公共外交季刊》编委）

园区的事讲得多，做成的少，但是恐怕不是说非得按照中国的模式，这个必须得人家国家同意。到非洲我们看了中国人搞的几个园区，也不太理想，地也圈了，盖了几个房子，就是筑巢引凤，但去的中国公司不多，其实就是摆摊卖货，还有卖卖建材，把国内的门、瓷砖卖过去，搞产业的不多。还有我们搞了以后，周边的基础设施当地政府没有钱搞，都不是我们政府项目，是一些企业搞的园区。

所以每个国家不一样，在中亚，像我们想在乌兹别克斯坦准备搞园区，20多年了，一直在纸上谈兵，为什么呢？这个钱到底谁出，协调不下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必须得和当地结合起来，现在更多的是企业在搞。马来西亚在广西搞了一个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中国在马来西亚搞了一个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园区，这是有些政府背景，但是更多的是民间机构。现在在国外搞得比较成功的园区，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还没有看到一个，很多都在做，搞一个园区有时候要几十年，形成一个模式恐怕也不容易。

闵 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我第一次参加察哈尔的会议，我去年到今年在以色列大学留学了一年，国家公派，我在这里谈一下我的困惑，我把以色列、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基本上跑遍了，中国在以色列有两个孔子学院，在巴勒斯坦什么都没有。中国在以色列有很多的留学生，巴勒斯坦却很少，但是我跟这两个国家的民众接触，巴勒斯坦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却多于以色列民众对中国的好感，我在想这是为什么。

其实我在以色列碰到一些学汉语的学生，他们很主动就找我，但是他们在孔子学院学汉语或者在汉学院学汉语，他们并没有对中国产生友好的感觉，他们学汉语就是为了赚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怎么来衡量我们的公共外交？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西方国家，他们也很重视开展公共外交，像缅甸、孟加拉和巴勒斯坦这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说落后国家，它们本身不开展公共外交，在不太重视公共外交的国家里面我们开展公共外交，获得的果实肯定是我们的外交成功。

但是很多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它们是不是也想借我们的外交手段来为它们的公共外交服务，这就很好玩，像在上海有一个犹太难民纪念馆，我们中国人在说这个，以色列也在说这个，以色列每任总统访华，都会去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我们修了这个东西究竟是给我们公共外交做平台还是给以色列公共外交做平台？他们在国内主流的报纸，报道的跟我们报道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很重视公共外交，他们在外交部有两个司级单位专门管理公共外交的。

我们再注意一下这几年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很多大国之间签订的人文交流合作协议里面都说到在近五到十年之内要让10万美国学生到中国来，让多少学生到美国去，实现在双方学生的交流上突破多少人数的限制。但是反过来想，我们的10万学生去到美国之后，究竟是公共外交的一分子，还是受到美国价值观的影响，成为了美国公共外交影响中国的一分子，所以表面上看，我们国家主动去搞一些人文交流协议，推动我国的留学生到国外去，是不是国外也有这样的想法，把国外的一些公共外交措施和目标通过我们来实现，这是我在国外学习的困惑，谢谢大家！

夏修龙（九江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也是来自基层的，这次来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因为我们学校对公共外交研究非常重视，先后开过两次公共外交论坛，去年开了一次，今年开了一次首届长江公共外交高峰论坛，然后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我们这个工作也是刚刚起步，对我来说是第二次参加察哈尔的会议，以后还要继续参加这种活动。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国际交流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挂在我这个学院，我想就我的工作，谈一些在这方面的想法。因为我们学院主要是从事留学生管理工作，我们虽然没有在国外呆很长时间，但是跟留学生天天打交道，时间很长。这些学生大多是南亚或者非洲来的学生，通过这么多年打交道，我也体会到这些地方学生在生活习惯、宗教、文化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现在就想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公共外交的研究，关键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特别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怎么打交道，所以我们做这个研究，可能要研究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性，它的国民是一个什么性格，可以说就带着国家的性格。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学生，我不是说他们的缺点，也不是批评他们的国家，我就感觉到有几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第一个是诚信方面比较差，比如说每年我们催交学费，每年都跟在屁股后面催，他说下个星期给，说一百次下个星期都不会兑现，这个事情搞得我们每次都非常被动。

第二点，比如说时间观念，8点钟开会，他8点半才来，他一般都会拖很久，时间观念非常差。

第三个，这个国家感激的情感不是很浓厚，我们中国人说受人滴水知恩当涌泉相报，但是如果你用在他们头上，我觉得你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第一届100多个学生毕业，毕业以后，基本上没有学生给我们写过信，过年过节写个邮件表示感谢，非常少，我们有的学生非常穷，我们给他经济上的支持，包括我自己的饭卡也给他用，他们这种感恩的观念非常薄，我们感觉到花的钱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也许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

所以，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研究这个国家的人很重要，这个人是他们国家的宗教、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各方面集中于一体的结合体，研究这个人的国民心，包括跟他做生意，开展公共外交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切入点，这是我的一点感受。

第二方面，关于NGO。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事实上NGO需要长期培育的，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从我们普通公民来说，要培养一种慈善的心，帮助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从国内的角度先说起，国内的专家中如果没有慈善这方面，就发展不起来。我觉得先要国内这一块做得非常充实、非常到位，才可以发展到国外，当然经济发展是最主要的，其次是政府的引导，还有各方面的倡导，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有一些工作要做。

第三方面，孔子学院。我们学校在柬埔寨开办的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孔子学院，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连续几年都是国家汉办的先进孔子学院。我为什么讲孔子学院？我觉得孔子学院是一个很好的开展公共外交的平台，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平台很好地利用起来。我们的点非常多，汉语培训班开到了坦克兵司令部，开到他的议会，开到他的总理府，都给这些人搞培训，真正深入到了各个阶层，我觉得这一点作为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利用这个平台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最后，希望大家到我们江西九江去指导工作，因为我们学校的领导也说了，长江公共外交高峰论坛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品牌一样开展下去，下次开展这个论坛，希望各位领导和专家去指导，谢谢！